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在中國深圳的全球最大的快速基因測序中心華大基因（BGI），正在尋求發現控制人類智慧的基因。
另外，深圳賽百諾基因技術有限公司（SiBiono Gene-Tech）推出了全球首個基因治療藥物“今又生”（Gendicine），這種用於治療頭頸癌的藥物，吸引了眾多渴望得到治療的中外病人。
本月，設在北京的科興生物製品有限公司（Sinovac Biotech）宣佈，成功通過手足口病疫苗的三期臨床試驗，不久，該疫苗將與該公司用於防範肝炎這一中國人多發病的疫苗一起並列在產品名錄中。
與此同時，全球製藥巨頭默克公司（Merk）也宣佈，準備在北京斥資15億美元興建一個研發中心，其投資規模將超過諾華公司（Novartis）的投資，諾華公司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建設研發中心投入了12億美元。
作為中國“十二五規劃”優先扶持的七個行業之一，中國的生物製藥部門表現活躍。這個一度主要專注於仿製藥生產或為西方公司進行外包式研究的行業正在快速發展。受政府慷慨投資的刺激，再加上數千位在西方接受訓練的中國醫藥專業人員的回歸，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投身到了新藥研發的工作中。許多外國製藥公司也在積極拓展與他們建立夥伴關係。
然而，有專家指出，即便中國作為一個醫藥研究的新基地正在崛起，這個行業依然處於發展早期，成為世界級創新者的遠大抱負也不太可能很快實現。“中國的創新領域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波士頓勒克斯研究公司（Lux Research）生物技術行業分析師於志豪（音譯）談到，該機構一直在跟蹤中國醫藥業的創新動態。不過，“考慮到人們在（生物製藥行業）已投入了數額龐大的資金，所以該行業的散亂狀態最終會變得井然有序。” 薩拉·馮路（音譯，Sarah Frew）談到。馮路目前在賓夕法尼亞州瑪律文（Malvern）的製藥公司TetraLogic Pharmaceuticals任商務發展經理，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是現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前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微生物學教授施一公先生。馮路擁有沃頓商學院MBA學位和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癌症生物學博士學位，曾就中國的這一行業撰寫過很多文章。馮路表示，面臨“專利懸崖”（patent cliffs）的跨國製藥公司，看到了中國的巨大潛力。
沃頓商學院講師和生物技術風險投資家斯蒂芬·薩馬特（Stephen M. Sammut）也預測了這一行業的前景：“我們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時間，才能在中國看到這個行業開始呈現（美國等）其他地方現在的景象。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不但能從過去30年的積累形成的發展勢頭中大獲裨益，而且還能從其生物技術生態系統中獲益良多，這個由一代人建立起來的生態系統，是優秀經理人和商業導向型科學家開展研究的基礎。雖然作為生物技術基礎的科學沒有國界，但想構建使這個行業順利運作下去必不可少的人力資源體系則需要時間。”
為中國人服務
不過，中國公司現在的“食物相當豐盛”，那就是為中國人創制藥物。而這一過程往往通過與外國公司的合作來完成。“在中國，與大型製藥公司決定開發什麼藥物，並將其引入中國市場相比，針對中國人口在中國開發藥物的需求更為強烈。”羅伯特·內爾森（RobertNelsen）談到，內爾森是西雅圖風險投資機構ARCH Venture Partners的共同創始人，該機構是上海生物醫藥企業華醫藥（Hua Medicine）的主要投資者。
設在上海的風險投資機構愈奇創業投資公司（Mustang Ventures）顧問
查理斯·徐（音譯）（Charles Hsu）對此表示贊同。他表示，目前突破性創新能力“並不是關鍵所在，相反，關鍵在於滿足中國尚未得到滿足的巨大需求。你不必開發出下一個阿瓦斯丁（Avastin）或者赫塞汀（Herceptin），而是應該以高效的方式為10億人提供有效的藥物。和美國獨出心裁的技術開發不同，在中國你現在還不需要那麼做。但是，中國也在快速獲得創新能力——創新能力的提高只是時間和優先順序的問題。”2007年，查理斯·徐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布魯諾（San Bruno）與人共同創建了利德製藥（LEAD Therapeutics）公司，這是一家專注于面向既有病人開發更有效藥物的公司，該公司的全部化學藥篩選工作都在中國進行。該公司的全部投資約為1,500萬美元，2010年，公司以大約1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了BioMarin。
的確，“對中國和中國的企業來說，一個戰略性議題是，專注於自己國家的疾病，還是為了將產品銷往境外而面向西方患者開發藥物。”薩馬特談到。“所有跡象都表明，他們關注的是自己國家的需求，當然，如果一種特殊藥物能通用全球就更好了。那麼這種藥物也可以在美國和歐洲銷售。”中國某些雄心勃勃的初創企業，比如，上海的和記黃埔醫藥（Hutchison MediPharma）和在杭州及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園區（Research Triangle Park）運營的世方藥業（Ascletis），則既想為中國也想為全球市場開發藥物。但是，很多企業在為其全球抱負付諸行動之前，會先行為中國市場開發藥物。
中國人口的老齡化促使政府尋求成本效益更好的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比如，新藥物和疫苗等。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到2009年年底，中國超過60歲的人口估計已達1.8億，到2050年，這一數字有望增長到4億，占全部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中國醫藥市場在過去五年中每年增長22%，目前規模僅次於美國，位元列全球第二。醫療保健市場研究機構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 Health）預測，到2020年，中國醫藥市場的規模有望位居全球之首。
人才回流
位於上海的醫藥行業資訊公司ChinaBio的資料顯示，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在醫藥行業的投資約為400億美元，同時，醫藥行業在最近3年中每年吸引了大約10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公司投資、收購和兼併資金以及首次公開募股資金。與此同時，政府的政策支持也讓這一行業獲益良多。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了“千人計畫”（Thousand Talents program），旨在在未來5到10年中引進2,000位在中國出生的高端科技學者和專業人才。截止到目前，該計畫已吸引了2,000多個人才回國，其中就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明星教授、現在清華大學任職的施一公。摩立特集團（Monitor Group）2010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令人興奮的機會和政府對這一部門資助的感召下，除“千人計畫”之外，另有約8萬名生命科學人才回到了中國。
“海歸已經成了改變中國這一行業面貌的一支主要力量。”ChinaBio的共同創始人格裡格·斯科特（Greg Scott）談到，這位曾經在美國帕洛阿爾托（Palo Alto）工作的前生物技術天使投資者于2007年來到上海，進入了中國這一不斷成長的行業。“如果一家公司的整個管理團隊都有在西方工作的經驗，那麼，該公司的關注焦點、運營、管理創新的能力以及在中國構建人才隊伍的能力就都會隨之改變。”現在出現了很多跨境合作夥伴關係，這類合作往往由在西方受過訓練的中國科學家和經理人管理。
某些最具創新性的中國公司就是東西合作的產物。上海的華醫藥公司就是上海羅氏研發中心（Roche R&D Center）的首席科技官陳力與他人共同創建的，該公司面向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開發藥物，並將新療法商品化。華醫藥運營之初，通過引入式授權（in-licensing）為羅氏公司的葡萄糖激酶激動劑（GKA）進行臨床試驗，該藥物用於治療中國人多發的II型糖尿病。陳力在羅氏工作期間，參加了葡萄糖激酶激動劑的開發。華醫藥專注於通過引入式授權和自行研發的方式為人們提供用於治療癌症、糖尿病和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的藥物。“核心技術可能並不是中國發明的，但用於中國人的藥物可以在中國開發完成。”ARCH Venture Partners的尼爾森談到，他現任華醫藥董事會主席。
與之相似的是，吳勁梓曾任美國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全球愛滋病新藥開發副總裁，2011年，當他的新公司世方藥業從中國和境外投資者那裡募集到1億美元時，也在業界引起了轟動，資金用於面向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開發癌症和傳染病藥物。該公司啟動之初，將通過引入式授權面向中國開發商業化臨床階段的藥物，公司在中國杭州和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園區兩地運營。
另一位明星科學家王曉東，也放棄了在美國令人豔羨的學術事業和商業事業，回到中國與人共同創建了百濟神州公司（BeiGene）。設在北京的百濟神州公司針對肝癌和胃癌等亞洲多發癌症開發藥物，西方製藥公司一直忽視治療這類藥物的研發。該公司採用的策略是引入式授權以及開發臨床階段的藥物，同時也參與新藥的研發。百濟神州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歐雷強（John Oyler）是位美國人。
上海的和記黃埔醫藥創始人杜瑩（Samantha Du），曾是輝瑞製藥公司（Pfizer）全球研發高管，現為紅杉資本中國基金（Sequoia Capital China）的風險投資家，該公司致力於為全球市場開發、商品化醫藥產品。公司的關注焦點：腫瘤和自體免疫疾病的創新療法。
加強後備隊實力
雖然在西方受過訓練的科學家和全球範圍的夥伴關係有助於提升中國藥物研發的智慧，但就培養基礎研究和新藥研發所需的後備隊實力而言，中國尚遠遠落後。中國沒有什麼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展具有冒險心態的教學和實踐，而冒險心態則是美國在生命科學領域創新的助推劑，不過有專家指出，中國也建立了幾家這樣的機構。其中包括由中國科學院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建立的上海高等研究院（Shanghai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由百濟神州公司的共同創始人王曉東任所長。這些機構仿照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院（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模式運作。ChinaBio的斯科特談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為海歸科學家提供資金……以便讓他們圍繞新藥開發開展有趣的科學實驗。”
除了教育和培養科技人才之外，創建一個確實富有創新性的生物醫藥部門還需要整個醫藥系統和醫療保健系統的進一步發展。“目前，該行業的主要議題是解決生態系統問題。”沃頓商學院的薩馬特談到。其中包括構建藥品監管系統、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以及醫療保健系統等，這些體系可以激勵並吸收新科技。他談到，舉例來說，制定藥品價格的政府，必須在刺激藥物創新的需求和為農村和城市貧困人口提供醫療服務的需求之間達成平衡。
此外，雖然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FDA）在提供監管架構以鼓勵創新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它仍然還是個需要充實人員和提升能力的年輕機構。“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有數千人管理醫藥專案。”勒克斯研究的分析師於志豪談到，“而中國國家藥監局從事這些工作的卻不到一百人。”確實如此，2008年，中國生產的血液稀釋肝素受到污染的醜聞曾讓中國國家藥監局備受困擾，該事件導致數人死亡，因接受賄賂而發放產品安全許可證的前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則在2007年被判處死刑。
TetraLogic的馮路談到，中國的加入是對全球生物醫藥行業的補充。“（跨國製藥）公司的創新管道面臨巨大挑戰。我們必須擴展能催生創新成果的機會。這可不是把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哈佛大學的科學家請出來，讓他們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那麼簡單的事情，這個行業應該利用所有的智慧優勢把‘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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