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頓院長蓋瑞特：美國需積極部署亞洲戰略，否則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將獨佔鰲頭

21世紀的美國若想繼續像20世紀那樣，扮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角色，就必須要搞定亞洲。而最近的信號卻不太樂觀。沃頓商學院院長傑佛瑞·蓋瑞特（Geoffrey Garrett）在下文這樣寫到。（本文最初發表於LinkedIn）。

最近幾周，美國國內上演著另一套“美國第一”的戲碼，大家都在“弗林-科米-俄羅斯-特朗普-穆勒”（Flynn-Comey-Russia-Trump-Mueller）的新聞裏繞圈。隨著總統先生近期對中東和歐洲的訪問，我想問一個關乎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國家利益的嚴肅問題：除了鋪天蓋地的各種華盛頓“消息”，亞洲最近可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

如果你回答朝鮮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只不過飛了400英里就掉進了海裏（所幸未造成任何傷亡），那我給你打50分。美國外交政策一直受危機推動是慣例。因此，對於朝鮮年輕領袖金正恩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脅影響東北亞穩定、嘗試吸引國際對他的國家和他本人的關注，我們並不感到意外。而這也基本上是華盛頓唯一關心的亞洲動向了。

對於我拋出的問題，如果你的答案是中國近期隆重推出了中國版的“美國後二戰時代馬歇爾計畫”，利用大規模經濟援助開展全面經濟外交，進一步拉近與多國的關係，那我可以給你滿分了。如果你還能順帶解釋下為什麼這項計畫被稱為“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 ，OBOR），我真該給你加分。

事實上，此事佔據了亞洲各國的媒體頭條，而美國國內對“一帶一路”的關注者卻寥寥。這印證了我對美國亞洲政策的一大擔憂。特朗普雖然機智地將自己在競選時對中國做出的各種挑釁言論按下不表，但卻未能用積極的後續行動填補空白。

我倒不認為美國即將“失去”亞洲，雖然太多民主黨人和美國盟友都這樣認為。我也不認為中國會成為美國的對手，躍居世界上最具影響力國家。

我只是認為，美國在亞洲的聲勢已經遜於中國。甚至在亞洲以外的地方也是如此。這並非是由於中國正在招募盟友，而在於它正利用經濟外交讓更多國家成為其夥伴，至少是互通有無的相熟之人。

這件事之所以緊要，是因為亞洲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已然不可小覷，也因為未來幾十年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只會越來越大。21世紀的美國若想繼續像20世紀那樣，扮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角色，就必須要搞定亞洲。而最近的信號卻不太樂觀。

我們應該好好考慮一下：近幾年美國（在亞洲） 的參與度日漸降低，而中國的存在感與日俱增。“一帶一路”峰會的舉行令這一對比更加明顯。

第一件事是在2014年，美國對中國提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應對有失，不僅自己沒有加入，還鼓動所有盟友不要加入。結果最後只有日本聽了美國的話。如今的亞投行成了中國自立門戶的“世界銀行”，擁有52個成員國，還有20多個意向成員（這些國家都有投入資金或有意向獲得發展援助），而且負擔更小，資金更充沛。

第二件是從2016到2017，美國退出了奧巴馬支持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free trade agreement，TPP）。該協定的本意是讓美國成為“亞太世紀”貿易規則的書寫者。中國原本只能站在外面觀望，唯一的加入前提是中國接受美國制定的貿易規則。

而退出TPP的舉動不僅令委屈求全的各成員國倍感受傷（因為奧巴馬的堅持，加入的國家都接受了對他們而言並不算最優的交易），還向中國敞開了地緣經濟競技場的大門。

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了29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10位來自亞洲、9位來自歐洲，中國的歐亞鄰國來了5位，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來了兩位）；28個國家（包括美國）派遣政府高級官員赴會；還有來自另外40多個國家的代表。這不是每年9月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例會，但中國的野心之大絕對不容忽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好心情顯露無疑，更將“一帶一路”稱為一項“世紀工程”。儘管今年早些時候，習近平曾在達沃斯峰會上發言稱：“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捍衛者”；但是現在有兩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第一，習近平希望在全球舞臺上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第二，他是第一個背離鄧小平給中國的著名建議“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中國領導人。

讓我們分析一下中國經濟外交新策略將如何展開：

第一步：向新興市場出借巨額資金扶持基礎設施建設。

這對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領導人來說是無法拒絕的條件。眾所周知，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的綜合發展是充分發揮經濟潛能的必要前提（看看中國就知道了）。

以下表格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目前以其資產規模而言已是全球最大銀行——基本壟斷了中國的一帶一路投資專案（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以下簡稱BRI）。從2013年中國政府宣佈一帶一路策略以來，中國的銀行已經發放292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試看未來五年，“一帶一路”的焦點將集中在幾個規模最大的新興市場：不僅有亞洲的印度和印尼，還包括伊朗、尼日利亞和俄羅斯等幾個完全不同的國家。而對每個國家的投入資金預計將在500億美元甚至更多。

第二步：為中國公司在“一帶一路”資金接收國鋪路，幫助中國公司拿到基建合同。

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用合約換資金的被援助國而言，這都是雙贏。一方面，中國已然證明他們能夠用更快的速度、更便宜的價格建設高速鐵路和機場；另一方面，中國曾經大興基建，而近幾年卻顯著放慢了步伐。新興市場的大量需求，中國的海量供給，變成了過去兩年簽署的價值1500億美元的合同。

最理想的估算對比是，美國用略少於今天價值1500億美元的錢，重建了二戰後的西歐。“馬歇爾計畫”令西歐變成了民主制度最穩定、市場最開放的地區之一，其中絕大多數國家同時也是北約成員。這無疑是美國的一筆精明投資。

今天，習近平實實在在地把中國的投資規模翻了一倍，在亞洲、非洲和歐亞新興市場大興土木。雖然“一帶一路”不太可能像“馬歇爾計畫”那樣成功，但無疑中國正在積極進取地開展經濟外交，很多新興市場也願意加入。

我並非是建議美國需要制定自己的21世紀版“馬歇爾計畫”，但我們確實應該在亞洲積極採取行動，不僅是在結盟和安保問題上，還包括經濟和政治領域。

而那正是奧巴馬“重返亞太”策略想要達成的目的，可惜未能奏效。如今是時候敦促特朗普政府在亞洲問題上的關鍵戰略了。中國無疑沒有站在一旁幹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