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頓校友專欄：美聯航的潰敗與資本主義道德觀

近期，一段由於客機座位超售而導致一名美聯航乘客一邊尖叫一邊被人從座位上拖拽走的視頻在全世界廣泛傳播。這也引發了外界關於航空公司的超售做法是否合法的激烈討論。在詹姆士·馬丁神父（Father James Martin）看來，“美利堅公司”理應給道德觀留出位置。他是一位耶穌會牧師，《America》雜誌總編，多本基督教書籍（《Jesus: A Pilgrimage》、《The Jesuit Guide to （Almost） Everything: A Spirituality for Real Life》等書）作者，梵蒂岡通信辦公室秘書處顧問。他畢業于沃頓商學院。 

在這篇專欄評論文章中，馬丁提出資本主義制度會導致人類的墮落，從本質上說是一種不道德的制度。公司想要改變這種狀況，就不能把成功的衡量標準全部放在盈利上，而應當照顧到公利和他人的福祉。只有那樣，改變才會真正到來。（原文刊載於《America》雜誌）。

美聯航是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並且放任對一位已購票乘客的攻擊。這件事之所以鬧得沸沸揚揚，原因在於：此事揭露了“美利堅公司”將規則置於人之上、資本主義將盈利置於人類尊嚴之上的現實。（我這樣說不僅因為我是一名牧師。我也是沃頓商學院的畢業生，我自認為是一名資本主義者，也曾在美國的企業界工作多年。）

機票超售是絕大部分航空公司都會使用的一種利潤最大化手段。座位空餘意味著收入損失。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某些人被航班請出去。但是航空公司的經濟賬算得很精明，他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交易。乘客的不便在利潤面前不值一提。

你可以看到內在的問題出在哪里。

這位乘客名叫大衛·陶（David Dao），是一名醫生。20世紀70年代，他攜家帶口從越南移民美國。他是購買了美聯航的機票的。因此作為乘客，陶大衛有正當理由認為自己可以使用這張機票。任何沃頓商學院的畢業生都知道，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精髓：用金錢換取商品或服務的公平交易。然而航空公司卻因為有幾名公司雇員在最後時刻要搭乘飛機而宣稱航班座位“超售”。於是，他們詢問這些已經購票的乘客，誰願意讓出座位。通過不斷提高補償金額，航空公司希望有人主動讓座。有幾位乘客接受了補償。

陶大衛不想離開飛機。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為什麼非要他走？他付了錢，並且著急抵達目的地。我的商業法教授可能會這樣說，航空公司與他也簽訂了合同。在我看來，航空公司聲稱自己有權利驅逐他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他們並沒有遇到緊急情況。無論合同限制條款怎麼寫，陶大衛都有權在當天乘坐飛機。

同理，超售令機票價格更低、因此結果還是乘客受益的說法也是詭辯。因為公司的目的並不是降低票價、為乘客省錢，而是為了讓股東利潤最大化。航空公司通過降低票價來提高機票的售出量，從而增加收入。航空公司又不是慈善機構。

陶大衛不願放棄他已經購買的座位，於是就被乘警強行帶走。乘警不僅毆打了他，還把他從機艙走廊上拖走。在那周晚些時候的新聞發佈會上，《紐約時報》報導稱陶大衛的律師“列出了客戶的多處受傷：鼻樑骨折、腦震盪、掉了兩顆牙，而且受傷的鼻子可能需要再造手術。”

當我們目睹事件視頻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有一個聲音在說：“這是不對的。”請關注這種感受。這是我們的良知在發聲。也正是這種情緒促使線民憤怒的大爆發。這不僅僅在於那些曾被趕下飛機的人對這位男士的遭遇感同身受，還在於一種制度的不道德導致人類尊嚴的喪失。如果是公司規則和資本主義法律導致了這些，那麼它們就是不公正的規則與法律。

其結果證明其手段並不正當。

掌握權力的人，包括機長、乘務員、地勤，可能也意識到這會傷害一個人的尊嚴。然而卻沒有人出面制止。為什麼會這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質壞：目睹這種事情可能也會令他們不安，但他們的訓練要求他們必須遵守規則。

這些規則說：第一，我們有時會超售，因為我們希望實現利潤最大化。第二，我們可以驅逐任何人，可能是因為超售，可能只是因為我們想要收回座位，無論乘客有什麼合理期待，也無論這會對乘客造成怎樣的不便。第三，也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人類尊嚴並不能阻擋規則的執行。資本主義和公司文化釀成的有毒雞尾酒，最終導致一個人被硬生生拖下了飛機。

這也是為何，一句不鹹不淡的“這裏沒什麼可看的”可以用來粉飾“美國企業文化”的各種頑疾，以及掩蓋資本主義制度對此制度和所有企業員工產生了如此大的困擾。他們看不到這種制度的受害者。

這是否是“第一世界的問題”？當然，是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還買不起機票。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因為一種將利潤置於所有人之上的制度導致的受害者比比皆是。同樣的經濟學運算認為，利潤是決策時最重要的衡量標準。這導致有人被拖下飛機，也有人在內羅畢的貧民窟掙扎求生。利潤相對於人的無上特權導致了不公平的薪酬、惡劣的工作條件、環境的惡化以及對人類尊嚴的侵犯。

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美聯航CEO奧斯卡·穆諾茲（Oscar Munoz）對乘客的遭遇表示道歉，說“沒有人應該遭到那樣的對待”。贊同。但他還說，員工是在“遵循既定流程”，他“堅決”予以支持。

對於一個引發乘客遭受如此對待的制度，該如何解決？首先要認識到利潤並不是公司決策的唯一評判標準。應該認識到，人比錢重要得多，無論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如何反對這一點。做事要有道德，要尊重人的尊嚴。

公司應該如何做？如果公司希望鼓勵員工在充滿壓力的情況下仍能做到恪守職業道德，比如在美聯航員工面臨的狀況下，那麼應該如何圈定規則，才能鼓勵員工表達惻隱而非壓抑自己的感受？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在於承認：利潤不是公司成功的唯一評判標準。這與我在Econ 101課堂上學習到的或許不一樣。如果只把利潤視為成功的唯一標準，那麼員工就會為了達成目的而甘願犧牲其他任何東西，包括自己的憐憫之心。

而一旦將公利（the common good）與個人尊嚴納入對成功的評判公式，那麼諸如同情、善良、關心窮人以及重視環境等等品質也都會被人所接納，獲得與效率、咄咄逼人、辛勤工作同等的重視。換而言之，如果你在評判公式中引入其他目標，那麼公司及其員工的優先要務就會不一樣。而員工乃至整個公司的氛圍也會捎帶著變得更加愉悅。畢竟，誰願意為一家沒有感情的公司服務？

當然，這種做法並不一定適用於每種情況。一些公司和管理者可能因為追求利潤而昏了頭，在做事時毫無同情心可言。對於這種情況，政府是否應該發揮作用，要求公司在管理中鼓勵員工保有一份同情心？換句話說，監管能否確保公司的行為更有道義？

我認為他們是可以做到的。究其根本，政府在工作時間、探親假、同工同酬等方面的規定就是為了讓公司的行為更有人情味，將人的尊嚴置於公司經營之上。限制工作時間，提供更長的探親假福利，以及要求男女同酬，都是對人抱有同情心，尊重人的尊嚴和基本需求。其實，也可以通過政府監管，確保公司不僅能夠考慮到自家員工的需求，也能夠考慮到公司的經營可能對“公利”、也就是廣大的社區產生的影響。

因此，通過監管手段關心環境很重要。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曾把環境稱為我們“共同的家園”。不過就公司內部的努力以及判斷工作者是否受到了善待而言，我認為改變仍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推行。如果CEO是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真正關心員工的福祉，不只是經濟福祉，而是耶穌所說的“照拂全身心”，那麼這些目標自然就能傳達到各級別管理層。

對於如何管理，大家會自然而然地向尊長上級看齊。如果從管理人員身上看見了同情，下級自然心領神會。我認為，這有助於企業更加健康向上，鼓勵員工對待顧客、客戶時抱有一份同情心。最重要的是有助於實現道德目標：公共利益（the common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