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影响需要牺牲经济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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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影响投资公司都在筹备第二支或第三支基金。这种现象表明,最早的一批基金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吸引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投入更多资金。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SJF风投公司 (SJF Ventures) 拥有三支基金;旧金山的DBL投资管理公司 (DBL Investors) 拥有两支基金,据说正在筹备第三支;同样来自旧金山的美洲豹风险投资集团 (Catamount Ventures) 拥有四支基金,而加拿大温哥华的新生基金 (Renewal Funds) 拥有两支。

“后续基金的不断推出,意味着它们的资金投资是成功的,也显示出当前的投资表现是市场所乐见的,”社会影响投资管理公司桥梁风险投资 (Bridges Ventures) 的合伙人布莱恩·特斯拉德 (Brian Trelstad) 表示。桥梁风险投资公司的总部设在纽约和伦敦,旗下管理着八支基金。

然而,在私募股权的神秘圈子中,基金回报通常是不公开的,而大多数社会影响基金都属于私募股权。因此,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投资者必须牺牲经济利益才能实现社会进步,而且这种观点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社会影响投资即进行旨在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同时赚取经济回报的投资。这种投资方式近几年来受到投资者的热捧。1960年,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开始向被银行拒之门外的非裔美国人提供抵押贷款,可以说社会影响投资正是从那个时候兴起的。然而直到最近15年这种投资方式才真正开始流行。“社会影响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这个词本身直到2007年才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广泛应用。

在过去10到15年,社会影响基金的数量从少数几个增加到几百个。据行业贸易组织全球影响投资网络 (GIIN) 的统计,仅从2012年起,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影响基金就从至少206支增加到了316支,总资产从至少130亿美元上升到了230亿美元。

尽管存在一种广为传播的看法,即在进行旨在实现社会目标的投资时,与只根据回报潜力而选择的投资相比,投资者的经济回报相对微薄,但社会影响投资确实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社会发展和经济回报之间会有一个折衷,这种观点有其自身的道理。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以及与社会影响投资相关的各种问题。“如果经济回报不是唯一目的,那么这意味着牺牲经济回报几乎是必然的。”这项研究的带头人、金融学教授大卫·马斯托 (David Musto) 表示。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这两个目标是完全无关的——二者互不影响。沃顿商学院社会影响计划(Social Impact Initiative)的副主任凯瑟琳·克莱恩 (Katherine Klein) 认为:从投资角度来看,二者有可能互不相关。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兼职教授和沃顿商学院社会影响研究带头人之一克里斯多夫·盖策(Christopher Geczy) 认为:也可能真的存在一种折衷,但如果真是这样,在广泛的影响投资领域内,很可能存在大量机会,投资者或许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风险回报比。

找到这个折衷问题的答案,对有志于实现社会影响的投资者而言非常有帮助。与此同时,也可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尝试所谓的“双重底线”投资——即经济底线与社会利益的结合。

“我们总是听到投资者说:‘我需要更多的数据。我会不会赔个精光?教育、能源和其他领域的机遇在哪里?’数据可以帮助他们解答这些疑惑。”凯斯基金会 (The Case Foundation) 的社会创新部副总裁凯特·埃亨 (Kate Ahern) 表示。凯斯基金会除了进行社会影响投资以外,还力求通过加强教育、改变政策和构建网络来推动这类投资的增长。 

答案尚不充分 

然而,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这些问题还没有比较全面的答案。针对社会责任投资 (SRI) 中的折衷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社会责任投资是与社会影响投资相关的一种投资形式。尽管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但整理这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责任投资的回报与整体市场的投资回报是相当的。

然而,如何评估社会责任投资中是否存在折衷,如果存在的话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相关的研究还很少。专家表示:这个问题需要独立研究,因为尽管社会责任投资和社会影响投资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二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社会责任投资主要投资于上市公司,但避免投资于那些从社会责任角度来看具有不良特点的公司,如污染环境、虐待员工或者管治不透明的公司。一些专家还将武器制造或烟草等行业内的公司排除在外,理由是这些公司尽管盈利丰厚但是对社会有害。与之相反,社会影响投资则投资于使命明确的公司,即创造一些积极的社会影响,如让更多的人能用上清洁的饮用水、减少疟疾或提升教育质量的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数都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私人公司,而大多数社会责任投资公司都是上市公司。

社会影响基金的数量目前还比较有限,最近有几项关于这些基金的表现的研究。2013年,KL费力西塔斯基金会 (KL Felicitas Foundation) 发表了一项有关其社会影响投资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情况的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影响投资的回报可以与市场回报媲美甚至超过市场回报。同时,杜克大学社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与支持社会影响投资的两家非营利机构——太平洋社区风险投资 (Pacific Community Ventures) 和影响资产 (ImpactAssets) 合作,在去年公布了对12支基金的分析结果,这12支基金都达到或超过了其经济回报目标和社会影响回报目标。此外,摩根大通也与全球影响投资网络 (GIIN) 合作,过去四年内对影响投资者展开年度调查,收集投资者对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满意度的数据(但不收集实际经济回报的数据)、他们对市场限制的评价,以及他们在何处发现了机遇。2013年,有99位影响投资者参加了这项调查,这些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达到460亿美元。 

衡量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 

关于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回报,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比较全面的数据。

投资管理公司康桥汇世 (Cambridge Associates)旗下“使命相关投资实践” (Mission-Related Investing Practice) 计划的主管杰西卡·马修斯 (Jessica Matthews) 表示,这家公司也在与全球影响投资网络 (GIIN) 合作,目前正在开展广泛的研究,旨在制定出一套社会影响投资的衡量基准并将其公开。康桥汇世计划收集上百支基金及其基础投资的财务表现数据。然而,马修斯表示,在制定这套基准的过程中,将不会对社会影响投资相关的经济回报进行评估,但是会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即纳入投资范围的公司都要满足康桥汇世对于社会影响投资的定义。和过去的做法一样,该公司对于社会影响投资的研究都会用于为客户提供咨询建议,但这些研究不会公诸于世。

沃顿商学院的这项研究已经进入了第二年,也是最后一年。这项研究计划调查总部在美国和不在美国的所有现有社会影响基金,并使用研究数据来弄清楚社会影响投资中的折衷问题。在确定的350支基金中,330支都同意参加一项详尽的问卷调查,这项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以下几方面的信息:公司和个人投资层面上的社会和经济回报情况、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协议的性质、公司如何衡量社会影响成就、如何确保在被出售后公司的社会使命得以延续,此外还包括许多其他因素。

和康桥汇世一样,沃顿商学院的这项研究将衡量基于内部回报率的经济回报。对社会影响的衡量并没有明确定义。“在评估折衷情况时的所有困难中,了解、监测和标准化社会影响是极其具有挑战性的,”盖策表示。

沃顿商学院社会影响计划高级主任雅各布·格雷 (Jacob Gray) 表示:要定义起点、确定什么发生了变化以及准确定位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需要开展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需要投入超出投资管理公司能力之外的大量时间和资源。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显示衡量这类投资的复杂程度:想象一下,有一家公司为金字塔最底层的卢旺达女孩提供自行车,旨在提升她们的入学率。巧合的是,当地政府也开始为家庭提供补贴,帮助他们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如果在同时提供自行车和补贴的这段时间内入学率上升了,那么如何确定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行车,而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补贴呢?

在可能的情况下,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将使用一个现存的评价体系——全球影响投资评价系统(GIIRS)。尽管这个系统并未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它的确能量化社会收益。这个评价系统根据公司管治、员工、业界和环境这四大领域内的实践的得分情况,总结出一个唯一的衡量指标(以0-200范围内的分数表示)。

沃顿调查的参与者如果使用全球影响投资评价系统,则被要求在投资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报告其投资的GIIRS评价结果。如果不使用GIIRS评价系统,则被要求说明他们是否衡量其投资的社会影响以及如何衡量。

尽管投资者很可能有兴趣了解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之间是否存在折衷,但是格雷表示,在这项研究将会解决的问题中,是否存在折衷“很可能并非最重大的问题”。除了二者折衷的问题之外,在进行社会影响投资时如何有效地实现风险最小化和财务回报最大化,或者换句话说,“在社会影响投资中最好的机遇在何处?”在这方面也有许多需要投资者了解的。沃顿商学院的这项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一系列因素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例如,研究人员会询问,女性对投资组合内公司的管治的参与程度如何,公司服务和产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女性或女孩的需求。接下来他们会分析,数据是否显示女性的参与增加了或者降低了投资回报。

其他的问题还包括所投资的公司是否力图确保在公司被售出后其使命能够得到延续以及如何延续,以及它们所采取的方式对投资回报有什么影响。投资对象是否最好是那些依托公司文化来使公司使命得以延续的公司,或者是那些在其招股书或有限合伙协议中规定了一项长期持续的使命的公司?

同时,一家公司评估其社会影响的方法是否会影响其价值?例如,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开展定期评估会降低还是提升公司的价值?

研究人员能否设计出一个量化的方案来衡量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之间的折衷?只有收集和分析数据后才能确定。“我们还在观察期,”盖策表示,“我们正试图了解所投入的要素。”

那么,如果不存在折衷呢?盖策表示,那样也没关系,因为这会让投资者将社会影响投资作为一项颇具吸引力的新型投资类别加以考虑。“这类公司可能真的可以扩大机遇,冒险投资于更为多元化的企业组织。”他表示:“例如,它们可能会提供进入前沿市场的机会。这非常令人激动,为是否存在折衷的问题赋予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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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影响需要牺牲经济利益吗?."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7 December, 2014]. Web. [24 November, 2017]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article/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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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影响需要牺牲经济利益吗?" China Knowledge@Wharton, [December 1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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