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關於11月份美國總統大選系列專題中的第三篇，專題對兩位總統候選人，即民主黨議員巴拉克·奧巴馬及共和黨議員約翰·麥凱恩的資格及其各項經濟與財政提議進行探討。
下一屆美國總統將有一份龐大的待做事項清單：領導這個正與別國開戰的國家、消除或大幅削減聯邦預算赤字、避免金融體系發生崩潰、以及對“嬰兒潮”退休人士的應享權利加以管理等。
政論家大衛·葛根（David Gergen）曾任四屆美國總統顧問，現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領導中心的主任，今年夏天，他對沃頓商學院的學員們指出，“下一屆總統面臨的挑戰將令以往任何一屆總統都望而卻步。長期以來積累的眾多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可謂是時不我待。”之後，隨著作為全球經濟支柱的若干金融機構的相繼垮臺，此等挑戰日益加大加深。
沃頓商學院教授邁克·尤西姆（Mike Useem）就有效的總統領導力素質展開了論述：“對於在2009年1月21日那天走進美國總統辦公室的人士而言，他的工作將比任何一個人的工作都要艱難，”尤西姆是沃頓商學院領導力與變革管理中心的主任。他與同仁們指出，如此艱巨的任務勢必要求總統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與認知能力。
那麼，選民如何才能識別這些素質呢？關於哪些是最為重要的領導力品質，沃頓商學院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教授們持有許多觀點—但是他們也承認，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素質將因具體情況而異。譬如，在和平時期，溫斯頓·邱吉爾的政治生涯飄忽不定，但在戰爭時期，他是公認的無比成功的領袖人物。
“鑒於你需要的是很多特性，因此很難說你最需要的是什麼，”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榮譽退休教授西德尼·溫特（Sidney Winter）說道，他曾任布希第一任期的美國審計總署首席經濟師，並在甘迺迪政府期間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溫特教授指出，事實上，往往只有在事後才知道哪些個人素質最為重要。
但是，多數教授的清單上列有一項素質，那就是說服能力。總統與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不同，他的影響力極其有限。正如管理學教授凱薩琳·克萊恩（Katherine Klein）所說的，“因為國會議院不是你聘用的，所以你不能炒他們的魷魚。”
理查·紐斯達特（Richard Neustadt）在他1960年所著的《總統的權力與現代總統》一書中指出，總統實際上是個權力很弱的職位，幾乎只是一種說服權力，說服政府不同部門採取行動。作者引用了杜魯門在1952年艾森豪總統就職前夕的一句話：“他（艾森豪）將坐在那裏說，‘你們要幹這個！幹那個！’，然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可憐的艾克，這裏跟軍隊可完全不一樣。”
無論艾森豪在管理政府方面必須學些什麼——而且很難想像，他實際上對於官僚內鬥所知甚少，但是他的確具備另一種品質，部分政評家希望新一屆總統也能夠具備此種品質：他能夠流露出鎮定感和能力。溫特和其他人稱這種“在壓力下保持鎮靜的能力”是下一屆美國總統須具備的重要特性。
思路開闊與高智商
接受採訪的大多數教授還希望新任總統是一位聰明和思路開闊的人士。“我們希望看到上任的總統是一個智商極高的人，他能夠真正地綜合各種事實。同時他還思路開闊，善於廣納賢言。”克萊恩說道。
但是有一位教授對於智商的重要性提出了異議。“學術界認為總統應當聰明睿智，這的確無可厚非，但是縱觀美國歷史，在我們最傑出的總統當中，似乎有些是聰明的，有些則不怎麼聰明，”沃頓商學院商業和公共政策學榮譽教授傑拉德·馮哈伯（Gerald Faulhaber）說道，他曾於2000-2001年擔任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首席經濟師。
在人們的記憶中，成功的總統一般都是高智商的，但是他們在任期內卻未必能受此禮遇。例如，在1933年，福蘭克林·羅斯福就曾被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 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稱作是“二流的智力、一流的氣質”。
但是，馮哈伯確信，成功的領袖應當具備抵制誘惑的強大能力。“人類最大的誘惑就是性和毒品，”馮哈伯說道。另外，對於政客乃至總統而言，這種誘惑更顯強烈，因為它更加唾手可得。例如，克林頓本來可以成為一位極受尊敬的總統，“他聰明過人……但是被萊溫斯基醜聞案擊倒了。”
許多教授指出思路開闊非常重要。“在我看來，在日益複雜的外交關係以及金融市場的背景下，而且目前的狀況已經遠遠超出多數職業政客和具有法律背景和一般專業人士的經驗範圍，願意認真聽取意見和提出探索性的問題……將是頭等重要的，”沃頓管理學教授丹尼爾·M.G.拉夫（Daniel M. G. Raff）說道。“國家最終需要的是能夠發揮推動作用的人，他能根據高度簡化的（當然並非無關的）全球局勢來採取行動。”
他意識到自己生活在安全與資訊的泡沫中，而且對這樣的泡沫深感焦慮，這應當是另一項重要特性。最為成功的總統所擁有的資訊管道深植於政府內部，而且能越過層層官僚體制，溫特說道。他記得有一次，甘迺迪總統曾經召見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一位成員，直接詢問他對經濟的預測。
溫特教授認為，最傑出的總統似乎還會在決策時採取辨證的方法。讓不同觀點相互辯論有利於理解同個問題的不同方面。克林頓總統據說就特別擅長此類開放辨證式的決策方法，溫特說道。例如，在決定削減赤字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優先項的時候，克林頓總統聽取了雙方的意見，之後調和了黨內自由派的意見，以使兩項議案均得到通過。
溫特稱福蘭克林·羅斯福也是素來以此種辨證方法學習而著稱。溫特想起曾與他共事過的一位教授，這位曾在羅斯福政府工作過的教授說，他認為羅斯福總統故意把一個困難的任務分派給多人或多個部門去做。“結果就產生許多部門內部的爭論，但是羅斯福總統對這類爭論並不會表示譴責，”他說道。羅斯福認為這樣能讓問題和若干互有爭議的解決方法浮出水面，然後他就可以據此來做出最後決策。
沃頓管理學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也認為能夠廣泛聽取不同意見是一種重要的能力。卡普利認為：如果領導不注意創建一個鼓勵各抒己見的寬鬆環境，無論他是一個公司總裁或是白宮的領導，最後決策就會演變成為“集體思考”的結果，致使他有可能忽略重要事實和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從諫如流
此種辨證方法對總統的要求很高，因為它會讓人們清楚地瞭解到，做出決策是多麼艱難，溫特說道。“各人把所有事實和觀點統統擺上桌面，總統的決策能力接受挑戰……這個人必須真正能夠在散會後處理所有這些材料，並對各人的觀點進行權衡。”他補充道。並不是所有的總統都青睞此種方法的。 “我需要‘一隻手（one-handed）’的經濟師！”杜魯門總統曾經感歎道，因為他所有的經濟顧問都會說，“一方面……另一方面……”
據溫特說，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是杜魯門總統的顧問之一，他曾經指出顧問的作用不是提供各種不同的方法，而是為總統在決策時帶來信心。
某種威信也可以成為一項優勢。馮哈伯認為，麥凱恩在這方面具有一定優勢，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是資深的美國參議員，而是因為外國領導人可能認為年輕的奧巴馬不太勝任，就像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試圖利用年輕的甘迺迪那樣，因為他認為甘迺迪可能經驗不足。正是這種印象，使得赫魯雪夫決定在古巴部署導彈，從而導致了當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馮哈伯認為這種情況不會在麥凱恩身上發生，他還補充道，“人們認為他有一點瘋狂。”在博弈理論中，不太確定對手會做什麼，這可能是對手的一項優勢。“如果你認為對手是瘋狂的，那就會改變博弈局面，轉而會變成對手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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