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輪技術革新已經開始

Attention的首席執行官柯帝士·霍蘭德（Curtis Hougland）在這篇觀點性文章中寫到，把技術擱置一旁的一代人已準備行動了。這代人的後繼者則做好了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創新的準備。

我入學時的新生班是首次在大學生宿舍打開新電腦包裝的群體之一。我室友的Mac Plus的“死亡之輪”總在我的學期論文上遊蕩。1992年，我的第一封電子郵發給了蘭登書屋（Random House）我的老闆，那封郵件的主題是“交稿延遲”。1996年，當我與當時正在快速成長、名為Amazon.com的圖書公司打一個非常重要的自薦電話時，我的摩托羅拉掌中寶（StarTAC）突然死機。黑莓（Blackberry）850則可以讓人們上癮，不停地用大拇指按塑膠鍵（更不用說俄羅斯方塊遊戲（Brickbreaker）了！）

所以，我並不是個“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我是個“數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

技術是陌生的

我們那代人是“移民”到技術領域的。與出身於技術家庭的數位原住民不同的是，數位移民是到了從事專業工作的成年階段才接觸技術的。我們是後來才與技術建立起的關係，這與跚跚學步時就對技術有了直覺瞭解的一代人不一樣。所以，對數位移民來說，對技術的“需求狀態”是職業性的，正如數位原住民對技術的需求是個人化的一樣。隨著技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主導力量，技術在我們這群人的心裡激起的感覺是依賴和焦慮，而不是我們後一代人體驗到的自由和自主權。

正如在2006年創編“數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這一詞彙的馬克·賓斯基（Marc Pensky）對CNN所說的：“人們總是落在後面，他們必須應對這種情形會感到有壓力。”不但技術是全新的，而且技術作為個人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念也是全新的。整個一代人都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技術變化得太快了。不過實際上，變化過快的並不是新技術的發展步伐，而是我們的生活因為應對技術的發展變化太快了。數位移民面對技術產生了一種“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種認知失調放緩了技術革命的進程。

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一篇頗有見地的文章《慢想法》（Slow Ideas）中，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寫道：“大眾媒體可以向眾人介紹一個新想法。但是……當人們決定是否要接受這個想法時，他們會追隨自己瞭解和信任的人的引導。每一個變化都需要付出努力，而決定付出這種努力就是一個社會進步。”所以，我們的進步速度只能和同齡人的進步速度一樣快，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我們這個群體都是數字移民。

複雜化的關係

數代美國人都已習慣自己掌控自己的命運，他們確信，努力工作就能出人頭地。這就是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和戴爾·卡耐基（Dale Carnegie）兜售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在這個夢想中，技術不但預示著效率，而且還意味著人們在工作中可以更牢靠地掌控自己的命運。但掌控自己命運的希望只是虛妄的幻想。在安裝電子郵件軟體或者在Facebook上註冊這樣的活動中，技術將每一種關係都複雜化了。

個人空間消失了。隱私被暴露無遺。信息量成倍增加。其結果是，工作壓力變得越來越大了。電子郵件和日程表等東西永不停歇。就像郵遞員那樣，我們永遠也趕不上了。是的，關係提供了實現目標的更多途徑，但它們固有的特點就是更加複雜。

並非巧合的是，社交媒體技術的興起與職場中的其他變化——向非全日制就業的轉變、更專業化的技能和全球化的供應鏈——發生的碰撞，摧毀了雇主和員工之間的社會契約。雇主因為意識到潛在的變化而心神不寧。對每一位員工來說，一個新機會只是點擊一次滑鼠而已。現在，千禧世代已經習慣了混兩年以後離職，這樣的離職在聘任他們的當天就可以預見到。美國勞工部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25歲的美國人在18到25歲之間就已經做過6.2份工作了。真的是隨意跳槽啊！

類比的危險

這種認知失調在社交媒體上暴露無遺。數字移民在這個領域出現是為了尋找有用的東西。對數位移民來說，社交媒體的技術就像是電話和郵箱，其基礎是簡單的因果關係。

電話一響，我們就會去接。所以，數字移民誤以為社交媒體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那些東西的多元化版本，而不是行為的轉變，在這種轉變中，自我的概念也發生了改變。推特（Twitter）就像報紙。領英（LinkedIn）就是升級版的名片盒。Facebook只是把行銷領域中的客戶關係轉變成了“友誼-關係-管理”。社交媒體只能以大眾（也就是數位移民）接受它的速度發展，而大眾則仰賴根本不存在的約定來理解社交媒體的重要性，所以，社交媒體的發展受到了嚴重阻礙。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革命被推遲了差不多20年。

正如謝麗爾·托萊多（Cheryl Toledo）在《高等教育教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儘管數位移民試圖以技術世界的本土語言交流，可很多人還是會將電子郵件列印出來，而不是在螢幕上閱讀；很多人會與人當面分享某個網址，而不是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網址；很多人會在列印文稿上而不是螢幕上編輯檔……”

技術需要的不僅僅是正確的想法，還需要讓那些想法成功實現的適量時間和願望。

社交媒體和自我

數位原住民面對技術的行為則大不相同。丹娜·波伊德（ Danah Boyd）在《那很複雜》（It’s Complicated）中寫道：“（數字原住民）會在網上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與社會的關係。社交媒體——遠不如特洛伊木馬那麼有魅力——是個放氣閥……”手機最真切地反映了他們的生活，這也是世界上的手機比衛生間更多的原因之一。

現如今，通過技術傳播的刺激性事物數量驚人，所以，數字原住民會以一種更老到同時也更熟練的節奏無視和接近媒體，這樣的節奏往往無視簡單的因果關係。當天，或者一周內甚至一個月內回復一條短信都是合乎禮儀的。他們的客戶旅程（customer journey）天生就是悠閒的。這是因為數位原住民的行為是由個人控制統治的——他們天生就生活在這樣的技術背景中。這種做派常常被人誤讀為自私。實際上，這種行為並不是自私，而是整個社交媒體運動的屬性，在這個運動中，個人希望處於自身體驗的中心位置。對數位原住民而言，職業生活和個人生活已經通過大量的Facebook和Instagram資訊推送交織在了一起。

在最近30年的主導文化和主導經濟趨勢中，技術已經打破了權力的平衡，並給幾乎每個行業都造成了智慧財產權的威脅。大部分人對技術的消極態度和懷疑態度，不可避免地阻擋了新思想的出現和交流，並進而損害了經濟生產率。簡而言之，未來的到來比它應有的速度更慢了。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和3D列印等必然會出現的創意——兩者均已有25年以上的歷史——未能取得進步，部分原因就在於對使用者來說，它們的類比太過複雜，所以，無法理解。

為什麼說變革即將來臨

數字原住民永不魘足。現在，社會正處於一個轉捩點，在這個轉捩點，發明的步伐將再次加快。促進因素就是人口統計學特點、經濟規則以及技術自身發展週期的改變：

• 技術是有週期性的。互聯網的基本商業模式——電子商務（com）、市場（Ebay.com）、搜索（穀歌（Google））和網上社區（美國線上（AOL））——在1992年到1996年期間表現出爆發性增長。我們的社交習慣——領英、Facebook、YouTube、iPhone應用和推特——則在2002年到2006年期間確立了穩固的地位。從本質上而言，技術飛躍有10年的延遲，其主要原因在於數位移民在接受新技術之前，需要時間去適應。所以，不但發明的下一個10年週期即將來臨，隨著數字原住民獲取更大的控制力，這個週期還會加速來臨。

• PAC Consulting的資料顯示，全球現有17億數字原住民，占全球人口總數的大約25%，比2013年的數量增長了18%。對數字原住民來說，社交媒體既是他們表達想法和發起行動的作業系統，也是組織原則。這些系統和原則將會被數位原住民中的新興統治階層更快地創造和採用。相反，數位移民對技術更快發展的認知失調實際上則會增加，但隨著他們將決策控制權讓渡給數位原住民，數位移民認知失調的破壞性會更小。

• 從經濟上來說，資本將會追隨這一人口統計學特點的變化而動。行銷者和風險投資家已經將資金從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轉向了千禧世代。對數位移民而言，從買方和賣方之間關係的低效來看，技術市場是個典型的新興市場（無可避免的結果是基礎設施的不成熟）。而在數字原住民看來，更大的透明度、專業化和商業基礎設施則構成了強勁增長市場的基礎。金錢會流向增長的市場，但對新興市場態度謹慎 。
• 與此同時，“改革”——也就是我們管理這個轉變的能力——的成敗取決於能增強使用者控制的產品的創造。這是整個社交媒體運動的特點。數位移民可通過對數位自我（digital selves）更強的控制感來抵消與社交媒體依存共生的壓力。數位原住民可將自己置於自身體驗的中心，這也是一種自我控制的形式。開發者親見了這一變化。Facebook繼續為看重新聞推送內容的人擴大使用者控制。com和Snapchat.com等服務不但能讓使用者控制誰能看到一條資訊，而且還能控制他人能看多長時間。Flipboard可讓用戶訂閱的網站以自己喜歡的版面出現。Spotify可根據使用者的需求播放音樂。短期的改革會以圍繞用戶控制進行的移動先行（mobile-first）開發方式出現。不過現在看來，其進程依然比應有的進程更慢。

當然，這是所有移民固有的屬性。面對兩種思想、身處兩個地方讓移民還不適應。不過技術的同化作用是超常的，在這種情境中，既有傳統扮演著移民的角色，而數位原住民則是推開大門的外人。我並不認為下一波技術會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但它確實會創造出一個不同的世界，與之相伴的是更快的速度。正如電腦科學家艾倫·凱（Alan Kay）在40多年前指出的，預測未來最好的方法就是創造未來，而創造的速度正在越來越快。

下一代的問題是將技術與自我分離，而不是讓自己更接近技術。我與《廣告狂人》（Mad Men）中的唐·德雷柏（Don Draper）頗有共鳴。Sterling Cooper Draper Pryce廣告公司的合夥人購買一台IBM 360電腦的決定，就是時代轉變的深刻隱喻。那台電腦取代了廣告文字撰稿人的位置。類比被數位取代了。我想，在這部電視劇的後續劇集中，辦公室會真的學會如何使用那台電腦，不過唐的那代人始終會覺得電腦是陌生的，就像我們這代人看待社交媒體一樣（儘管我們總算能熟練使用了）。IBM 360是第一台可升級的電腦，技術變革提醒我們，我們在自己的職業生涯和生活中也是可以升級的。

作為一位終身技術專家，我希望發生變化。變化是常態，變化是必不可少的，變化同時也是極其艱難的。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我希望下一代人超越我們。其實，我希望他們成為 “最偉大的技術世代”。 

關於作者： 

柯帝士·霍蘭德（Curtis Hougland）：紐約社交媒體行銷機構Attention的首席執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