維沃克·保羅（Vivek Paul）於1999年辭去通用電氣醫療系統（GE Medical Systems）全球總裁的職務，加入總部設在印度班加羅爾的IT服務公司威普羅技術公司（Wipro）。威普羅的收入約在1.5億美元左右。至上月保羅辭去威普羅首席執行官兼副董事長職務時，該公司的收入已增至14億美元。如今保羅已成為三藩市投資企業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公司（Texas Pacific Group, 縮寫為TPG）的風險基金合夥人，專攻IT技術與生命科學領域。他接受了沃頓商學院運營與資訊管理教授萊維·阿隆（Ravi Aron）和沃頓知識在線的採訪，談到在瞬息萬變的制藥市場上保持成功的秘訣，以及印度雖盛產博士但創新落後於他國的原因。
阿隆：我想先問個通常的問題。既然你在通用電氣和威普羅有很強的技術背景，而且又精通IT科學（掌握所有的細節技術），為什麼會突然轉而涉足生命科學？
保羅：首先，我在TPG並不只是從事生命科學，我其實將成為兩隻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其中之一是技術基金，我會繼續從事IT專業；另一只是生命科學基金，是在目前的工作基礎上涉足生命科學領域。但剛開始很多人都對此感到迷惑不解，不明白我為何要從IT轉向生命科學。在我看來，這兩大領域都蘊藏著巨大的潛力。
阿隆：您能談談您目前所從事之工作的性質嗎？
保羅：首先，我要提醒你的是，因為我是半路出家，所以對制藥領域其實知之甚少。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對我的工作有著較高層次的把握，但今天我不能告訴你關於我從事的工作細節。
我認為制藥行業正在朝兩個值得關注的方向發展：即傳統的小分子藥物走向終結，時下流行的是顆粒更大、針對性更強的大分子藥物。這兩類藥物其實對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定義這些分子以及將它們與顯像劑相連時要各種類型兼顧，而且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仔細。所以這也在開發和定義顯影劑與新型分子領域製造了更多的機會。
下個問題就是如何生產這些大分子。大分子的生產過程完全不同于[小分子]。大批量生產大分子的難度要大得多。有時甚至需要在大缸裏“烹飪”，而不是在大型工廠裏製造。整個生產工序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知識。倘若摻入蛋白質或分子的方式錯誤，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這也為大分子的生產創造了機會，印度等地的機會更多。綜上所述，過去垂直整合特徵極為明顯的制藥行業，如今開始向水平整合格局邁進。這種情況與電腦的發展非常相似，電腦的發展為新行業的崛起開創了全新的機遇。此外，設備也在不斷地改善，新設備越來越多，功能也越來越先進。我想我也可以嘗試涉足設備領域。
阿隆：這裏有些問題也涉及到研發領域。元件化趨勢正在制藥行業湧現，正如朝水平方向發展的半導體行業。兩年前我們曾採訪過印度山莎生物科技公司（Shantha Biotechnics，總部設在海德拉巴，主要製造重組去氧核糖核酸產品）等廠商。當時他們正在小分子領域進行三個階段的研究。他們說配方是通過反復試驗進行改進，並非是個性化的解決方案。所以如果要找治療色盲的藥物，找到的藥物不是通治色盲的萬金油，就是根本沒有任何療效。於是他們開始對配方、合成和生產三個階段進行研究，並指出合成階段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要進行成百上千次的反復試驗。印度當然是進行合成的理想之地，因為在當地可以很快找到需要的人力資源。還有，您剛才指出大分子的生產工序需要相當多的人力（工序錯誤可能導致分子結構變性），那麼您是否認為印度是大分子時代理想的研發之地？
保羅：你也看到了制藥行業的變化，所以假如印度要承擔更多的大分子研發工作，就會遭遇專門技術和創業生態系統匱乏的問題。這個賭注可不小。許多生物科技公司都推出“明星”藥物，但獲得成功的並不多。作為這些公司的資金提供者，你可能覺得致富完全是場賭博。
阿隆：所以您的意思是風險很大？
保羅：完全正確。而且我認為正因為如此，印度寧願從事更多的加工工作來降低風險，而不願把賭注押在投資上。我想這樣的企業生態系統不可能激發創新發明的才能。
阿隆：既然印度缺乏這樣的創業生態系統，您所在的這種基金公司是否會考慮在印度為企業提供基金？
保羅：我說過制藥行業正在朝兩個方面發展，但我前面只談了其中一個。另一個是仿製藥和在大量藥品都未進行專利註冊的環境中經營的能力。所以談到印度的機會，我想應該是在生產過程而不在於創新。當然這並不是說“永遠”都不可能，凡事都有例外。但我認為我們更應該遵循這樣的思考邏輯：我們能否創立超大型的仿製藥公司，兼具生產勝利、成本優勢以及品牌地位？有很多程式都可以在印度完成，然後再把合同研發和臨床過程等外包，這種做法也很不錯。
阿隆：您說印度可以在生產工序上大有作為，您的意思是否是在美國、德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進行配方研發，在印度製造和生產？
保羅：沒錯。當然我這是籠統的說法，所以從定義上講我的說法不對。但我的意思基本上是這樣。
沃頓知識在線：IT與生命科學，印度在哪個領域更有發揮餘地？與其他國家相比，您認為印度的競爭力優勢在哪里？
保羅：印度的熟練工人數量充足。這意味著印度不僅在成本，而且在生產過程和人力儲備上都具有優勢。所以，我認為現階段的[問題]不是“如何開展藥品製造”或者“如何進行臨床處置。”印度能否在仿製藥方面更有所作為？它能否研製衍生藥品？譬如發明雞尾酒療法，得出不同的治療效果，而不是生產在別處也能生產的單個藥品。這些領域都值得人們關注。
阿隆：過去五年中，威普羅在您的領導下收入急劇增長，它為其他公司開展了許多專屬性的研發工作。您認為其他公司可以複製這種模式嗎？此類服務能否為印度帶來高額利潤和強大的收入流？
保羅：如果您單純指服務業，當然可以。但如果您指的是湧現創新和研發產品的服務業，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坦白說，當人們在我們這樣的服務業工作時，他們就仿佛被切除了腦葉般毫無創新能力。我認為（我希望自己是錯的）在威普羅或其他任何類似公司，沒人會帶著自己發明的產品創建新公司。印度英代爾的員工會帶著新型的晶片離開創業，印度思科公司的人也會推出自己發明的路由器。其中的原因何在，只有天知道。但我深信我們一定無意中對人們施行了腦葉切除手術。
阿隆：所以你認為這其中包含著自我選擇的過程？那些非常注重過程細節，但不喜歡冒險的聰明人人會加入服務行業？而那些樂於冒險，不畏懼難纏或者不明朗局勢的人會從事研發工作？
保羅：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有這種現象而已。我還沒想過造成這種局面最本質的原因可能是什麼。但事實確實如此。
阿隆：歸納起來，您認為高端研發活動將會在哪些國家開展？譬如，許多美國公司目前都在中國、愛爾蘭和芬蘭進行大量的研發活動。您認為此類專屬研發中心是否會將研發專案交給第三方，告訴他們“我希望你幫我的手機研製新的電路板？”這種情況是否可能成為現實？
保羅：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印度的第三方研發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令人驚異。我想沒有人會認為我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但這些工作是在別人的指導下進行的。這樣說吧：對於工程師而言，自己去發現與發現別人說可以做的事情差別很大。這種差別就是服務業與產品業之間的差別。在服務行業裏，我們做的工作很棒，可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些工作都是在他人的授意下完成的。<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black; FONT-FAMILY: Verdana;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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