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薪酬：徵稅可能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嗎？

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上周通過了一項法令，對CEO過高的薪酬徵收超額費，以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這項法令受到了世界矚目。雖然這被稱為有史以來首個直接針對收入不平等設置的稅種，但來自沃頓商學院的兩位專家卻指出，這項法令最終可能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波特蘭市專員諾維克(Steve Novick)作為這項超額費的積極宣導者，指出美國過去四十年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的根源在於收入等級的最高層。他認為，大量的CEO依附巨額薪酬而生。“我們希望這種理念在全球得到推行。”

但沃頓商學院會計學教授韋恩·加伊(Wayne Guay) 指出，波特蘭的錯誤在於這項超額費單單把CEO提出來，但實際上公司高管大都符合徵稅條件。他們的薪酬至少是公司普通員工薪酬的一百倍。加伊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從初級員工入手提高公司各級別的收入。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亞當·科布(Adam Cobb) 則指出，超額費可能會迫使企業增加外包或離岸崗位，令較低級別員工的境況更加糟糕。

日前在接受“沃頓知識線上”(Knowledge@Wharton)“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採訪時，諾維克、加伊和科布探討了波特蘭市徵收超額費的廣泛影響。

波特蘭市的超額費很可能會以營業稅附加項的形式對企業徵收，估計會影響500多家設在該市的企業，包括富國銀行、沃爾瑪和通用公司。這項稅收將在2018年執行，並參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SEC)發佈的資料。根據SEC的一項規定，自1月1日起，各公司必須公佈CEO薪酬和員工中位數薪酬之比。波特蘭市有望每年徵收250萬到350萬超額稅。該市官員則希望利用這筆錢為無家可歸者提供更多服務。

應時之舉

加伊說，數十年以來人們一直在熱烈討論關於CEO薪酬的問題。不斷有監管規定出臺，要求公司披露CEO薪酬包；同時通過越來越嚴格的治理架構確保薪酬委員會由獨立總監組成。科布也指出，關於CEO薪酬水準，近幾年的股東激進主義風潮愈演愈烈。諾維克則回憶說，1993年時任美國總統的比爾·克林頓曾試圖將公司CEO薪酬的稅收抵減額限制在100萬美元。但後來這項提議卻不了了之了。

諾維克說，他看到加利福尼亞州曾在幾年前做過類似的嘗試，但被否決了。這促使他決心“對CEO薪酬做點什麼”。於是他提出了波特蘭動議，“因為美國充斥著破壞性的、極端的經濟不平等，CEO薪酬就是最主要的表現之一。”SEC在這方面出臺的規定也極大地鼓舞了他。“為什麼不針對薪酬比更極端的公司徵收超額稅？從而把美國拉回公正薪酬的尺度之內？”他這樣問道。超額費的根本構想在於“鼓勵公司給CEO降薪，同時給普通員工加薪。”他補充道。

諾維克說，波特蘭的超額稅計畫受到來自勞工與社會公正組織的“熱烈反響”，並得到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及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的支持。但是波特蘭地方商會組織“波特蘭商業聯盟”(Portland Business Alliance)則反對這一計畫。

儘管如此，諾維克表示波特蘭市商界對於此事的反對聲浪並不像預想的那麼高。而且他也不認為這會影響外界對波特蘭市的商業判斷，導致其它公司決定不再向波特蘭投資。“這是營業稅，如果只是賺的稍微少一點，並不會導致公司徹底拒絕在此投資。”

然而加伊則提出，既然超額費不會對公司有什麼大的影響，至少從目前的形式來看，也許公司會決定不予理會。對於可能會被徵收超額稅的這500家公司來說，分攤到各家的稅金不過數十萬。“這可不會迫使沃爾瑪或者塔吉特調整CEO薪酬。”他說：“當然，他們或許會擔心所有城市都通過類似的徵稅政策，加在一起可就不少了。” 

單抓住CEO不放

雖然加伊說，他和諾維克一樣擔心收入不平等問題，但他仍然問道：“為什麼單抓住CEO不放？……一個擔心是，把CEO薪酬和員工薪酬中位數掛鉤其實並無任何真正的經濟學原理作為支撐。”

加伊指出，立法者、國會和SEC這30多年以來一直在試圖管理CEO薪酬，但是未果。“研究顯示，經濟因素才是決定CEO薪酬的有利因素。”他說：“大型公司和更複雜、風險更高的公司會給CEO支付更高的薪水，因為他們需要特定技能。低級別員工的薪酬則由供需、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決定。這種稅的問題在於它無法告訴你CEO的薪酬是否過高，或者普通員工的薪酬是否過低。”

諾維克則說，“有力的證據”顯示CEO薪酬過高。“研究顯示，即便公司給CEO支付的薪酬大大超過普通員工，也並沒有讓這種公司的經濟表現優於其它公司。”他還否認了CEO薪酬由市場決定的觀點。

“我們之所以要拿CEO薪酬開刀，是因為過分的高薪是經濟極端不平等的主要促成因素。”諾維克說到。20世紀60年代，CEO的薪酬是普通員工工資的20倍。而如今這一比率則擴大到“幾百倍”。他又說：“最富裕的1%以及這其中頂級富裕的十分之一，擁有比40年前多得多的財富、收入和權力。”

科布雖然也贊成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但他預計波特蘭的舉措會產生意料之外的負面影響。為了避稅，大公司很可能會通過外包和離岸服務提高中位數收入水準，或者辭退低薪酬員工。他指出：“(這類舉措)可能會提高中位數收入，但對低收入員工來說結果會更糟。”他建議將CEO薪酬和公司無法輕易操縱的指標掛鉤，例如收入。“作為CEO我可以影響分母，但卻無法操縱分子。這樣做的結果對員工更糟，也無法更為建設性地解決問題。” 

前面的路

加伊建議把網撒得更廣一些，以緩和收入不平等問題。“一千多個CEO對員工中位線收入比可能是100，但實際上有幾十萬人掙得和CEO一樣多。”他說：“我寧可看到將重點放在員工中位線收入上，而非控制CEO薪酬……將重點放在培訓員工掌握更多技能、接受更好教育、增加這些人的收入上。”

加伊還說，“雙方的論據都有優勢和弱點。”他引用了一個已經跟蹤了25年之久的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我寧願看到這個問題通過一場跨界辯論得到解決，而不在於個別城市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