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二月中旬訪美期間取得了多項成果。現年57歲的習近平預計將成為下一任中國國家主席與中共中央總書記，他于情人節當天造訪白宮並與美國總統奧巴馬進行了會晤，並隨後訪問了愛荷華小城馬斯卡廷，與1985年曾訪問過的老友家庭再次相聚。在此次訪問的最後，他還與洛杉磯市市長一起觀看了湖人隊的比賽。儘管回避了與美國官員進行人權與其他一些問題的討論，習近平告訴新聞媒體：“我現在可以說，此次美國之行取得了圓滿成功。”
在習近平接任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領導人之後，中美經濟關係是否會受此次訪問的影響而變得更加和諧呢？分析家稱，儘管習近平訪美取得了圓滿成功，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仍很有可能持續下去。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焦點問題可能會有所轉移。包括沃頓商學院在內的許多專家表示，除了匯率操縱這一固有癥結外，一種新的抱怨情緒正日益高漲：中國對國有企業提供的不公平支援削弱了美國經濟的競爭力。在中國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的影響下，被稱為“北京共識”的在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強調市場主導的“華盛頓共識”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面對這一事態發展，各方反應各不相同。華盛頓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表示：“抨擊（中國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梅耶（Marshall W. Meyer）正在撰寫一本有關中美經濟關係著作，他的態度則截然不同：“你不能要求（中國官員）做什麼，但你可以遵循他們的遊戲規則，要麼就自己制定出一個更好的規則來。這都意味著（美國）政府必須發揮更大的作用。”
近 “ 胡 ” 非 “ 朱 ”
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習近平在這一問題上將採取何種態度。“我們並不知道，習近平是會成為第二個朱鎔基還是第二個胡錦濤。”梅耶將中國前任總理和現任主席進行了一個對比，“我們猜測他可能更像胡錦濤而不是朱鎔基，但沒有人敢保證一定如此。”外界認為中國的前任總理朱鎔基（1998-2003）以大膽的國企改革以及發展私營經濟聞名，而現任的胡錦濤主席在位期間則被評論為重新振興了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的主導地位。
自1993年江澤民接替鄧小平以來，中國政治高層每十年就會進行一次權力交接，這就帶來了“變化的可能，”史劍道說。與梅耶一樣，史劍道很懷疑習近平是否會願意抓住這個機會。他評論說，改革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對他（習近平）來說擔子太重了些，”畢竟，習近平來自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的子女這個階層，而當下主導中國經濟的國有企業正為這一階層提供著良好的福利待遇。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習近平都是這個階層的一個典型代表。他的父親習仲勳原來是革命英雄，建國後成為了副總理。習近平享受著中國上層階級的特權，目前女兒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妻子則是一位美麗的著名歌唱家。但他的生活並非一直這般令人陶醉。1962年，習近平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他被迫從中南海這個共產黨高層領導聚居的地方搬出，在陝西省貧困的梁家河的窯洞中住了七年。
一些專家表示，習近平這樣那樣的經歷最後並不一定會影響到他的政策決策。習近平只是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員之一，其中有七名將在今年秋天卸任，而全部25名委員的位置中也有一半將要發生變動。華盛頓智囊團美國進步中心的經濟學家亞當•赫什（Adam Hersh）指出，“僅憑一人之力是很難舞動整個中國經濟的。意識形態以及黨派內部平衡是個大問題。”
未來：慢行道
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勞資糾紛以及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也使得中國經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中國並不會成為一個可怕的大怪物，自身的內部問題就會讓它疲於奔命了，”梅耶說，“隨著中國對進口能源和食品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大，它的國際收支盈餘就很難保持之前的水準了。通貨膨脹和人口老齡化將是中國經濟增長走上‘慢車道’。而經濟增速的放緩是對國家領導力的一次打擊。因為國家的任務就是要保持經濟增長，保障百姓的就業和衣食住行。”
與此同時，美國正處於總統選舉週期之中，再加上深陷經濟困境，就使其針對中國的指責言論喧囂塵上，梅耶補充說。無論誰當選總統，“都會出現新一輪針對中國的攻訐……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標準程式了。”如果美國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又居高不下，再加上高額的對華貿易赤字，對中國施壓的呼聲就會持續高漲。
因此，赫什推算，美國仍會繼續將貿易赤字歸咎於人民幣價值被低估。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華盛頓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兼職教授彼得·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表示,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現實匯率已經上升了將近40%。鮑泰利提到，中國的總體經常項目盈餘在2007達到峰值，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0％。現在這一數字已經跌到了3.7%，跌破了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引用的作為外部失衡的指標——4％的大關。但中國仍保持著對美國的貿易盈餘。
據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佛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所言，“習近平面臨著一個很重要的抉擇：是否讓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使之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艾倫表示，為了把人民幣匯率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中國保持著龐大的外匯儲備。這一儲備佔據年國民生產總值的50％，並每年消耗GDP的1%到2%。如果人民幣能夠自由兌換，中國將不必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但很難預測會有多少錢將流向國外，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必須更加謹慎小心。此外，一旦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中國將不用為了保障外匯儲備而購買美國國債，這就意味著中國將不再為美國預算赤字進行融資。“如果他們不再持有我們的國債，我們可就遇到大麻煩了。所以採取謹慎的態度是正確的，不能採取劇烈的變革手段。”艾倫說道。
“ 創新重商主義 ”
基於美國的競爭力的考慮，除了匯率之外，華盛頓很有可能會對中國提出更多的需求。而這些需求將進一步涉及中國的市場結構和政府財政補貼。華盛頓科技政策智囊團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的創始人和主席羅布·阿特金森（Rob Atkinson）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創新重商主義”。中國六年前對“本土”自主創新的推動導致了政府為國有企業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津貼，為了科技創新忽略了智慧財產權保護，違反了許多公平競爭的原則。
“中國人正在運用各種手段，想要將國外技術盡可能多的納入中國企業之手。”他說，“在過去外資引進中，他們所生產的都是類似于開心樂園餐玩具這種低附加產值的產品。這時候並不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什麼威脅。而現在，他們已經切實的構成了對美國跨國企業的嚴重威脅。未來幾年的熱點將會是圍繞著包括商業機密在內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據阿特金森所言，高鐵技術、半導體和風能等許多領域都受到了這一趨勢的影響。
來自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史劍道表示，他贊同美國採取措施限制享受政府財政補貼國有企業的市場權力。美國可以採取“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即以提供對投資美國市場的准入（相當於胡蘿蔔）配合行政部門或國會對中國國有公司在美國公司投資方面的反對（即大棒）進行共同作用。另一個潛在的談判工具是奧巴馬政府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這是一個旨在擴大亞洲和太平洋國家之間的自由開放貿易和投資的多邊自由商貿協議。“如果TPP充滿活力但對國有企業有著相關限制的話，中國就會被排除在外，”史劍道說，“這或將是中國改變行為模式的一個誘因。”
改革當下國家主導型經濟的呼聲來自四面八方。2月27號，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State Council）聯合發表了一份題為《中國2030：建設現代化、和諧創新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報告建議中國完成向市場經濟過渡，加強私營領域，開放市場以迎接更多的挑戰和創新，並進一步確保機會平等。該報告尤其督促政府重新界定國有企業的作用，打破相關壟斷並採取措施支援私營領域的發展。世界銀行集團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一份新聞稿中說：“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儘管在過去三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新的挑戰下，必須改革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
但期待這種改革的發生還有點過於樂觀了，梅耶評論道，“我們都希望它會發生，但問題就在於它最終是否能實現。有可能一切並非如此，而我們卻不得不與另一種新模式打交道。”因為北京模式的緣故，美國自身也可能必須進行一定的變革，他指出，“他們的政府行為符合一個政府的定義：盡其所能提高國內生產總值、改善就業。最終有人就不得不說，（美國）除了當前價值模式外，還應當允許有另一種模式生存的空間。我們必須要靈活並學會適應。”
如果習近平能如期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所面臨的來自國內和美國兩方面的挑戰必將有增無減。屆時也會呈現“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共同面對新考驗的局面。但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鮑泰利所言，“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不論願意與否，他們都必須在全球性問題上做到相互支持。否則的話，這個世界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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