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愛滋病和其他疾病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肆虐橫行，倡導公共衛生的人士正在尋求新的模式，希望能克服市場和政府的無所作為，開展研究以幫助數百萬計的、飽受疾病和貧困折磨的人們。
最近參加沃頓“經濟全球化中的制藥行業創新”論壇的專家指出，當前的體系主要鼓勵對困擾發達國家的疾病進行研究，但是如果要為其他地區的患者研製藥物並且能找到融資渠道，就需要一種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麥克·克裏默（Michael Kremer）認為，為了鼓勵私營公司為第三世界國家氾濫的疾病尋求治療藥物，政府和基金可以採取補助和退稅政策來推動它們或採用市場刺激手段來拉動它們。克裏默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華盛頓智囊團布魯克林研究機構的高級研究員。他和其他人一起參加了題為“如何激勵為欠發達國家研製新藥和疫苗”的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沃頓商學院醫療保健系舉辦。
克裏默稱推動戰略適宜基礎性研究。但是落實到某種具體藥物的研製時，制藥公司因其承擔的風險，需要獲得一個其產品的長期市場，並且獲得保證日後各國不會向對待治療愛滋病的藥物那樣，出於人道主義原因而要求藥品降價。這種論調，他指出，“會破壞我們的知識產權制度。”
沃頓醫療保健系教授讓·尼克爾森（Sean Nicholson）認為，仔細審視小型生物技術公司和大型制藥公司的聯盟關係，有助於深入瞭解新型的合作夥伴關係是怎樣運作的。他說，這種聯盟可以為生物技術公司獲得穩定的資金來源應對多變起伏的資本市場、雙方可以共用專業技能、減少小公司的風險，並向其他投資者表明，生物科技公司擁有頗具潛力的產品和良好的管理。除了最後一個之外，所有這些特徵也適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夥伴關係，其中私營公司相當於生物技術公司，而政府或大型非營利性組織則扮演大型制藥公司的角色。
尼克爾森指出，研究顯示結盟可以增加藥物上市銷售的幾率。譬如，結盟研製的藥物通過美國監管程式的成功率比單個公司開發的藥物高出12%。
設在日內瓦的全球健康研究機構公共–私營健康夥伴行動專案的專案經理羅爾·威迪斯（Roy Widdus）認為，這種不成文的夥伴關係——發達國家為能在貧窮國家以低價銷售的藥物研發提供補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問題。“我認為人們一直太傾向於忽視政府的責任。”
他說目前的公共–私營夥伴關係主要著眼於藥物銷售和產品開發，而對開創性的研究活動不太重視。
威迪斯強調說，發展新型的公共–私營夥伴關係的努力必須考慮各成員機構參與夥伴關係是承擔著不同的職責的。私營公司主要偏重于股東和短期的利潤目標，而公共–私營夥伴關係則有著更長遠的目標，並對更廣泛的股東群體負責。
他說，公共–私營合作研究模式要獲得雙贏的效果，就必須平衡各合作夥伴的回報與成本。譬如，如果公共機構投入資金和技能，它便能獲得研發的藥物和使用合作公司在這一領域的知識產權的權利，私營公司則投入技術和知識，在全球其他地區獲得知識產權保護，並在公共關係領域獲益。
威迪斯指出，非政府援助機構一直暢所欲言，使得私營制藥公司捲入了關於為世界上的貧困人口研發藥物的全球性爭論，但同時也應關注政府的職責。“政府可以配置更多的援助資源。政府必須做出選擇：是投資軍火工業還是投資醫療工業。”
輝瑞制藥公司國際慈善活動總監帕拉·魯福（Paula Luff）稱，輝瑞去年的慈善捐資達4.47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採用藥物捐贈的形式。她接著說，輝瑞的切身體會是慈善活動應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我們當然不是說一句‘你好，這是你的阿齊黴素。祝你好運。’就完事了，（但）我認為僅靠我們不能解決問題。藥品只是醫療服務的一個環節。我們在這裏有自己的職責和角色，但我們不能單槍匹馬地做這件事。”魯福稱，輝瑞公司的藥物捐贈計畫已遭遇阻礙。烏干達將捐贈藥品運送到各大藥店出售，坦桑尼亞則對捐贈藥品徵收了10%的關稅。
輝瑞的藥品捐贈計畫必須考慮商業現實，她說。“我們非常樂意發揮作用，向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士提供藥品。但如果公司的整體經營狀況欠佳，我們就有心無力了。”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安德魯·麥特裏克（Andrew Metrick ）把從資本市場中獲得的經驗應用于分析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藥品遇到的難題，“第一個問題是大型制藥公司有著足夠的資金實力。”
麥特裏克指出，411家上市制藥公司和生物技術公司去年的研發經費是472億美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機構的總預算是203億美元，而生物技術領域的私人投資為34億美元。
但制藥公司為發展中國家研製藥品的開支非常少。他指出，“如果我們能使這方面有一點提高，那就是很大一筆錢。而如果有辦法能讓制藥公司投一點錢，目前的狀況就將得到極大改善。”
麥特裏克認為，資本市場變化無常，不太可能為長期研究提供經費，來滿足不發達國家的醫療需求。“生物技術領域又總是會發生那種出現了很大的希望卻又突然破滅的情況。但多數的研發活動通過制藥公司穩定的利潤來資助。它們的資金來源比較穩定，因此能夠耐心等待。”他認為拉動戰略，如《孤兒藥品法案》，提供各種激勵措施（包括免於競爭），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此外，麥特裏克還援引向貧困人口提供疫苗的困難來談及目前面臨的挑戰。他指出公司不僅生產疫苗有難度，通常還面臨著要求削價的巨大政治壓力。即使在美國，制藥公司也減緩或暫停了疫苗生產。“這不只是研發問題。”
麥肯錫公司的資深合夥人法漢德·拉齊（Farhad Riahi）指出，新興市場中私人投資健康保健領域的機會不多。高層管理人員認為此類市場的規模小、風險大、利潤薄，缺乏投資價值。“與這種成見相比，現實總是更加精彩，當然挑戰也更大。這些市場增長迅速，風險也的確存在，但並非堅不可摧。”
拉齊稱，中國、土耳其、墨西哥和臺灣等市場規模大，且增長迅速。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改善，這些國家的醫療保健系統也開始完善。“不是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受這些因素驅動。但我們必須瞭解在哪些國家是哪些因素在什麼程度上發揮作用。”
世界銀行集團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IFC）高級行業專家斯都德·希克斯（Stewart N. Hicks）指出，IFC在新興市場制藥行業的投資正日益增加。“IFC投資生命科學領域起步相對較晚。鋼鐵廠和大型製造企業是我們傳統上的主要投資對象，但現在對科技公司的投資正處於上升階段。”
他說迄今為止，IFC在全球對14個生命科學項目已經投資了4,53億美元，包括在印度組建的大型制藥廠，在南非成立的生物技術基金，以及在馬其頓和哥斯大黎加興建的配方研製設施。依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中國和印度將於2005年前達到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因此在新興市場制藥行業的投資有望繼續增加。
希克斯稱，提出供IFC考慮的業務計畫數量最多的國家是印度和南非。他預計共有6,000家公司的印度制藥行業將經歷較大的並購整合。但他又補充說，這些生命科學公司視自己為科技公司，因此要價都不菲。“眼見投資者花大價錢收購公司，我感到非常吃驚，他們似乎認為高科技公司的繁榮時代仍然方興未艾。有些國家的消息的確非常閉塞。”
巴西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商、FIR基金公司負責人魯西諾·維樂拉（<SPAN lang=EN-US style=
Join The Discussion
No Comments So 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