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薪酬：征税可能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吗？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上周通过了一项法令，对CEO过高的薪酬征收超额费，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这项法令受到了世界瞩目。虽然这被称为有史以来首个直接针对收入不平等设置的税种，但来自沃顿商学院的两位专家却指出，这项法令最终可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波特兰市专员诺维克(Steve Novick)作为这项超额费的积极倡导者，指出美国过去四十年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根源在于收入等级的最高层。他认为，大量的CEO依附巨额薪酬而生。“我们希望这种理念在全球得到推行。”

但沃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韦恩·加伊(Wayne Guay) 指出，波特兰的错误在于这项超额费单单把CEO提出来，但实际上公司高管大都符合征税条件。他们的薪酬至少是公司普通员工薪酬的一百倍。加伊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初级员工入手提高公司各级别的收入。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亚当·科布(Adam Cobb) 则指出，超额费可能会迫使企业增加外包或离岸岗位，令较低级别员工的境况更加糟糕。

日前在接受“沃顿知识在线”(Knowledge@Wharton)“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采访时，诺维克、加伊和科布探讨了波特兰市征收超额费的广泛影响。

波特兰市的超额费很可能会以营业税附加项的形式对企业征收，估计会影响500多家设在该市的企业，包括富国银行、沃尔玛和通用公司。这项税收将在2018年执行，并参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发布的数据。根据SEC的一项规定，自1月1日起，各公司必须公布CEO薪酬和员工中位数薪酬之比。波特兰市有望每年征收250万到350万超额税。该市官员则希望利用这笔钱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更多服务。

应时之举

加伊说，数十年以来人们一直在热烈讨论关于CEO薪酬的问题。不断有监管规定出台，要求公司披露CEO薪酬包；同时通过越来越严格的治理架构确保薪酬委员会由独立总监组成。科布也指出，关于CEO薪酬水平，近几年的股东激进主义风潮愈演愈烈。诺维克则回忆说，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曾试图将公司CEO薪酬的税收抵减额限制在100万美元。但后来这项提议却不了了之了。

诺维克说，他看到加利福尼亚州曾在几年前做过类似的尝试，但被否决了。这促使他决心“对CEO薪酬做点什么”。于是他提出了波特兰动议，“因为美国充斥着破坏性的、极端的经济不平等，CEO薪酬就是最主要的表现之一。”SEC在这方面出台的规定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为什么不针对薪酬比更极端的公司征收超额税？从而把美国拉回公正薪酬的尺度之内？”他这样问道。超额费的根本构想在于“鼓励公司给CEO降薪，同时给普通员工加薪。”他补充道。

诺维克说，波特兰的超额税计划受到来自劳工与社会公正组织的“热烈反响”，并得到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及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的支持。但是波特兰地方商会组织“波特兰商业联盟”(Portland Business Alliance)则反对这一计划。

尽管如此，诺维克表示波特兰市商界对于此事的反对声浪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高。而且他也不认为这会影响外界对波特兰市的商业判断，导致其它公司决定不再向波特兰投资。“这是营业税，如果只是赚的稍微少一点，并不会导致公司彻底拒绝在此投资。”

然而加伊则提出，既然超额费不会对公司有什么大的影响，至少从目前的形式来看，也许公司会决定不予理会。对于可能会被征收超额税的这500家公司来说，分摊到各家的税金不过数十万。“这可不会迫使沃尔玛或者塔吉特调整CEO薪酬。”他说：“当然，他们或许会担心所有城市都通过类似的征税政策，加在一起可就不少了。” 

单抓住CEO不放

虽然加伊说，他和诺维克一样担心收入不平等问题，但他仍然问道：“为什么单抓住CEO不放？……一个担心是，把CEO薪酬和员工薪酬中位数挂钩其实并无任何真正的经济学原理作为支撑。”

加伊指出，立法者、国会和SEC这30多年以来一直在试图管理CEO薪酬，但是未果。“研究显示，经济因素才是决定CEO薪酬的有利因素。”他说：“大型公司和更复杂、风险更高的公司会给CEO支付更高的薪水，因为他们需要特定技能。低级别员工的薪酬则由供需、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决定。这种税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告诉你CEO的薪酬是否过高，或者普通员工的薪酬是否过低。”

诺维克则说，“有力的证据”显示CEO薪酬过高。“研究显示，即便公司给CEO支付的薪酬大大超过普通员工，也并没有让这种公司的经济表现优于其它公司。”他还否认了CEO薪酬由市场决定的观点。

“我们之所以要拿CEO薪酬开刀，是因为过分的高薪是经济极端不平等的主要促成因素。”诺维克说到。20世纪60年代，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工资的20倍。而如今这一比率则扩大到“几百倍”。他又说：“最富裕的1%以及这其中顶级富裕的十分之一，拥有比40年前多得多的财富、收入和权力。”

科布虽然也赞成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但他预计波特兰的举措会产生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为了避税，大公司很可能会通过外包和离岸服务提高中位数收入水平，或者辞退低薪酬员工。他指出：“(这类举措)可能会提高中位数收入，但对低收入员工来说结果会更糟。”他建议将CEO薪酬和公司无法轻易操纵的指标挂钩，例如收入。“作为CEO我可以影响分母，但却无法操纵分子。这样做的结果对员工更糟，也无法更为建设性地解决问题。” 

前面的路

加伊建议把网撒得更广一些，以缓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一千多个CEO对员工中位线收入比可能是100，但实际上有几十万人挣得和CEO一样多。”他说：“我宁可看到将重点放在员工中位线收入上，而非控制CEO薪酬……将重点放在培训员工掌握更多技能、接受更好教育、增加这些人的收入上。”

加伊还说，“双方的论据都有优势和弱点。”他引用了一个已经跟踪了25年之久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宁愿看到这个问题通过一场跨界辩论得到解决，而不在于个别城市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