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被虛假新聞、“可變事實”充斥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政策會產生哪些真實的影響，其實是很容易被模糊的。在沃頓商學院目前進行的關於特朗普政府與經濟問題系列講座上，沃頓商學院專家毫無保留地分享了各自關於相關政策對資本市場、美元、經濟增長以及就業創造等各方面的影響，並佐以大量資料分析。
在首度衝破20,000點大關後，道鐘斯工業平均指數受到特朗普多道政令的衝擊有所回落：與墨西哥的貿易戰升級，對後者徵收20%的商品稅；在亞洲，關於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承諾塵埃落定；對7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實行移民禁令，對美國的勞動力、特別是矽谷的工作者產生巨大影響，等等。此前的道指曾受益於特朗普關於大幅削減公司稅、中止多項監管政策以及大幅開展基建等建議。
“投資者和企業很喜歡共和黨設置的議程。請注意，我說的可不是特朗普議程。”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傑瑞米·西格爾（Jeremy Siegel）說道。“他們為什麼喜歡共和黨的議程呢？公司稅更低，監管更少，利息和股息收入納稅更少。這些對投資者來說都是很棒的。”
西格爾說了一個看好的例子：“如果真的要大幅削減公司稅，而且絕大多數人都做出了這樣的預測，那麼收入將增加10％。單這一項就可以為股市增加10%。此外，廢除一些監管規定也是投資者和企業所樂見的。這是另一大利好，有人預計其也會帶來10%的增值。”他指出，上述預測甚至不包括基礎設施支出的潛在收益。
話雖如此，特朗普的其他政令卻導致美國股市遭受損失。“市場不喜歡的是特朗普議程中那些不屬於共和黨議程的部分。顯然，對進口商品徵收重稅、嚴格限制移民、貨幣戰爭，諸如此類都是與共和黨的主張背道而馳的。”西格爾說。市場“謹慎”上行是因為尚不確定特朗普能否嚴格遵循共和黨設定的路線。“我可不能把話說死，因為在特朗普那兒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至於看衰的例子，則是貿易戰一旦爆發，經濟將遭受重創。西格爾說，很多共和黨人認為，正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推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數千種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才導致了“大蕭條”的發生。儘管西格爾和絕大多數宏觀經濟學家並不同意那種假設（認為誘因是貨幣系統崩潰和美聯儲的不作為），但他們認為一旦爆發全球性的保護主義，其強度將是破壞性的。“如果爆發貿易戰，市場會做出極端負面的反應。”他說：“我們估計會下跌10%到15%。”
貿易戰會來嗎？
沃頓商學院國際管理學教授莫洛·吉倫（Mauro Guillen）表示，保護主義是一個“可怕的想法”。貿易壁壘在此之前就存在，例如尼克森總統在20世紀70年代初對跨境商品徵收10%的關稅。“每次引入保護主義，傷害的還是消費者。”
還有替代品的問題。即便對墨西哥商品徵收20%的關稅，也無法確定美國人就會主動購買更多美國產品。“一些消費者和企業會說，不能買墨西哥的東西，那我就買美國或者中國的東西吧！印尼或者哥斯大黎加的也可以啊。”吉倫說：“我們無法確定事情會演變成怎樣。”
不僅如此，很多美國企業可能會因為不得不迅速適應規則的變化而陷入混亂。“還有一些從中國購買零部件的公司可能會猝不及防。”吉倫說：“他們的生意一直在持續，一直在投資，根據一套既定規則制定長期規劃。現如今，如果規則一夜之間全變了，他們會發現自己無所適從。”
吉倫進一步質疑了選擇同墨西哥爆發貿易戰這一舉動背後的合理性，畢竟墨西哥的出口占美國貿易逆差的10%到20%。“為什麼要選擇同墨西哥開戰？……問題遠不止如此。”他還指出，自特朗普贏得大選以來，墨西哥比索已經貶值了18%，這足以抵消建議實行的20%的關稅。總而言之，吉倫認為對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應該問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你究竟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談到貿易，西格爾解釋說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公平。“我們放對方的產品進來，他們卻不讓我們的產品過去。或者說對方給我方商品設置的門檻要高於我們對於他們的商品設置的門檻。如果對方能夠接受更多我們的出口品，這對我們雙方來說都是好事……我們沒有足夠努力地”打入對方市場。然而，吉倫卻指出貿易不平衡對中國也許確實如此，但對墨西哥卻不是這樣。“雙方屬於自由貿易。”
西格爾說，目前有一種說法主張推行“過境關稅調整措施”，進一步刺激美國貿易。該規則雖然免除了美國企業的出口稅，但也導致進口減免的減少，應納稅收入下降。“對出口實行巨額補貼，對進口實施高額徵稅，每個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會令美元更加堅挺。”
西格爾說，一些模型顯示，如果過境關稅調整措施全面實行，美元升值幅度將基本等同於公司稅率，其影響將是巨大的。由於美國目前仍然是進口大於出口，西格爾認為這一規則的實施將會增加收入。在國內生產並向國外出口的美國企業將成為贏家，沃爾瑪等以進口為主的大型企業則會是輸家。
沃頓商學院企業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教授肯特·斯麥特斯（Kent Smetters）補充說，如果公司稅稅率降至20%，美元可能會升值25%。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的真正價值都不會因為匯率波動而受影響。斯麥特斯曾在小布希總統期間擔任經濟政策常務助理秘書（西格爾則不贊同這種說法，他表示這種說法並未考慮全球資本流動）。
“但有一個問題。即便能夠打造同法國或其他實施增值稅（VAT）的歐洲國家那樣的公平競爭環境，想在世貿組織獲得通過也並不容易。”斯麥特斯說。一些歐洲企業能夠獲得VAT退稅。
斯麥特斯說，當時克林頓政府也推行了自己的過境關稅調整措施，布希政府也沿用了下來。但是以律師為主的世貿組織卻裁決這項規則非法。“律師瞭解法律條文”，但是對經濟政策看得不夠透徹。
歐洲的緊張局勢
與此同時，歐洲也在經濟和移民政策上出現了某些深層次的分歧。“意見差異越來越明顯。”吉倫說：“首先就是英國退歐的問題。但最令人擔憂的是民粹黨派的崛起。在即將到來的歐洲各國選舉中，他們獲得的支持也越來越多。”這些政黨傾向于反對移民，支持退出歐盟。義大利銀行業危機、希臘的國內情況日漸惡劣，以及歐洲某些國家的青年失業率達到45%，更是火上澆油。
至少，投票支持英國退出歐盟的人有一件事情是說對了。“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堅信歐洲進一步融合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金油。我個人覺得事情並非如此。”吉倫說道。“歐盟沒弄清楚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停止集中決策，以及在哪些問題上應該讓各國擁有足夠的決策權。”使用通用貨幣令事情變得更為複雜。歐盟一半多的成員國都在使用歐元。
西格爾卻認為，沒有國家能退出歐元區。“如果希臘沒能退出歐元區，別的國家也不能。認為義大利那些（民粹）黨派會帶領人們退出歐元區的想法真的很可笑。義大利人還記得義大利的里拉（曾一度出現2500里拉兌換1美元的情況）。”他指出，“如果不是因為移民問題，才不會出現英國退歐的事情。”
移民改革
在美國，非法移民是特朗普競選總統時的關鍵賣點。特朗普誓要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修建一座隔離牆，阻止未註冊勞工湧入美國，甚至還要讓墨西哥也出一部分錢。但是根據斯麥特斯的分析，驅逐這些勞工實際上會傷害美國的經濟。這個群體的規模估計在1100萬到1200萬之間。
特朗普的計畫是，驅逐這些勞工之後就能讓本國勞動者接手空出來的工作崗位。“然而實際情況根本不會是這樣。”斯麥特斯說：“一旦驅逐未經註冊的勞工，那些（通常技術含量很低的）工作崗位也不會真的被本國工人取代，”而是會採用自動化技術來解決。
此外，正是因為存在未註冊勞工，才令那些能夠在美國合法工作的人拿到更高的薪水。“未註冊勞工通常從事報酬很低的工作，不需要講英語，也不要求什麼社交技能。這就促使本國勞動者用接受更高的教育來體現自己的技能水準。”
斯特麥斯還說，雖然未註冊勞工的技能水準往往不高，但三分之一的合法移民都擁有大學學歷。吉倫說，移民從整體來說有助於推動創新。過去20十年以來，移民創辦的科技企業占到24%。“這足以體現最高端和最低端的移民狀況。”
斯麥特斯承認，特朗普一旦成功修建起承諾了很久的墨西哥隔離牆，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就會有所放鬆。“如果他贏得了這場政治博弈……所有事都更好商量了。”
諷刺的是，特朗普關於基礎建設開支的提議可能會遭遇強大的政治阻力。沃頓商學院院長傑佛瑞·蓋瑞特（Geoffrey Garrett）是本次對話的主持人。他總結說：強硬的共和黨人可不想讓赤字不斷攀升，而民主黨人也不願意給特朗普的這項重要議程開綠燈。
斯麥特斯說，一個解決辦法是集中修繕現有基礎設施，而不是建造新的。“修繕的投資回報率最高。”他說道。他還指出，400多座賓夕法尼亞州的大橋需要在接下來兩年內接受檢修。如果不修，“對交通造成的破壞可能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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