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沃克·保罗（Vivek Paul）于1999年辞去通用电气医疗系统（GE Medical Systems）全球总裁的职务，加入总部设在印度班加罗尔的IT服务公司威普罗技术公司（Wipro）。威普罗的收入约在1.5亿美元左右。至上月保罗辞去威普罗首席执行官兼副董事长职务时，该公司的收入已增至14亿美元。如今保罗已成为旧金山投资企业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公司（Texas Pacific Group, 缩写为TPG）的风险基金合伙人，专攻IT技术与生命科学领域。他接受了沃顿商学院运营与信息管理教授莱维·阿隆（Ravi Aron）和沃顿知识在线的采访，谈到在瞬息万变的制药市场上保持成功的秘诀，以及印度虽盛产博士但创新落后于他国的原因。
阿隆：我想先问个通常的问题。既然你在通用电气和威普罗有很强的技术背景，而且又精通IT科学（掌握所有的细节技术），为什么会突然转而涉足生命科学？
保罗：首先，我在TPG并不只是从事生命科学，我其实将成为两只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其中之一是技术基金，我会继续从事IT专业；另一只是生命科学基金，是在目前的工作基础上涉足生命科学领域。但刚开始很多人都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不明白我为何要从IT转向生命科学。在我看来，这两大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阿隆：您能谈谈您目前所从事之工作的性质吗？
保罗：首先，我要提醒你的是，因为我是半路出家，所以对制药领域其实知之甚少。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对我的工作有着较高层次的把握，但今天我不能告诉你关于我从事的工作细节。
我认为制药行业正在朝两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发展：即传统的小分子药物走向终结，时下流行的是颗粒更大、针对性更强的大分子药物。这两类药物其实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定义这些分子以及将它们与显像剂相连时要各种类型兼顾，而且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仔细。所以这也在开发和定义显影剂与新型分子领域制造了更多的机会。
下个问题就是如何生产这些大分子。大分子的生产过程完全不同于[小分子]。大批量生产大分子的难度要大得多。有时甚至需要在大缸里“烹饪”，而不是在大型工厂里制造。整个生产工序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知识。倘若掺入蛋白质或分子的方式错误，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也为大分子的生产创造了机会，印度等地的机会更多。综上所述，过去垂直整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制药行业，如今开始向水平整合格局迈进。这种情况与计算机的发展非常相似，计算机的发展为新行业的崛起开创了全新的机遇。此外，设备也在不断地改善，新设备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先进。我想我也可以尝试涉足设备领域。
阿隆：这里有些问题也涉及到研发领域。组件化趋势正在制药行业涌现，正如朝水平方向发展的半导体行业。两年前我们曾采访过印度山莎生物科技公司（Shantha Biotechnics，总部设在海德拉巴，主要制造重组脱氧核糖核酸产品）等厂商。当时他们正在小分子领域进行三个阶段的研究。他们说配方是通过反复试验进行改进，并非是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所以如果要找治疗色盲的药物，找到的药物不是通治色盲的万金油，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疗效。于是他们开始对配方、合成和生产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指出合成阶段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要进行成百上千次的反复试验。印度当然是进行合成的理想之地，因为在当地可以很快找到需要的人力资源。还有，您刚才指出大分子的生产工序需要相当多的人力（工序错误可能导致分子结构变性），那么您是否认为印度是大分子时代理想的研发之地？
保罗：你也看到了制药行业的变化，所以假如印度要承担更多的大分子研发工作，就会遭遇专门技术和创业生态系统匮乏的问题。这个赌注可不小。许多生物科技公司都推出“明星”药物，但获得成功的并不多。作为这些公司的资金提供者，你可能觉得致富完全是场赌博。
阿隆：所以您的意思是风险很大？
保罗：完全正确。而且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印度宁愿从事更多的加工工作来降低风险，而不愿把赌注押在投资上。我想这样的企业生态系统不可能激发创新发明的才能。
阿隆：既然印度缺乏这样的创业生态系统，您所在的这种基金公司是否会考虑在印度为企业提供基金？
保罗：我说过制药行业正在朝两个方面发展，但我前面只谈了其中一个。另一个是仿制药和在大量药品都未进行专利注册的环境中经营的能力。所以谈到印度的机会，我想应该是在生产过程而不在于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永远”都不可能，凡事都有例外。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遵循这样的思考逻辑：我们能否创立超大型的仿制药公司，兼具生产胜利、成本优势以及品牌地位？有很多程序都可以在印度完成，然后再把合同研发和临床过程等外包，这种做法也很不错。
阿隆：您说印度可以在生产工序上大有作为，您的意思是否是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进行配方研发，在印度制造和生产？
保罗：没错。当然我这是笼统的说法，所以从定义上讲我的说法不对。但我的意思基本上是这样。
沃顿知识在线：IT与生命科学，印度在哪个领域更有发挥余地？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印度的竞争力优势在哪里？
保罗：印度的熟练工人数量充足。这意味着印度不仅在成本，而且在生产过程和人力储备上都具有优势。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问题]不是“如何开展药品制造”或者“如何进行临床处置。”印度能否在仿制药方面更有所作为？它能否研制衍生药品？譬如发明鸡尾酒疗法，得出不同的治疗效果，而不是生产在别处也能生产的单个药品。这些领域都值得人们关注。
阿隆：过去五年中，威普罗在您的领导下收入急剧增长，它为其他公司开展了许多专属性的研发工作。您认为其他公司可以复制这种模式吗？此类服务能否为印度带来高额利润和强大的收入流？
保罗：如果您单纯指服务业，当然可以。但如果您指的是涌现创新和研发产品的服务业，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坦白说，当人们在我们这样的服务业工作时，他们就仿佛被切除了脑叶般毫无创新能力。我认为（我希望自己是错的）在威普罗或其他任何类似公司，没人会带着自己发明的产品创建新公司。印度英特尔的员工会带着新型的芯片离开创业，印度思科公司的人也会推出自己发明的路由器。其中的原因何在，只有天知道。但我深信我们一定无意中对人们施行了脑叶切除手术。
阿隆：所以你认为这其中包含着自我选择的过程？那些非常注重过程细节，但不喜欢冒险的聪明人人会加入服务行业？而那些乐于冒险，不畏惧难缠或者不明朗局势的人会从事研发工作？
保罗：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有这种现象而已。我还没想过造成这种局面最本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但事实确实如此。
阿隆：归纳起来，您认为高端研发活动将会在哪些国家开展？譬如，许多美国公司目前都在中国、爱尔兰和芬兰进行大量的研发活动。您认为此类专属研发中心是否会将研发项目交给第三方，告诉他们“我希望你帮我的手机研制新的电路板？”这种情况是否可能成为现实？
保罗：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印度的第三方研发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令人惊异。我想没有人会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工作是在别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样说吧：对于工程师而言，自己去发现与发现别人说可以做的事情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就是服务业与产品业之间的差别。在服务行业里，我们做的工作很棒，可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工作都是在他人的授意下完成的。
阿隆：当有人说，“你可以做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再好些，”你就开始在他人的指引下工作。这种思维定势可以用在服务业里，但在产品行业里，你就必须自己去寻找可能性，对吗？
保罗：是的，还有重要的一点我没有提到：即发现你自己，或者市场的需求，而不是被动地执行。
阿隆：印度技术公司的市场都在本土，所以他们不了解英国或者加州居民的需求。在缺乏其他市场准入的情况下，这些公司除了成为供应链环节，还能做什么呢？
保罗：进入市场并不是做产品开发的必要条件。譬如，美国可以为中国市场开发产品。你可能会说，中国市场的情况与众不同。我上面说过，印度公司缺乏这种意愿，另外，当有人告诉你怎样做的时候，你的思维就会逐渐枯竭。
阿隆：但为中国市场开发产品的美国公司通常都已进入中国市场，摩托罗拉、索尼、诺基亚和爱立信都是如此。他们已经建立起这种客户关系。您此刻能告诉我们在没有建立客户关系的情况下，印度还可以在哪些领域从事研发活动吗？
保罗：这我真的不知道。迄今为止我都在服务业工作，进入其他领域也只是刚刚开始。我想在与其他企业家交谈后就会比较清楚。<BR style="mso-specia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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