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強制醫保政策是否比徵稅更能有效地將更多美國人納入醫保覆蓋範圍？花時間助人如何影響一個人對自己所擁有時間的客觀感知？廣告與品牌名稱價值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如何反映在股市中？沃頓商學院教授科爾斯塔德、莫吉娜和維托里諾分別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在近期發佈的研究論文中介紹了這些問題對商業世界的影響。
個人強制醫保是否有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
喬納森•科爾斯塔德(Jonathan Kolstad)是沃頓商學院醫療保健管理學教授。艾曼達·科瓦爾斯基（Amanda E. Kowalski）是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在兩人的論文《強制醫保改革與勞動力市場：以麻塞諸塞州醫改法為證》（Mandate-based Health Reform and the Labor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Massachusetts Reform）中，兩位教授研究了2006年“海灣之州”執行強制醫保改革並將成果推廣至全美的案例。他們根據該模式估計，相比提供普遍覆蓋的工資稅，讓個人承擔繳納醫保的負擔對勞動力市場的干擾明顯更少。科爾斯塔德和科瓦爾斯基認為，研究通過嚴謹的分析，打破政治辯論中對醫保改革的各種臆想與猜測，有助於高層制定造福于未來幾代人的政策。
“《合理醫療費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堪稱自Medicare以及Medicaid以來醫療保健領域最重大的改變。”科爾斯塔德說道，“我們的經驗目標是對麻省發生的真實情況有簡單明瞭的認識。理論目標則是分析一種全新的、不同的政策方式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怎樣的影響。”
2006年的麻省醫改要求企業為員工上醫療保險，否則就要面臨罰款；個人也必須購買醫療保險，否則也會遭到罰款。另外，醫改將公共補貼醫保擴大至覆蓋低收入人群。《合理醫療費用法案》也有類似規定。如果執行，將於2014年正式生效。個人強制繳納的問題則是最高法院討論最為激烈的關鍵點。
在麻省，對這項強制法案的支持力度極高。該州相關機構報告稱，2008年超過97%的報稅者提交了個人強制醫保所需要的表格。未在保險覆蓋範圍內的人員比例還不到2%。不過，合規行為也付出了代價。兩位教授發現，員工一旦簽字參與“雇主繳納醫療保險”（ESHI）計畫，他們每年的薪酬平均縮水6,058美元，僅僅略低於雇主繳納醫保的平均成本。
科爾斯塔德和科瓦爾斯基由此對個人強制醫保作出如下總結：人們非常重視醫療保險，也願意為此支付費用。員工並沒有因此大批辭職，雇主也沒有為了繳納更多醫保而裁員。他們只不過將這部分成本轉嫁到了員工身上，而後者也願意為了獲得醫保而減少薪水。
“並不是雇主在為你的醫保買單，是你自己。”科爾斯塔德指出。個人對醫療保健的重視，加上罰款（產生的）更多刺激作用，促使人們寧願自己的工資減少，也要去購買保險。這符合事實情況：醫療保險是有價值的。
科爾斯塔德和科瓦爾斯基的主要分析資料來自“收入與計畫參與程度調查”。這是一項全國性典型縱向調查，針對非制度化平民人口家庭。雖然資料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足以幫助兩位教授通過數學建模來對比各州勞動力市場走勢，以及這一政策如果推廣至全美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模式建立的圖示顯示，勞動力需求會在一些點發生變化，以適應擴大醫保覆蓋範圍而造成的成本的增加。當人們對醫保覆蓋範圍的重視達到最大值時，對勞動力市場構成的干擾為零。相反，如果醫療保險根本得不到重視，對市場的干擾最大。科爾斯塔德舉例說，以工資稅形式造成的薪酬減少令人們更難看到醫保的價值。
由於個人重視“雇主繳納醫療保險”，因此麻省的強制醫改並沒有對勞動力市場造成過大的干擾。教授在結論中寫到。“我們估計，如果政府為了擴大保險覆蓋範圍而採取徵收工資稅的方式繳納醫療保險，對勞動力市場的干擾會比現在高出20倍。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強制醫改可以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擴大醫療保險在全美的覆蓋範圍。”
研究還顯示出，強制醫改的優勢在於它“是在現有基礎設施上的一種坐享其成，利用了雇主此前為員工上的醫療保險。”科爾斯塔德指出：“最高法院判定個人強制保險等同於交稅，這是一個重要的司法里程碑，同時也賦予了政府有效執行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
幫助他人將助你獲得更多時間
凱西·莫吉娜（Cassie Mogilner）和她的同事，來自哈佛大學商學教授諾頓(Michael J. Norton)、耶魯大學博士後錢斯(Zoe Chance)介紹說，花時間幫助他人會產生一種時間增加的感覺，因此也是對自己的幫助。
這幾位研究者在即將發表於《心理學》雜誌上的報告《花時間助人有助於獲得更多時間》（Giving Time Gives You Time）中總結說，“雖然我們的時間客觀上無法延長（一天只有24個小時）……但花時間幫助他人能夠增加我們的時間充裕感。花時間助人對時間充裕感的影響來自於自我效能感的增強。比如說，花時間會讓人們更樂於對未來的參與做出承諾，儘管自己的日程非常緊湊。”
這是一個有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的結論。《紐約時報》因此將這項研究選為32項改變明天的創新(32 Innovations That Will Change Your Tomorrow)之一，並已經據此開發出一款新的應用“行善時間”（Good Deed Time），讓那些訂閱每週提醒的讀者做一件好事。
莫娜和同事對“花時間助人可以延長一個人對時間的客觀感受”這一假設進行了測試：通過一系列實驗，對比把時間花在助人為樂上和把時間花在其他可能影響（當前或未來的）時間充裕感的活動上，例如消磨時光、花時間幹自己的事以及獲得意想不到的額外時間等。
在第一個實驗中，研究者給一組學生五分鐘的時間，讓他們給一個病兒寫一封鼓勵的信。他們又叫第二組學生完成一個“填塗”任務，把一篇拉丁文文章中出現的所有字母e都圈出來。然後，研究者對參與者對時間的感受進行了測量。花五分鐘時間給一個病兒寫信的學生們比那些完成“填塗”任務的學生所感知到的時間更長。
鑒於把字母e圈出來是一種消磨時間的行為，實驗結果可能並不讓人感到完全意外。不過另一個實驗的結果卻更加出乎人們的意料：研究者對比了花時間助人和花時間幹自己事情的影響。通過線上招募測試對象，研究者通過電郵告知一組測試者，花10到30分鐘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情（比如按摩或者學習）；告知另一組測試者，花10到30分鐘的時間幫助他人（比如幫助一位同事或朋友）。然後，研究者對測試者的時間感知結果進行檢查，發現時間的實際長短並不重要，但那些幫助他人的人感到自己的時間更多。
“當我們的日程表非常緊湊時，我們總是第一個擠掉幫助他人的計畫，因為我們只關注所有必須要做的事情，然後才是放鬆。但如果我們去助人，實際上會感到自己的時間更多，”莫吉娜說道。“之所以會這樣，原因是幫助他人會讓我們感到更有效率，從而覺得自己時間更多，花時間幹了更多事情。”
在另一項關於對員工生產力潛在影響的實驗中，研究者讓一組學生花15分鐘的時間幫助一名高中生修改作文；告訴第二組學生所有作文都已經改過了，他們可以提前15分鐘離開。然後，研究者詢問這兩組學生願意花多長時間完成一項付費調查。那些花時間幫助高中生的學生比意外獲得15分鐘時間的學生願意花更多時間完成調查。研究者繼續跟進後發現，為高中生提供幫助的那組學生的生產力更高。
莫吉娜認為，如果用這項研究詮釋工作場所的情況，想要提高員工生產力可能需要“設立志願者日，或者對更樂於幫助同事的員工進行獎勵。”
最後，她希望這項研究能促使人們的行為有所改變，至少已經改變了她和其他研究者。“我現在明白自己為何壓力大，不願伸出手幫助他人。這一發現提醒我要樂於助人。這樣做對我也有好處。”
品牌價值和廣告的影響
瑪麗亞·安娜·維托里諾（Maria Ana Vitorino）發現，一家公司的品牌名稱會受到廣告的重大影響，平均約占公司市場價值的23%。不過這個結果也會因行業而所有差異。
但維托里諾也說，廣告費和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廣告費的增加或許在當時能夠提高股票回報率，但這並不能保證公司股票未來的回報率和市值的增加。管理者和投資者都要對兩者關係的內在作用方式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我的理論分析……強調，一定要慎重解讀公司檔中關於市場行銷手段（例如廣告費）、市場價值和股票回報率之間的關聯，這一點非常重要。”
此前已有研究確定了廣告和品牌價值之間的關聯。維托里諾則試圖更加清楚地認識兩者的作用關係。研究結果收錄於報告《認識廣告對股票回報率與公司市值的影響：建構模型的理論與證據》（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Advertising on Stock Returns and Firm Valu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Model）。
維托里諾通過建構模型的手法，考察廣告費變化對股票回報率和市場價值的預期影響，並考慮到公司的其他可量化特徵。這樣一來，從一家企業的廣告費中便預見該企業的股票回報。這項工作有助於管理者和投資者確定投資品牌名稱是否物有所值。其代價不僅包括現金投入，還包括資源的轉移，例如員工時間。如果不值得這樣做，則可以將資源用在其他方面。
其他研究者發現，提高銷售額並不是廣告影響公司價值的唯一方式。維托里諾指出，管理人員還利用廣告“吸引投資者”關注，從而實現股票短期市值的最大化。此外，研究者曾經發現了一種“溢出效應”，廣告能夠增進投資者對公司的熟悉程度，從而擴大對股票的需求，加強股票流動性，抬高公司市值。研究者還發現了一種有益的“訊號效應”，廣告能夠加深投資者對公司財務狀況正常的印象，提高可見性。
儘管有上述發現，廣告的確切效果仍舊難以衡量。“品牌資產屬於無形資產，因此很難準確知道任何活動對這種類型資產的影響。”維托里諾說道。僅憑藉增加廣告費與股票回報率提高之間存在關聯，並不能證明是廣告帶來的這些收益。
研究者曾試圖利用一些技巧衡量品牌名稱的價值，比如消費者調查，某品牌相對於競爭者的溢價，出售產品線時同樣產品採用不同品牌的定價等。但相對而言，所有這些技巧都只是計算品牌名稱價值的間接方式。
維托里諾的工作則把所有關注點集中到“品牌資產”上，或者說是一家公司不同價值因素所占比例，例如客戶忠誠度、公司可見性以及對公司品質的認知等。她說：“公司會通過打廣告來累計品牌資產，制定優化的產品決策來實現公司價值的最大化。”
維托里諾的研究從理論入手，與廣告有關的不同因素如何影響公司價值。然後，利用這些因素對1980年7月到2008年6月間的650-750家公司的股票和財務資料進行測試，按照廣告費增加速度等因素把公司分為不同組合。
在這些需要進一步認識的關聯之中：廣告費增加與同一時期的股票收益確有關聯，但前者往往伴隨著未來股票回報率的下降。維托里諾的研究發現，與廣告費增長速度較慢的公司相比，那些廣告費增速較快的公司股票年平均回報率高出13.32%。但是在未來後者的回報率卻比前者低6.22%。
儘管過去這些因素之間的關聯有很詳細的記錄，但維托里諾的模式卻揭示了它們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簡單來說，公司由於生產力提高和其他一些因素，會增加廣告支出。但一旦生產力進一步提高，投資者就會認為風險降低。這會導致回報率降低。風險升高時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回報；風險降低時投資者就會降低對回報率的要求。
維托里諾發現，華爾街方面確實會關注一家公司的行銷活動，品牌價值也反映在股價上。因此，廣告可以被視為一種投資、而非支出。維托里諾說，在她研究的44個行業中，品牌資產占公司價值的23%，但波動極大。從鋼鐵、石油生產企業的接近0到消費品製造公司的高達60%。例如，品牌名稱對諸如寶潔、可口可樂、福特以及通用汽車這樣的公司來說異常寶貴。
產品認知也會受到廣告的影響，但相對於可以貨比三家的產品，如果每家製造商生產的產品大同小異，這個因素也就不那麼重要了。“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一些行業比另一些更注重以消費者為導向。所以他們花錢投廣告是有道理的。相對于並不太注重消費者為導向的行業，前者從廣告中獲得的回報更多。”
在實際工作中，管理者和投資者也可以利用維托里諾的研究結果，再結合現有的其他品牌資產衡量方式，更加精確地估算一個品牌的價值。這有助於公司確定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調配資源，也有助於投資者確定一家公司的廣告策略是否合理。
維托里諾補充到，其他類似研究也能揭示對管理者和投資者都很有用的觀點，比如產品創新的價值、顧客滿意度與公司風險之間的關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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