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肆虐横行，倡导公共卫生的人士正在寻求新的模式，希望能克服市场和政府的无所作为，开展研究以帮助数百万计的、饱受疾病和贫困折磨的人们。
最近参加沃顿“经济全球化中的制药行业创新”论坛的专家指出，当前的体系主要鼓励对困扰发达国家的疾病进行研究，但是如果要为其他地区的患者研制药物并且能找到融资渠道，就需要一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麦克·克里默（Michael Kremer）认为，为了鼓励私营公司为第三世界国家泛滥的疾病寻求治疗药物，政府和基金可以采取补助和退税政策来推动它们或采用市场刺激手段来拉动它们。克里默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华盛顿智囊团布鲁克林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员。他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题为“如何激励为欠发达国家研制新药和疫苗”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沃顿商学院医疗保健系举办。
克里默称推动战略适宜基础性研究。但是落实到某种具体药物的研制时，制药公司因其承担的风险，需要获得一个其产品的长期市场，并且获得保证日后各国不会向对待治疗爱滋病的药物那样，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要求药品降价。这种论调，他指出，“会破坏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
沃顿医疗保健系教授让·尼克尔森（Sean Nicholson ）认为，仔细审视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和大型制药公司的联盟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怎样运作的。他说，这种联盟可以为生物技术公司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应对多变起伏的资本市场、双方可以共享专业技能、减少小公司的风险，并向其他投资者表明，生物科技公司拥有颇具潜力的产品和良好的管理。除了最后一个之外，所有这些特征也适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其中私营公司相当于生物技术公司，而政府或大型非营利性组织则扮演大型制药公司的角色。
尼克尔森指出，研究显示结盟可以增加药物上市销售的几率。譬如，结盟研制的药物通过美国监管程序的成功率比单个公司开发的药物高出12%。
设在日内瓦的全球健康研究机构公共–私营健康伙伴行动项目的项目经理罗尔·威迪斯（Roy Widdus）认为，这种不成文的伙伴关系——发达国家为能在贫穷国家以低价销售的药物研发提供补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我认为人们一直太倾向于忽视政府的责任。”
他说目前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主要着眼于药物销售和产品开发，而对开创性的研究活动不太重视。
威迪斯强调说，发展新型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的努力必须考虑各成员机构参与伙伴关系是承担着不同的职责的。私营公司主要偏重于股东和短期的利润目标，而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则有着更长远的目标，并对更广泛的股东群体负责。
他说，公共–私营合作研究模式要获得双赢的效果，就必须平衡各合作伙伴的回报与成本。譬如，如果公共机构投入资金和技能，它便能获得研发的药物和使用合作公司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产权的权利，私营公司则投入技术和知识，在全球其他地区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并在公共关系领域获益。
威迪斯指出，非政府援助机构一直畅所欲言，使得私营制药公司卷入了关于为世界上的贫困人口研发药物的全球性争论，但同时也应关注政府的职责。“政府可以配置更多的援助资源。政府必须做出选择：是投资军火工业还是投资医疗工业。”
辉瑞制药公司国际慈善活动总监帕拉·鲁福（Paula Luff）称，辉瑞去年的慈善捐资达4.47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采用药物捐赠的形式。她接着说，辉瑞的切身体会是慈善活动应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我们当然不是说一句‘你好，这是你的阿齐霉素。祝你好运。’就完事了，（但）我认为仅靠我们不能解决问题。药品只是医疗服务的一个环节。我们在这里有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但我们不能单枪匹马地做这件事。”鲁福称，辉瑞公司的药物捐赠计划已遭遇阻碍。乌干达将捐赠药品运送到各大药店出售，坦桑尼亚则对捐赠药品征收了10%的关税。
辉瑞的药品捐赠计划必须考虑商业现实，她说。“我们非常乐意发挥作用，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士提供药品。但如果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欠佳，我们就有心无力了。”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安德鲁·麦特里克（Andrew Metrick ）把从资本市场中获得的经验应用于分析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遇到的难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型制药公司有着足够的资金实力。”
麦特里克指出，411家上市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去年的研发经费是472亿美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机构的总预算是203亿美元，而生物技术领域的私人投资为34亿美元。
但制药公司为发展中国家研制药品的开支非常少。他指出，“如果我们能使这方面有一点提高，那就是很大一笔钱。而如果有办法能让制药公司投一点钱，目前的状况就将得到极大改善。”
麦特里克认为，资本市场变化无常，不太可能为长期研究提供经费，来满足不发达国家的医疗需求。“生物技术领域又总是会发生那种出现了很大的希望却又突然破灭的情况。但多数的研发活动通过制药公司稳定的利润来资助。它们的资金来源比较稳定，因此能够耐心等待。”他认为拉动战略，如《孤儿药品法案》，提供各种激励措施（包括免于竞争），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此外，麦特里克还援引向贫困人口提供疫苗的困难来谈及目前面临的挑战。他指出公司不仅生产疫苗有难度，通常还面临着要求削价的巨大政治压力。即使在美国，制药公司也减缓或暂停了疫苗生产。“这不只是研发问题。”
麦肯锡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法汉德·拉齐（Farhad Riahi）指出，新兴市场中私人投资健康保健领域的机会不多。高层管理人员认为此类市场的规模小、风险大、利润薄，缺乏投资价值。“与这种成见相比，现实总是更加精彩，当然挑战也更大。这些市场增长迅速，风险也的确存在，但并非坚不可摧。”
拉齐称，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台湾等市场规模大，且增长迅速。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这些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也开始完善。“不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受这些因素驱动。但我们必须了解在哪些国家是哪些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发挥作用。”
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高级行业专家斯都德·希克斯（Stewart N. Hicks）指出，IFC在新兴市场制药行业的投资正日益增加。“IFC投资生命科学领域起步相对较晚。钢铁厂和大型制造企业是我们传统上的主要投资对象，但现在对科技公司的投资正处于上升阶段。”
他说迄今为止，IFC在全球对14个生命科学项目已经投资了4,53亿美元，包括在印度组建的大型制药厂，在南非成立的生物技术基金，以及在马其顿和哥斯达黎加兴建的配方研制设施。依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中国和印度将于2005年前达到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在新兴市场制药行业的投资有望继续增加。
希克斯称，提出供IFC考虑的业务计划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和南非。他预计共有6,000家公司的印度制药行业将经历较大的并购整合。但他又补充说，这些生命科学公司视自己为科技公司，因此要价都不菲。“眼见投资者花大价钱收购公司，我感到非常吃惊，他们似乎认为高科技公司的繁荣时代仍然方兴未艾。有些国家的消息的确非常闭塞。”
巴西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商、FIR基金公司负责人鲁西诺·维乐拉（Luciano Vilela）说，巴西列队等候研究经费的科学家川流不息。虽然他们的研究创意非常优秀，但对产品的商业化运作却知之甚少。“从有利的角度看，这些正在寻找投资者的公司创办时间不长，估价不高，因此投资风险也较低。”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汇率差异也是诱人的考虑因素。
但他又提到，巴西缺乏“企业家文化……人们愿意在技术知识领域下大功夫投资，但却相当缺乏企业家的远见卓识。他们有时候似乎非常幼稚。”他认为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需要构筑自己的制药行业。“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立足在国内解决问题，假如不这样做，那么100年后，我们还得继续讨论如何能有更多的药品解决国内的匮乏。”
施罗德（Schroeder）基金公司的合伙人森杰·赛加（Sanjay Sehgal）认为，亚洲生命科学投资进展缓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这些国家不重视知识产权、政府保护和价格控制、医疗保险不完善、生产不符合全球制造标准等等。
尽管如此，他认为由于美国许多品牌药的专利即将到期，这将为非专利药品的制造商提供新的商机，在成本较低的亚洲进行生产。他预言“我们将被低价的非专利药品包围，”并补充说全球制药公司将把研发活动外包到亚洲，当地正在积极开发科技园区以组建生命科学公司。
然而，如果亚洲国家的收入水平无法提高，那里的制药公司就仍将是海外国家的生产供应基地。“许多制药公司到海外市场去力争扩大生产规模—赚大钱和快钱，”他说，“然后，他们可能才会考虑满足当地的需求。”
本文发表于2002年<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Verdana;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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