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偷走了我們的工作。
提供大量高薪酬的裝配線崗位，曾一度作為唐納德·特朗普在此前美國總統大選中大書特書的就業承諾。他不遺餘力地兜售這種理念：如今是時候將更多製造業崗位帶回美國本土，讓美國勞動者重回有所依靠的中產階級行列。這個訊息充分滿足了很多迫切的渴望，特別是在美國一些傳統製造業基地。
現如今，特朗普政府即將進駐白宮。他們是否能夠兌現承諾，將這些工作帶回美國？就在本周，空調生產商Carrier宣佈與特朗普達成一項協定，在當選副總統Mike Pence擔任州長的印第安那州保留1000個工作崗位。而如果特朗普真的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或是不再參加《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又或者引發同墨西哥或中國的貿易戰，那麼他是否還能重現美國製造業輝煌時期的盛景？
雖然美國如今的成就非任何時期所能比擬，但是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安·哈里森（Ann Harrison）指出，勞動者受困于全然不同的經濟環境而無所適從是無法忽視的事實。“如果製造業工人轉向服務業就業，那麼他們的工資實際上是下降的。”她指出：“他們的薪酬可能會減少20%。因此對於一個製造業崗位來說就存在薪酬溢價。這些崗位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好工作，我也理解為什麼很多被貿易所傷害的工人希望要回自己的工作。”這種情緒是真實的，一些人也確實被貿易所傷害。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所傳遞的資訊才會在人群中引發共鳴。哈里森補充說：“話雖如此，結束貿易合作這種簡單粗暴的解決辦法仍是無效的。木已成舟。想要通過關稅搶回這些工作崗位其實只能是火上澆油。”
實際上，沒有人真的“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很多公司把工作崗位移到了海外，但同時也提高了利潤，降低了美國消費者所購買產品的價格。工作崗位回遷通常情況下只能導致價格更高，這對經濟整體來說會產生其他影響。“根本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些製造業崗位會從美國流失，而把它們帶回來會付出怎樣的真實代價？我認為，答案就是這個代價會相當高。”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名譽教授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J. Kobrin）說道。“一些調查說有些人寧願花更多錢購買美國本土生產的產品。但是究竟有多少人願意這樣做？5%還是10%？”
自11月選舉結束至今，特朗普已不止一次推翻了自己在競選時許下的承諾。但是在關稅等問題上，近幾周他的措辭卻愈發嚴厲。他表示，自己“上任第一天”就會發佈動議，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轉而“尋求公正的雙邊貿易協定，把工作和工業帶回國”。當然，這或許只是為了推行新的約定。Carrier原本計畫將大量工作崗位移到美國之外。而在特朗普如此大張旗鼓的推動下，他們已經撤回該決定。儘管如此，想要徹底改變製造業崗位的動向還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隨著特朗普及其團隊愈發清晰地認識到，“找回工作崗位”與美國經濟健康與否的全域息息相關，更不用說牽扯到維持亞洲力量平衡，他們又會怎樣做，千百萬給他投票的人又會作何反應？
“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被耍了會如何？”科布林問到。他同時也是沃頓數字媒體（Wharton Digital Press）出版人、責任編輯。他說：“如果人們意識到，他根本無法把工作崗位帶回美國，人們的情況並不比兩年前好多少，他又會如何做？會遷怒於誰？人們是會認為特朗普的失敗在於根本的制度環境，還是有某種不能見光的力量在阻撓他、必須加以克服？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回岸成本
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其他任何人，無法重新創造工作崗位的最大原因在於根本無從談起從何處帶回這些崗位。這些崗位之所以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效率的極大提升。美國的製造業產量在2015年 創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在過去的35年裡，製造業甩掉了700多萬的崗位，但產量卻比任何時候都要高。
根據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EPI）的統計，2013年美國製造業總產量5.9萬億美元，占美國當年GDP三分之一以上。EPI在2015年發佈的報告“美國製造業發展足跡與製造業崗位的重要性”（The Manufacturing Footpri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U.S. Manufacturing Jobs） 一文這樣說道：“製造業從總產量和就業水準來看是迄今為止美國經濟最重要的部門。”美國有1200萬人直接受雇於製造業，同時製造業還為美國創造了約1710萬個非直接工作崗位。工作崗位總計2910萬個。這一資料在2013年占美國總就業量的五分之一以上（21%）。
然而，這個部門仍然失去了百萬工作崗位。那麼這些崗位究竟去哪裡了？“如果你想要知道如此多的工作崗位為何消失，答案就要從資料裡找。你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現，不是貿易導致了這一結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技術。”哈里森說道：“消失的工作崗位中，80%並不是被中國工人所取代，而是被機器和自動化所取代。想要怪罪關稅，這就是第一個反駁的證據。你會發現，美國公司更可能用機器取代昂貴的勞動力。”
哈里森指出，另一問題在於美國很多出口產品所依賴的供應鏈都會使用其他地區以更低成本生產出來的零部件。“因此，如果我們在關稅問題上為難墨西哥和中國，就會損害自身製造業的競爭力。”與墨西哥、中國爆發貿易戰，甚至同時與兩個國家為敵，意味著“最可能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他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徵收關稅。那麼墨西哥可能會對美國產的農產品徵收關稅，那可是很大一筆關稅。而中國則會對一些精密器械徵收關稅。如果矛盾被激化，我們的經濟將進一步陷入窘境”。
還有一點也必須記住。貿易會導致工作崗位的消失，同時也會帶來新的崗位。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莫洛·吉倫（Mauro Guillen）說道：“NAFTA為我們帶來了原本屬於歐洲和日本的很多崗位。”他指出：“20世紀90年代，在NAFTA生效之後，豐田、日產、賓士和寶馬等汽車公司紛紛在阿拉巴馬州、南加州、田納西州等地建廠。隨之而來的還有他們的供應商。不過工作崗位仍然是在減少的。”被取代的工人必須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沃頓商學院運營、資訊與決策學教授馬歇爾·費舍爾（Marshall L. Fisher）說，如果現在有人想要和中國工廠一較高低，那就太諷刺了。“在之前的一場總統選舉辯論中，特朗普說美國的GDP增長率為1%。看看中國，可是7%。但如果你讀一讀（中國）上一個五年規劃，其中明確展示了中國人的計畫，那就是擺脫低端製造業崗位，大力發展設計、品牌運營、分銷以及產品創新。中國希望通過擺脫低端製造產業的方式，繼續保持特朗普所豔羨的那種繁榮。中國之所以要擺脫這些崗位，在於他們感覺到靠製造業是無法競爭的。很多公司紛紛搬離中國，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變得昂貴。這些公司都跑到越南去了。”
對廉價勞動力的追求促使新英格蘭的製造商轉移到北加利福尼亞，然後又去了巴西、臺灣、中國和越南，接下來是印尼、孟加拉，以後甚至會去埃塞俄比亞。“我們是希望把中國不要的那些工作崗位都帶回美國嗎？如果中國工人太貴，他們的薪酬只有美國工人的五分之一，我們又如何指望這些崗位有競爭力？我不認為會有人願意讓美國人的薪酬降低五倍。”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召回這些工作會產生哪些意料之外的後果。沃頓商學院運營、資訊和決策學教授，沃頓費舍曼-大衛森服務與運營管理中心（Center for Service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聯合主任莫里斯·科恩（Morris A. Cohen）說：“GE Appliance在幾年前投入十億美元開展回岸業務；他們（把生產線）重新搬回美國肯塔基州，並和工會談判。但是在讓工人去工廠工作的問題上卻遭遇了很大的困難。”他說：“他們發現供應成本更高，因為很多東西需要從海外進口。最終，他們把這部分業務賣給了一家中國公司。”
美國人也認為在工廠找份工作不像以前那樣吸引人了。科恩指出：“一旦他們到工廠工作，就會發現這份工作並不好。GE無法留住工人。他們第三天就會辭職。”他說：“我們也沒有把工人培訓成技藝合格的手藝人。而德國的學徒項目都是這樣培訓的。美國社會對這件事的接受程度不像德國那麼高。我們需要樹立這樣的價值觀。”
工廠崗位的未來
科恩說，無論如何靠貿易戰都無法解決問題。站高一點看，“（美國）製造業已經衰落，在任何發達經濟體都是如此。”他指出：“我們可以提供服務業崗位，只是不一定能提供製造業那麼高的薪酬。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辦法創造高品質的工作崗位。”
最終的解決之道還是要從經濟上下手。“我們必須找出今天的競爭優勢在哪裡。不是以前的優勢，而是創新、新的經營模式以及利用好自動化技術。世界上其他地區都在絞盡腦汁地做好這些方面。”東歐和南美國家的人急需工作，他們也不需要多高的薪水。因此美國必須要找到與之競爭的辦法。科恩說：“我並不是悲觀主義者，但解決問題不是僅靠讓製造業回家就可以的，以前是這樣，現在不是。”他說：“我對美國的創新能力、公司的靈活度以及勞動力都有極大的信心。只要能良好地加以利用。長此以往我們就能找到真正的競爭力。”
全球化在過去幾十年為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創造了巨大的利益。高品質的產品，以及前所未有的低價，這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準。“但是在這場角力中也有輸家。”科恩說：“一些工廠關閉了，一些人失業了。因此好處並不是均等的。一些人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事情總是如此。我所造訪的每個國家都希望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但與此同時，國家也希望產品價格更低。這是一種平衡。平衡關係的責任還是在政府。我們所參與的這個世界充滿了激烈的競爭。”
美國人真的會花更多錢購買美國產的產品嗎？美聯合和GfK在4月份針對1,076名美國成年人開展的調查顯示，一般來說並不會，即便只是需要花費多一點點的錢。調查假設，對於一條85美元的美國產褲子和一條50美元的其他地區生產的褲子，只有30%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會選美國產的那一條。
此外，科布林還說：“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鑒於技術和自動化的發展，美國力求雇傭全工齡人口的主張是否現實？我們總是在說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更好的工作，但究竟能創造多少？答案就是，我們並不清楚。一直都是如此。”
根據美聯儲的統計，美國工廠如今的產能是1984年的兩倍，而工人數量卻少了三分之一。哈里森認為，顯然競選期間這種緊張局面被利用了，而民主黨沒有直面這個問題，無法幫助那些受到全球化傷害的人。哈里森與巴黎經濟學院教授Lionel Fontagné等人合著的書《沒有工廠的經濟》（The Factory-Free Economy）即將推出。而對此聽而不聞的並非只有民主黨人。“很多人，比如像我這樣的學者都不願承認有人做了失敗者。”她說。“我們還沒有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有所表態。我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失敗。首先，經濟學家說沒人失敗；然後他們又承認是有的，但仍然無所作為。而後任政府在整個選舉中利用了這一點根本就是錯誤的。除非我們以積極建設性的態度幫助失敗者解決了問題，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否則我們就無法實現全球化。”
如今，由於特朗普政府有極大的可能性拿貿易協定和國際關係開刀，美國製造業的未來站上了十字路口，無論是從實質上還是從所傳達的資訊上來說，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危險。“TPP曾試圖遏制中國的影響力，而扼殺TPP則會令中國更強勢。”費舍爾說：“這真是一盤撲朔迷離的棋局。我想說，期待重振美國製造業出於多方面的考慮都是錯誤的妄想。首當其衝的錯誤就是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與否需要依靠煙囪裡冒出多少煙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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