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工作。
提供大量高薪酬的装配线岗位，曾一度作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此前美国总统大选中大书特书的就业承诺。他不遗余力地兜售这种理念：如今是时候将更多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本土，让美国劳动者重回有所依靠的中产阶级行列。这个讯息充分满足了很多迫切的渴望，特别是在美国一些传统制造业基地。
现如今，特朗普政府即将进驻白宫。他们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将这些工作带回美国？就在本周，空调生产商Carrier宣布与特朗普达成一项协议，在当选副总统Mike Pence担任州长的印第安纳州保留1000个工作岗位。而如果特朗普真的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是不再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又或者引发同墨西哥或中国的贸易战，那么他是否还能重现美国制造业辉煌时期的盛景？
虽然美国如今的成就非任何时期所能比拟，但是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安·哈里森（Ann Harrison）指出，劳动者受困于全然不同的经济环境而无所适从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如果制造业工人转向服务业就业，那么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是下降的。”她指出：“他们的薪酬可能会减少20%。因此对于一个制造业岗位来说就存在薪酬溢价。这些岗位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好工作，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被贸易所伤害的工人希望要回自己的工作。”这种情绪是真实的，一些人也确实被贸易所伤害。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所传递的信息才会在人群中引发共鸣。哈里森补充说：“话虽如此，结束贸易合作这种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仍是无效的。木已成舟。想要通过关税抢回这些工作岗位其实只能是火上浇油。”
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很多公司把工作岗位移到了海外，但同时也提高了利润，降低了美国消费者所购买产品的价格。工作岗位回迁通常情况下只能导致价格更高，这对经济整体来说会产生其他影响。“根本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制造业岗位会从美国流失，而把它们带回来会付出怎样的真实代价？我认为，答案就是这个代价会相当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名誉教授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J. Kobrin）说道。“一些调查说有些人宁愿花更多钱购买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但是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5%还是10%？”
自11月选举结束至今，特朗普已不止一次推翻了自己在竞选时许下的承诺。但是在关税等问题上，近几周他的措辞却愈发严厉。他表示，自己“上任第一天”就会发布动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转而“寻求公正的双边贸易协定，把工作和工业带回国”。当然，这或许只是为了推行新的约定。Carrier原本计划将大量工作岗位移到美国之外。而在特朗普如此大张旗鼓的推动下，他们已经撤回该决定。尽管如此，想要彻底改变制造业岗位的动向还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随着特朗普及其团队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找回工作岗位”与美国经济健康与否的全局息息相关，更不用说牵扯到维持亚洲力量平衡，他们又会怎样做，千百万给他投票的人又会作何反应？
“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会如何？”科布林问到。他同时也是沃顿数字媒体（Wharton Digital Press）出版人、责任编辑。他说：“如果人们意识到，他根本无法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人们的情况并不比两年前好多少，他又会如何做？会迁怒于谁？人们是会认为特朗普的失败在于根本的制度环境，还是有某种不能见光的力量在阻挠他、必须加以克服？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回岸成本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任何人，无法重新创造工作岗位的最大原因在于根本无从谈起从何处带回这些岗位。这些岗位之所以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效率的极大提升。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在2015年 创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在过去的35年里，制造业甩掉了700多万的岗位，但产量却比任何时候都要高。
根据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EPI）的统计，2013年美国制造业总产量5.9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三分之一以上。EPI在2015年发布的报告“美国制造业发展足迹与制造业岗位的重要性”（The Manufacturing Footpri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U.S. Manufacturing Jobs） 一文这样说道：“制造业从总产量和就业水平来看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最重要的部门。”美国有1200万人直接受雇于制造业，同时制造业还为美国创造了约1710万个非直接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总计2910万个。这一数据在2013年占美国总就业量的五分之一以上（21%）。
然而，这个部门仍然失去了百万工作岗位。那么这些岗位究竟去哪里了？“如果你想要知道如此多的工作岗位为何消失，答案就要从数据里找。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不是贸易导致了这一结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技术。”哈里森说道：“消失的工作岗位中，80%并不是被中国工人所取代，而是被机器和自动化所取代。想要怪罪关税，这就是第一个反驳的证据。你会发现，美国公司更可能用机器取代昂贵的劳动力。”
哈里森指出，另一问题在于美国很多出口产品所依赖的供应链都会使用其他地区以更低成本生产出来的零部件。“因此，如果我们在关税问题上为难墨西哥和中国，就会损害自身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墨西哥、中国爆发贸易战，甚至同时与两个国家为敌，意味着“最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征收关税。那么墨西哥可能会对美国产的农产品征收关税，那可是很大一笔关税。而中国则会对一些精密器械征收关税。如果矛盾被激化，我们的经济将进一步陷入窘境”。
还有一点也必须记住。贸易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消失，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岗位。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莫洛·吉伦（Mauro Guillen）说道：“NAFTA为我们带来了原本属于欧洲和日本的很多岗位。”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在NAFTA生效之后，丰田、日产、奔驰和宝马等汽车公司纷纷在阿拉巴马州、南加州、田纳西州等地建厂。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供应商。不过工作岗位仍然是在减少的。”被取代的工人必须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学教授马歇尔·费舍尔（Marshall L. Fisher）说，如果现在有人想要和中国工厂一较高低，那就太讽刺了。“在之前的一场总统选举辩论中，特朗普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1%。看看中国，可是7%。但如果你读一读（中国）上一个五年规划，其中明确展示了中国人的计划，那就是摆脱低端制造业岗位，大力发展设计、品牌运营、分销以及产品创新。中国希望通过摆脱低端制造产业的方式，继续保持特朗普所艳羡的那种繁荣。中国之所以要摆脱这些岗位，在于他们感觉到靠制造业是无法竞争的。很多公司纷纷搬离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变得昂贵。这些公司都跑到越南去了。”
对廉价劳动力的追求促使新英格兰的制造商转移到北加利福尼亚，然后又去了巴西、台湾、中国和越南，接下来是印尼、孟加拉，以后甚至会去埃塞俄比亚。“我们是希望把中国不要的那些工作岗位都带回美国吗？如果中国工人太贵，他们的薪酬只有美国工人的五分之一，我们又如何指望这些岗位有竞争力？我不认为会有人愿意让美国人的薪酬降低五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召回这些工作会产生哪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和决策学教授，沃顿费舍曼-戴维森服务与运营管理中心（Center for Service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联合主任莫里斯·科恩（Morris A. Cohen）说：“GE Appliance在几年前投入十亿美元开展回岸业务；他们（把生产线）重新搬回美国肯塔基州，并和工会谈判。但是在让工人去工厂工作的问题上却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他说：“他们发现供应成本更高，因为很多东西需要从海外进口。最终，他们把这部分业务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
美国人也认为在工厂找份工作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了。科恩指出：“一旦他们到工厂工作，就会发现这份工作并不好。GE无法留住工人。他们第三天就会辞职。”他说：“我们也没有把工人培训成技艺合格的手艺人。而德国的学徒项目都是这样培训的。美国社会对这件事的接受程度不像德国那么高。我们需要树立这样的价值观。”
工厂岗位的未来
科恩说，无论如何靠贸易战都无法解决问题。站高一点看，“（美国）制造业已经衰落，在任何发达经济体都是如此。”他指出：“我们可以提供服务业岗位，只是不一定能提供制造业那么高的薪酬。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
最终的解决之道还是要从经济上下手。“我们必须找出今天的竞争优势在哪里。不是以前的优势，而是创新、新的经营模式以及利用好自动化技术。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在绞尽脑汁地做好这些方面。”东欧和南美国家的人急需工作，他们也不需要多高的薪水。因此美国必须要找到与之竞争的办法。科恩说：“我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但解决问题不是仅靠让制造业回家就可以的，以前是这样，现在不是。”他说：“我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公司的灵活度以及劳动力都有极大的信心。只要能良好地加以利用。长此以往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竞争力。”
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创造了巨大的利益。高质量的产品，以及前所未有的低价，这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在这场角力中也有输家。”科恩说：“一些工厂关闭了，一些人失业了。因此好处并不是均等的。一些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事情总是如此。我所造访的每个国家都希望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但与此同时，国家也希望产品价格更低。这是一种平衡。平衡关系的责任还是在政府。我们所参与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激烈的竞争。”
美国人真的会花更多钱购买美国产的产品吗？美联合和GfK在4月份针对1,076名美国成年人开展的调查显示，一般来说并不会，即便只是需要花费多一点点的钱。调查假设，对于一条85美元的美国产裤子和一条50美元的其他地区生产的裤子，只有3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选美国产的那一条。
此外，科布林还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鉴于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美国力求雇佣全工龄人口的主张是否现实？我们总是在说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更好的工作，但究竟能创造多少？答案就是，我们并不清楚。一直都是如此。”
根据美联储的统计，美国工厂如今的产能是1984年的两倍，而工人数量却少了三分之一。哈里森认为，显然竞选期间这种紧张局面被利用了，而民主党没有直面这个问题，无法帮助那些受到全球化伤害的人。哈里森与巴黎经济学院教授Lionel Fontagné等人合著的书《没有工厂的经济》（The Factory-Free Economy）即将推出。而对此听而不闻的并非只有民主党人。“很多人，比如像我这样的学者都不愿承认有人做了失败者。”她说。“我们还没有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所表态。我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首先，经济学家说没人失败；然后他们又承认是有的，但仍然无所作为。而后任政府在整个选举中利用了这一点根本就是错误的。除非我们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帮助失败者解决了问题，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否则我们就无法实现全球化。”
如今，由于特朗普政府有极大的可能性拿贸易协定和国际关系开刀，美国制造业的未来站上了十字路口，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从所传达的信息上来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危险。“TPP曾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而扼杀TPP则会令中国更强势。”费舍尔说：“这真是一盘扑朔迷离的棋局。我想说，期待重振美国制造业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都是错误的妄想。首当其冲的错误就是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需要依靠烟囱里冒出多少烟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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