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華爾街警長”（The Sheriff of Wall Street）而著稱。在最近參加“沃頓商學院領導力講座”（Wharton Leadership Lecture）期間，紐約南區的聯邦檢察官普裡特· 巴拉拉（Preet Bharara）建議說，企業領導者通過誠實塑造自己的職業生涯再加上一點謙遜，就可以免受他辦公室的詳細審查。
自2009年8月被任命為紐約市最高聯邦執法職位之後，巴拉拉以其積極對抗白領罪犯的行動贏得了名譽，其中包括對帆船集團（Galleon Group）創始人、億萬富翁拉賈·拉賈拉特南（Raj Rajaratnam）內部交易的成功起訴。10月13日，拉賈拉特南被判刑，即將面臨24年的監禁。“儘管我們有權力，不過我們幹的並不是抓人的營生。”巴拉拉說。“我們不會一個接一個地抓人，之後在我們的綬帶上別上勝利的勳章。”
巴拉拉還反駁了說他的辦公室反企業、反華爾街的批評。“我們不會針對企業，也不會挑選特定的企業類型。有時候，金融機構是我們的目標，可有時候，它們自己也是受害者。”他表示。
雖然華爾街犯罪案件只是巴拉拉待處理案件的一部分，可他不但對金融相關案件的數量和範圍深表擔心，而且對詐騙和內部交易等組織化網路的增長也感到憂慮。他談到，過去，案件可能只圍繞一個親友傳遞機密消息展開。“可現在，在某些情況下，有人會為了穩定獲取內部消息而創建一種商業模式。這種狀況讓人感到痛苦。”
巴拉拉發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在華爾街遇到的很多嫌疑犯都是非常聰明的人，他們拿著高薪為對沖基金和其他金融機構評估風險。他談到，定罪和嚴厲的判決旨在“讓理智的商界人士明白，冒險並不值得。”
除了華爾街的案件以外，巴拉拉率領的超過200名檢察官的隊伍還成功起訴了時代廣場（Times Square）爆炸案犯費薩爾·沙赫紮（Faisal Shahzad）；對2001年9月11日殺死近3，000人的恐怖襲擊犯罪嫌疑人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提起了訴訟；審理了當代第一起海盜案；破獲了一起俄羅斯間諜網；引渡了武器走私嫌犯、俄羅斯商人威克特·布特（Viktor Bout）（他將在本周面臨審判），並讓牙買加毒品走私販克裡斯多夫·庫克（Christopher Coke）認罪。此外，他的辦公室還對醫療保險制度（Medicare）詐騙和非法線上賭博等案件進行了大規模的深入調查。“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案件。”巴拉拉談到。“還有很多調查我不能透露。”
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巴拉拉經常被問及——甚至在家庭聚會時會被親戚問及——為什麼他的辦公室沒有與目前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直接相關的定罪。“對這個問題感到不解很正常，看起來很糟糕的行為卻沒人負責，這讓人們倍感沮喪。”巴拉拉表示。然而，他也談到，他的辦公室“職責範圍要窄得多”，主要負責檢控“對現有的成文法律負有刑事責任”的個人。
不過他說，他的辦公室也有人在不同的地方檢視，看是否有人“對我們現在的某些混亂負有責任……我並不認為有什麼機構‘大到不能起訴’（too big to prosecute）。”巴拉拉表示。案件可能顯示某些人行為疏忽或者魯莽，根據法律的界定，這些行為並非犯罪。儘管對討論特定案件持謹慎態度，不過巴拉拉也補充說，“如果立案”，他的辦公室也會為調查金融機構投入資源。
他指出，“緩期起訴協議”（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指公司同意支付罰款並實施改革以避免受到刑事檢控——同樣也是法律制裁的一種有效途徑。巴拉拉認為，如果源于幾個人行為的刑事處罰會擊垮整個公司，並導致數千人喪失工作，那麼對他辦公室來說，這種協議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上周，巴拉拉的辦公室就與紐約州業務數量最大的抵押貸款止贖機構之一Steven J. Baum PC達成了一項協定，協定要求這個所謂的“止贖磨粉機”向美國政府繳付200萬美元並改變其業務。
跨線行為
巴拉拉1968年出生在印度，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父母搬到了新澤西。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法學學位。巴拉拉談到，他父母有錫克教和印度教血統，而他妻子的父母則是穆斯林和猶太人。所以，他開玩笑說，一定要讓自己的三個孩子成為“聖公會教徒”。
從法學院畢業以後，巴拉拉曾在紐約的兩個律師事務所工作，並擔任聯邦檢察官助理五年。2005年，他成了參議員查理斯·舒默（Charles Schumer）的首席法律顧問，來自紐約的民主黨人士舒默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的主要成員。為舒默工作期間，巴拉拉負責調查八位美國聯邦檢察官被解職的事件，最終致使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辭職。舒默向奧巴馬總統推薦巴拉拉擔任目前的這個職位。
巴拉拉說，運作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就像是擔任一家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的預算是5，000萬美元，但是該辦公室能為美國財政部帶來8億美元，他說，這個回報水準比很多標準普爾指數（S&P index）入選公司還要高。
雖然他的辦公室取得了抗擊罪犯的重大勝利，不過巴拉拉談到，他辦公室的律師一直留意著訴訟的後果。他表示，檢控的權力與體恤無辜的公司和個人的義務相伴而來。“如果我們啟動一場調查，就像在一家金融機構的門前扔了一顆手榴彈一樣。我們會花時間討論怎麼進行調查才能避免傷及無辜。”與此同時，他還談到，沒有哪個人和哪個機構享有豁免權。“當出現煙霧的時候，尤其是濃煙滾滾的時候，消防員就會出現在現場。我們也一樣。”
巴拉拉認為，刑事檢察官傾向于處理非黑即白的案件，避免留在灰色地帶。“我們沒有對潛在犯罪人捕風捉影的資源。”
巴拉拉認為，一個優秀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就是誠實和謙遜，當他瞭解到很多商學院沒有倫理學課程時頗為吃驚。他談到，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誠實在商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確實如此，（他辦公室的人）就不會忙成這樣了。”領導者應該時常公開闡述，誠實對其組織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發現自己所在的地方並沒有領導者經常重申這一點，那麼我就可以認為，這個地方一定出了什麼問題，這個地方已經埋下了麻煩的種子。”
巴拉拉談到了公司裡存在的這樣一種現象，為了讓利潤盡可能高，員工試圖儘量接近合法行為和犯罪行為之間的界限。“如果這就是你考慮業務或者決策過程的方式，那麼你就一定會撞上監管人或者檢察官。”巴拉拉談到。“壞事必然會敗露。”他籲請領導者建設這樣一種文化：如果有人從事不道德或者非法活動時，鼓勵員工“及早敲響警鐘”。他將容忍惡劣行為的員工稱之為“促成者”（enabler）。“很多這種人都很難相處。”巴拉拉坦承。“他們很難成為朋友。”
他還強調了謙遜在領導力中的重要性。“我敢打賭，一定有很多人花很多時間告訴你，必須對實現自己的夢想充滿自信。但是我想，有時候，我們很快就忘了自信，或者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以後，自信變成了傲慢自大，這可不是一個領導者的優秀品質。”他補充談到，最優秀的領導者能在“充分的自信與巨大的自我懷疑之間”建立平衡。
此外，一個謙遜的領導者更能避免錯誤。“謙遜教導你，你並不總是正確的。”巴拉拉表示，他說，讓他感到“驚奇”的是，很多“非常聰明的人”羞於提出問題。“我取得了成功，但我覺得很多時候我還很無知。”他還補充道，“無所不知的經理人是正在走向災難的人，而且很可能也是讓人難以容忍的人。”
最後，巴拉拉談到，謙遜能讓領導者做好迎接競爭的準備。自我懷疑鼓勵領導者努力思考別人在做什麼，從而有助於制定讓自己領先于競爭對手的戰略。“因為傲慢自大而變得自鳴得意的人在商界和政府都會一敗塗地。我從來不會低估任何人，因為我想，人們曾時不時地低估我和我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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