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社會影響需要犧牲經濟利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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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越來越多的社會影響投資公司都在籌備第二支或第三支基金。這種現象表明,最早的一批基金獲得了可觀的回報,吸引基金的有限合夥人投入更多資金。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特勒姆市的SJF風投公司 (SJF Ventures) 擁有三支基金;三藩市的DBL投資管理公司 (DBL Investors) 擁有兩支基金,據說正在籌備第三支;同樣來自三藩市的美洲豹風險投資集團 (Catamount Ventures) 擁有四支基金,而加拿大溫哥華的新生基金 (Renewal Funds) 擁有兩支。

“後續基金的不斷推出,意味著它們的資金投資是成功的,也顯示出當前的投資表現是市場所樂見的,”社會影響投資管理公司橋樑風險投資 (Bridges Ventures) 的合夥人布萊恩·特斯拉德 (Brian Trelstad) 表示。橋樑風險投資公司的總部設在紐約和倫敦,旗下管理著八支基金。

然而,在私募股權的神秘圈子中,基金回報通常是不公開的,而大多數社會影響基金都屬於私募股權。因此,一種普遍的觀點是投資者必須犧牲經濟利益才能實現社會進步,而且這種觀點幾乎沒有受到任何質疑。

社會影響投資即進行旨在實現社會和環境目標、同時賺取經濟回報的投資。這種投資方式近幾年來受到投資者的熱捧。1960年,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 開始向被銀行拒之門外的非裔美國人提供抵押貸款,可以說社會影響投資正是從那個時候興起的。然而直到最近15年這種投資方式才真正開始流行。“社會影響投資”(Social Impact Investment)這個詞本身直到2007年才被創造出來並得到廣泛應用。

在過去10到15年,社會影響基金的數量從少數幾個增加到幾百個。據行業貿易組織全球影響投資網路 (GIIN) 的統計,僅從2012年起,全球範圍內的社會影響基金就從至少206支增加到了316支,總資產從至少130億美元上升到了230億美元。

儘管存在一種廣為傳播的看法,即在進行旨在實現社會目標的投資時,與只根據回報潛力而選擇的投資相比,投資者的經濟回報相對微薄,但社會影響投資確實獲得了快速的發展。

社會發展和經濟回報之間會有一個折衷,這種觀點有其自身的道理。沃頓商學院的研究人員正在進行一項研究,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以及與社會影響投資相關的各種問題。“如果經濟回報不是唯一目的,那麼這意味著犧牲經濟回報幾乎是必然的。”這項研究的帶頭人、金融學教授大衛·馬斯托 (David Musto)表示。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這兩個目標是完全無關的——二者互不影響。沃頓商學院社會影響計畫(Social Impact Initiative)的副主任凱薩琳·克萊恩 (Katherine Klein)認為:從投資角度來看,二者有可能互不相關。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兼職教授和沃頓商學院社會影響研究帶頭人之一克裡斯多夫·蓋策(Christopher Geczy)認為:也可能真的存在一種折衷,但如果真是這樣,在廣泛的影響投資領域內,很可能存在大量機會,投資者或許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選擇風險回報比。

找到這個折衷問題的答案,對有志於實現社會影響的投資者而言非常有幫助。與此同時,也可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嘗試所謂的“雙重底線”投資——即經濟底線與社會利益的結合。

“我們總是聽到投資者說:‘我需要更多的資料。我會不會賠個精光?教育、能源和其他領域的機遇在哪裡?’資料可以説明他們解答這些疑惑。”凱斯基金會 (The Case Foundation) 的社會創新部副總裁凱特·埃亨 (Kate Ahern) 表示。凱斯基金會除了進行社會影響投資以外,還力求通過加強教育、改變政策和構建網路來推動這類投資的增長。 

答案尚不充分

然而,沃頓商學院的研究人員表示,目前這些問題還沒有比較全面的答案。針對社會責任投資 (SRI) 中的折衷問題,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社會責任投資是與社會影響投資相關的一種投資形式。儘管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果,但整理這類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社會責任投資的回報與整體市場的投資回報是相當的。

然而,如何評估社會責任投資中是否存在折衷,如果存在的話達到什麼樣的程度,相關的研究還很少。專家表示:這個問題需要獨立研究,因為儘管社會責任投資和社會影響投資有一些相似之處,但二者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的社會責任投資主要投資於上市公司,但避免投資於那些從社會責任角度來看具有不良特點的公司,如污染環境、虐待員工或者管治不透明的公司。一些專家還將武器製造或煙草等行業內的公司排除在外,理由是這些公司儘管盈利豐厚但是對社會有害。與之相反,社會影響投資則投資於使命明確的公司,即創造一些積極的社會影響,如讓更多的人能用上清潔的飲用水、減少瘧疾或提升教育品質的公司。這些公司大多數都是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私人公司,而大多數社會責任投資公司都是上市公司。

社會影響基金的數量目前還比較有限,最近有幾項關於這些基金的表現的研究。2013年,KL費力西塔斯基金會 (KL Felicitas Foundation) 發表了一項有關其社會影響投資組合中各類資產的投資情況的分析結果,得出的結論是社會影響投資的回報可以與市場回報媲美甚至超過市場回報。同時,杜克大學社會企業發展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與支援社會影響投資的兩家非營利機構——太平洋社區風險投資 (Pacific Community Ventures) 和影響資產 (ImpactAssets) 合作,在去年公佈了對12支基金的分析結果,這12支基金都達到或超過了其經濟回報目標和社會影響回報目標。此外,摩根大通也與全球影響投資網路 (GIIN) 合作,過去四年內對影響投資者展開年度調查,收集投資者對於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滿意度的資料(但不收集實際經濟回報的資料)、他們對市場限制的評價,以及他們在何處發現了機遇。2013年,有99位影響投資者參加了這項調查,這些投資者的投資總額達到460億美元。 

衡量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 

關於經濟回報和社會影響回報,目前還沒有公開的比較全面的資料。

投資管理公司康橋匯世 (Cambridge Associates)旗下“使命相關投資實踐” (Mission-Related Investing Practice) 計畫的主管潔西嘉·馬修斯 (Jessica Matthews) 表示,這家公司也在與全球影響投資網路 (GIIN) 合作,目前正在開展廣泛的研究,旨在制定出一套社會影響投資的衡量基準並將其公開。康橋匯世計畫收集上百支基金及其基礎投資的財務表現資料。然而,馬修斯表示,在制定這套基準的過程中,將不會對社會影響投資相關的經濟回報進行評估,但是會確立這樣一個原則:即納入投資範圍的公司都要滿足康橋匯世對於社會影響投資的定義。和過去的做法一樣,該公司對於社會影響投資的研究都會用於為客戶提供諮詢建議,但這些研究不會公諸於世。

沃頓商學院的這項研究已經進入了第二年,也是最後一年。這項研究計畫調查總部在美國和不在美國的所有現有社會影響基金,並使用研究資料來弄清楚社會影響投資中的折衷問題。在確定的350支基金中,330支都同意參加一項詳盡的問卷調查,這項問卷調查旨在瞭解以下幾方面的資訊:公司和個人投資層面上的社會和經濟回報情況、普通合夥人和有限合夥人之間的協議的性質、公司如何衡量社會影響成就、如何確保在被出售後公司的社會使命得以延續,此外還包括許多其他因素。

和康橋匯世一樣,沃頓商學院的這項研究將衡量基於內部回報率的經濟回報。對社會影響的衡量並沒有明確定義。“在評估折衷情況時的所有困難中,瞭解、監測和標準化社會影響是極其具有挑戰性的,”蓋策表示。

沃頓商學院社會影響計畫高級主任雅各·格雷 (Jacob Gray) 表示:要定義起點、確定什麼發生了變化以及準確定位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變化,需要開展廣泛的研究,這些研究需要投入超出投資管理公司能力之外的大量時間和資源。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顯示衡量這類投資的複雜程度:想像一下,有一家公司為金字塔最底層的盧旺達女孩提供自行車,旨在提升她們的入學率。巧合的是,當地政府也開始為家庭提供補貼,幫助他們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如果在同時提供自行車和補貼的這段時間內入學率上升了,那麼如何確定多大程度上是因為自行車,而多大程度上是因為補貼呢?

在可能的情況下,沃頓商學院的研究人員將使用一個現存的評價體系——全球影響投資評價系統(GIIRS)。儘管這個系統並未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它的確能量化社會收益。這個評價系統根據公司管治、員工、業界和環境這四大領域內的實踐的得分情況,總結出一個唯一的衡量指標(以0-200範圍內的分數表示)。

沃頓調查的參與者如果使用全球影響投資評價系統,則被要求在投資開始和結束時分別報告其投資的GIIRS評價結果。如果不使用GIIRS評價系統,則被要求說明他們是否衡量其投資的社會影響以及如何衡量。

儘管投資者很可能有興趣瞭解經濟回報和社會影響之間是否存在折衷,但是格雷表示,在這項研究將會解決的問題中,是否存在折衷“很可能並非最重大的問題”。除了二者折衷的問題之外,在進行社會影響投資時如何有效地實現風險最小化和財務回報最大化,或者換句話說,“在社會影響投資中最好的機遇在何處?”在這方面也有許多需要投資者瞭解的。沃頓商學院的這項研究試圖通過分析一系列因素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例如,研究人員會詢問,女性對投資組合內公司的管治的參與程度如何,公司服務和產品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女性或女孩的需求。接下來他們會分析,資料是否顯示女性的參與增加了或者降低了投資回報。

其他的問題還包括所投資的公司是否力圖確保在公司被售出後其使命能夠得到延續以及如何延續,以及它們所採取的方式對投資回報有什麼影響。投資對象是否最好是那些依託公司文化來使公司使命得以延續的公司,或者是那些在其招股書或有限合夥協議中規定了一項長期持續的使命的公司?

同時,一家公司評估其社會影響的方法是否會影響其價值?例如,引入協力廠商評估機構來開展定期評估會降低還是提升公司的價值?

研究人員能否設計出一個量化的方案來衡量經濟回報和社會影響之間的折衷?只有收集和分析資料後才能確定。“我們還在觀察期,”蓋策表示,“我們正試圖瞭解所投入的要素。”

那麼,如果不存在折衷呢?蓋策表示,那樣也沒關係,因為這會讓投資者將社會影響投資作為一項頗具吸引力的新型投資類別加以考慮。“這類公司可能真的可以擴大機遇,冒險投資於更為多元化的企業組織。”他表示:“例如,它們可能會提供進入前沿市場的機會。這非常令人激動,為是否存在折衷的問題賦予了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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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社會影響需要犧牲經濟利益嗎?."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8 December, 2014]. Web. [24 November, 2017]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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