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中的高管：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印度人多？

中国和印度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兼职教授琳敦（Nandani Lynton）和沃顿商学院的吉特德拉• 辛格（Jitendra V. Singh）发现，在领先跨国企业的高管数量上，印度要比中国略胜一筹。在这篇个人评论专栏中，两位对此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印度可能会发现其领先优势将是暂时性的。

 

 

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崛起无疑是令人瞩目的。高盛在金砖四国经济报告最新修订版中指出，中印两国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速度可能比最初预计的要快。事实上，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在上半年的综合经济实力仍然强过中国。当然，在未来几年里还会出现不少问题，两个国家都会面临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曲线似乎明显呈上升趋势。实际上，即使在最近冲击了多数发达国家的严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仍然是相当可观的。

 

虽然这两个国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人口和经济方面是相当不同的。于是我们很想探寻，对于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和文化舞台中的崛起，这些差异具有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认为，最好从研究印度人和中国人如何在领先的跨国企业中发展至高层人员开始。籍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线索，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公司在未来会如何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企业。

 

我们收集了2009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公司的数据。我们将中国的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和印度的公司ArcelorMittal从名单中除去，因为这些公司内理所当然会有不少中国和印度籍的高层管理者，而我们的研究更侧重于外国的跨国公司。这样就剩下了46家公司。通过审阅他们的年度报告、公司治理报告和其他在公司网站上披露的领导层信息，我们编录了每家公司的 “执行委员会/高级管理层”以及“董事会成员/管理委员会”的全部名单。我们对这些名单上的每一位人员的个人资料进行研究，确定该群组中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人数。结果就是：在总共788位拥有“首席”头衔的高层管理者中，有2个中国人、2个北美籍华人、以及13个印度人。在590位董事会成员中，有4个中国人和6个印度人。

 

虽然两个国家的高管人数所占比例仍相对较小，但是，和跨国公司中的中国籍高管相比，印度籍高管的数量似乎相对较多。

 

我们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进行了一些论证来探寻这种不均衡情况的原因所在。我们总共假设了五项主要的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几年里在全球发挥的作用。

 

英语能力

 

英语能力是与差异明显有关的一项因素，因为英语是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直到最近，讲英语的中国人仍然相对很少，在中国经商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文，但是这两个因素正在迅速改变。相比之下，印度的主要商业语言是英语，英语的普及往往被视为印度在国际贸易中一项独特的能力。近年来，印度公司在软件服务和业务流程外包方面突飞猛进，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这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在英语教育的普及方面，印度的历史确实比中国更加悠久，但是，如今中国许多高校毕业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也是相当优秀的，即便他们从未出过国或在外企工作过。在中国，家长往往会牺牲一份薪水来承担子女的双语幼儿园和学校的费用。在中国，成人英语进修班造就了许多成功企业，例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和华尔街英语学校等。

 

管理学教育

 

第二个差异在于，印度在管理学高等教育机构方面拥有较长历史。印度是卓越的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 IIM)的发祥地，如今，这些管理学院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所。其中，印度管理学院阿默达巴德分校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哈佛商学院联合创立的，而创建于50年代的加尔各答分校则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帮助下成立的。所以，五十多年来，印度一直在培养和输送经过专门训练的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虽然拥有中国领先商业学院的大学也拥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比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等，但是，中国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实施现代管理学教育。比如当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在大连启动了合作项目，欧盟和中方合资建立中欧管理学院(the China Europe Management Institute)。之后，该学院移至上海并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CEIBS)，亚洲领先的商学院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许多大学也创立了商学院，多数是与一家或多家西方合作伙伴共同创建的。党校也是重要的行政管理教育机构，但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

 

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管理教育历史方面存在的明确差异，这是50多年和20年之间的差距。从在中国和印度之外的国家的全球知名商学院担任的领导就能反映出上述差异。在此类院校中，担任院长的有两位是印度人 –哈佛商学院新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和芝加哥商学院新院长苏什·库马尔(Sushil Kumar) – 以及即将成为法国英思雅德商学院新一任院长的迪帕克·詹恩(Dipak Jain)，他曾在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担任过若干年的院长职务。与此相比，在全球顶尖的商学院中，没有一位担任类似职位的华人。

 

政治和经济差异

 

第三，管理教育的落后还体现在中国和印度的政治经济实情的差异上面。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的领导人选择了混合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国家控股的企业已从某些经济部门分离出来，但是大约有一半的经济仍然是私营部门，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在市场上相互竞争。这就带动了市场对新成立的印度管理学院的管理学毕业生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管理教育在印度的普及。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逐渐开始成为广受年轻人青睐的职业选择，而且一直在不断发展。

 

相比之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外国侵略和长期内战给新中国留下了一付烂摊子。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采取了平等主义的思想形态，并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重建。从1958年到1962年，在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下，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被迫将中国带入一场不太成功的新工农业革命，这场运动导致生产力降低甚至给许多地区带来饥荒。之后，中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文革运动使1966年至1976年的学校教育被迫中断，并对商业和财产所有权大肆抨击。在当时的背景下，担任管理者或持有管理学学位显然不是什么优势。

 

文化差异

 

第四，我们认为文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每个国家的社会背景都对管理发展产生影响。印度文化相对比较多元化，各种不同的语言、民族、地区、宗教、甚至种族群体必须在印度复杂的民主社会中学会合作与共存。从历史上看，印度曾经受到过好几波征服者和殖民者的统治，长期以来，这些文化已融入印度社会，而且，印度人沿袭了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悠久传统。在具有影响力的小群体网络的作用下，印度社会可能是一个精英社会，和这个社会一样，近年来，印度的职场也变得相当有包容性。在过去十年里，不断增长的服务行业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员工，这些行业成为克服各种传统社会障碍的另一个平衡器。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和印度不太相同的是，中国的社会文化相对比较统一。国家的文化比较单一，这主要是从汉民族社会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划分的趋势发展而来的，这种文化不鼓励人们采用新的思考方式或包容外来者。这就给了解新市场、创造性地思考、或接受另类人士带来较大的难度。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小群体意识，他们喜欢和他们熟知并信任的人一起工作、沟通和交流信息。而外来者 – 包括其他部门或分公司的人员(甚至是同一个企业的)，更不必说来自企业外部或外国的人员 – 只能通过长期相处才能建立起信任关系。这些文化模式阻碍了对不同思考和行为方式的人士，因此也阻碍了跨国公司籍以推动创新的交叉受益效益与协同合作。

 

人口结构

 

最后，人口结构的简单差异或许能够说明跨国企业中的中国高层领导不多的原因。由于缺少会讲英语的中国经理人，因此，有幸得到这类人才的跨国公司可能想让他们留在中国。一份经常被引述的2005年麦肯锡报告《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称，中国的经理人空缺在75万名左右。报告估计中国和印度的大学和高等学位的毕业生数量大致相同，但是在印度，25%的工程学毕业生接受过的专业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跨国公司的工作，而中国的相应比例仅为10%。

 

印度拥有大批经验丰富的高潜质双语经理人。公司可以很容易将他们外派出去 – 甚至去中国工作(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ABB公司中国纸浆和纸张部门负责人的Dinesh Paliwal)。长期以来，诸如印度联合利华等印度公司是其总公司的全球性人才的重要基地。

 

如今，拥有“首席”头衔的管理者的经历突出了国际经验。早在国家独立之前，印度人就一直有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而在最近二、三十年里尤为突出。从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国人一直被限制出国，在90年代之前，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也是很少的。中国要将富有才干的本国经理人留在国内，因为这里求贤若渴，因而他们也失去了许多可以在跨国企业大展宏图的机会。

 

多变的形势

 

总而言之，我们明确了之所以在领先跨国企业的高级职位中，印度人的数量多过中国人的几个可能的原因的解释。虽然我们认为这些原因与数据是相一致的，但是，我们无法断言哪些因素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为了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形势在不断变化的，而且速度很快。中国和印度公司如何在长期实现其全球化目标，可能要取决于哪个基本因素具有更大影响力。比如说，如果包容多元化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变化过程就会比较缓慢，因为这建立在中国对同一性的信任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模式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将来会更胜一筹。

但是，如果以语言能力为中心的话，那么上述情形的变化过程将会更快些，因为印度的英语优势正在快速被中国人超越。如今，中国学习英语的总人数超过了美国。同样，在管理教育问题方面，中国也在迎头赶上，持有MBA和EMBA学位的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是成功的。尽管数据似乎表明，截至去年，在领先的全球企业的领导职位方面，印度人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种模式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从决定此种模式的具体因素的相对影响力来看，中国应该不久就能赶上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