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正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兼職教授琳敦（Nandani Lynton）和沃頓商學院的吉特德拉• 辛格（Jitendra V. Singh）發現，在領先跨國企業的高管數量上，印度要比中國略勝一籌。在這篇個人評論專欄中，兩位對此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釋。但隨著中國的日益發展，印度可能會發現其領先優勢將是暫時性的。
中國和印度在全球經濟舞臺上的崛起無疑是令人矚目的。高盛在金磚四國經濟報告最新修訂版中指出，中印兩國躋身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速度可能比最初預計的要快。事實上，今年第二季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日本在上半年的綜合經濟實力仍然強過中國。當然，在未來幾年裡還會出現不少問題，兩個國家都會面臨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戰。但是，兩國的經濟發展曲線似乎明顯呈上升趨勢。實際上，即使在最近衝擊了多數發達國家的嚴重經濟衰退的背景下，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速度仍然是相當可觀的。
雖然這兩個國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事實上，兩個國家在歷史、文化、人口和經濟方面是相當不同的。於是我們很想探尋，對於中國和印度在全球經濟和文化舞臺中的崛起，這些差異具有怎樣的作用和影響。
我們認為，最好從研究印度人和中國人如何在領先的跨國企業中發展至高層人員開始。籍此，我們可以獲得一些重要線索，瞭解這兩個國家的公司在未來會如何發展成為全球化的企業。
我們收集了2009年財富雜誌全球500強公司的資料。我們將中國的中石化、中石油、國家電網和印度的公司ArcelorMittal從名單中除去，因為這些公司內理所當然會有不少中國和印度籍的高層管理者，而我們的研究更側重於外國的跨國公司。這樣就剩下了46家公司。通過審閱他們的年度報告、公司治理報告和其他在公司網站上披露的領導層資訊，我們編錄了每家公司的 “執行委員會/高級管理層”以及“董事會成員/管理委員會”的全部名單。我們對這些名單上的每一位人員的個人資料進行研究，確定該群組中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的人數。結果就是：在總共788位擁有“首席”頭銜的高層管理者中，有2個中國人、2個北美籍華人、以及13個印度人。在590位董事會成員中，有4個中國人和6個印度人。
雖然兩個國家的高管人數所占比例仍相對較小，但是，和跨國公司中的中國籍高管相比，印度籍高管的數量似乎相對較多。
我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於是進行了一些論證來探尋這種不均衡情況的原因所在。我們總共假設了五項主要的差異，並認為這些差異可能會影響中國和印度在未來幾年裡在全球發揮的作用。
英語能力
英語能力是與差異明顯有關的一項因素，因為英語是世界通用的商業語言。直到最近，講英語的中國人仍然相對很少，在中國經商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文，但是這兩個因素正在迅速改變。相比之下，印度的主要商業語言是英語，英語的普及往往被視為印度在國際貿易中一項獨特的能力。近年來，印度公司在軟體服務和業務流程外包方面突飛猛進，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但是，這種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在英語教育的普及方面，印度的歷史確實比中國更加悠久，但是，如今中國許多高校畢業生的英語口語水準也是相當優秀的，即便他們從未出過國或在外企工作過。在中國，家長往往會犧牲一份薪水來承擔子女的雙語幼稚園和學校的費用。在中國，成人英語進修班造就了許多成功企業，例如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和華爾街英語學校等。
管理學教育
第二個差異在於，印度在管理學高等教育機構方面擁有較長歷史。印度是卓越的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 IIM)的發祥地，如今，這些管理學院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研究所。其中，印度管理學院阿默達巴德分校是在20世紀60年代與哈佛商學院聯合創立的，而創建於50年代的加爾各答分校則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的幫助下成立的。所以，五十多年來，印度一直在培養和輸送經過專門訓練的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雖然擁有中國領先商業學院的大學也擁有百餘年的悠久歷史，比如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等，但是，中國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實施現代管理學教育。比如當時，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在大連啟動了合作專案，歐盟和中方合資建立中歐管理學院(the China Europe Management Institute)。之後，該學院移至上海並成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CEIBS)，亞洲領先的商學院之一。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許多大學也創立了商學院，多數是與一家或多家西方合作夥伴共同創建的。黨校也是重要的行政管理教育機構，但仍然停留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層面。
這樣，我們就能發現管理教育歷史方面存在的明確差異，這是50多年和20年之間的差距。從在中國和印度之外的國家的全球知名商學院擔任的領導就能反映出上述差異。在此類院校中，擔任院長的有兩位是印度人 –哈佛商學院新院長尼廷·諾裡亞(Nitin Nohria)和芝加哥商學院新院長蘇什·庫馬爾(Sushil Kumar) – 以及即將成為法國英思雅德商學院新一任院長的迪派克·詹恩(Dipak Jain)，他曾在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擔任過若干年的院長職務。與此相比，在全球頂尖的商學院中，沒有一位擔任類似職位的華人。
政治和經濟差異
第三，管理教育的落後還體現在中國和印度的政治經濟實情的差異上面。印度在1947年獨立，之後，印度的領導人選擇了混合型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國家控股的企業已從某些經濟部門分離出來，但是大約有一半的經濟仍然是私營部門，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司在市場上相互競爭。這就帶動了市場對新成立的印度管理學院的管理學畢業生的需求，同時也促進了管理教育在印度的普及。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管理逐漸開始成為廣受年輕人青睞的職業選擇，而且一直在不斷發展。
相比之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外國侵略和長期內戰給新中國留下了一付爛攤子。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採取了平等主義的思想形態，並開始對中國社會進行重建。從1958年到1962年，在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的推動下，未接受過培訓的農民被迫將中國帶入一場不太成功的新工農業革命，這場運動導致生產力降低甚至給許多地區帶來饑荒。之後，中國進入了文革時期，文革運動使1966年至1976年的學校教育被迫中斷，並對商業和財產所有權大肆抨擊。在當時的背景下，擔任管理者或持有管理學學位顯然不是什麼優勢。
文化差異
第四，我們認為文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為每個國家的社會背景都對管理發展產生影響。印度文化相對比較多元化，各種不同的語言、民族、地區、宗教、甚至種族群體必須在印度複雜的民主社會中學會合作與共存。從歷史上看，印度曾經受到過好幾波征服者和殖民者的統治，長期以來，這些文化已融入印度社會，而且，印度人沿襲了在海外學習和工作的悠久傳統。在具有影響力的小群體網路的作用下，印度社會可能是一個精英社會，和這個社會一樣，近年來，印度的職場也變得相當有包容性。在過去十年裡，不斷增長的服務行業需要越來越多的年輕員工，這些行業成為克服各種傳統社會障礙的另一個平衡器。<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pt; FONT-FAMILY: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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