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人們談及醫學與健康，“風險”一詞便時常會冒出來：“心臟病會給我帶來怎樣的風險？乳癌呢？”“我死於手術併發症的幾率大嗎？我對藥物產生危險性過敏反應的風險有多大？”沃頓商學院保健系教授馬克·V·波利（Mark V. Pauly）認為，消費者對“風險”的理解和那些醫療或保險專家未必相同，而這種不同將很有可能導致後者做出不適當的保健決策甚至是錯誤的決定。
在《健康事務》（Health Affairs）雜誌2007年5月/ 6月號上，波利教授從經濟學角度闡述了對“風險”一詞的看法。他認為，當談及健康和醫務政策時，這個概念時常被人誤解。他寫道：“我們描述健康、衛生保健和醫療費用時所用的語言有時會妨礙人們進行冷靜的思考，有時也（隱約）反映了各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關於這一點，最好的例子莫過於‘風險’一詞的用法。人們進行政策討論時會談到醫學干預的‘利弊間的平衡’，會談到通過保險‘共擔風險’，會談到臨床決策中的‘分析風險’，看起來，好像多數情況下人們對於‘風險’一詞的含義已達成了共識，但實際上在使用這個簡單的詞時卻是五花八門。”
波利教授認為，雖然對於風險的認識不足可能會使消費者做出令他們一時滿意的決定，但最終他們的健康前景只會更加糟糕，也更有可能陷入經濟危機，而避免這一切的辦法就是遵循一種名為“期望效用極大化”（Expected Utility Maximization）的模式。期望效用（EU）模式主要為經濟學家和決策理論家所用，它將風險展望視為各種可能結果的一個加權平均值，其中權即為各種可能性，而值就是消費者在各種情況下對於健康變化所賦予的效用值。
例如，這種模式可用來決定購買哪種保單更佳——是購買墊底費高、但一旦有需求即能提供極好的災禍保險的保單，還是墊底費低、更多用於支付日常低端費用（如醫生就診費）的保單？
波利教授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衛生保健中的利與弊》（Risks and Benefits in Health Care: The View from Economics）的文章源於他打算組織一次會議，討論風險的方方面面。他特別感興趣的是如何在公共領域消除人們對風險的感性認識和誤解，這些公共領域包括制定“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計畫”，以及廣為流傳的為沒有參加保險和保險額不足的美國人提供保證金的許多建議。
波利教授認為，“在民主政體中，專家們難以摒棄公民的錯誤觀念，尤其是對於風險的錯誤認識。公共政策的關鍵問題就在於政府在制定干預措施時應選擇何種政策。”立法者是應該推崇一種經濟上合理的解決辦法呢——這種辦法也許最終只會使小部分選民受益，也許僅在事後才會發揮效用——還是應該採取一種經濟上並非最理想，但會令廣大選民滿意的政策？
完全之策何其難
波利教授指出，風險從其定義來說，包含了不確定性和使人憂慮不安的某些因素。他寫道：“並不是因為人們不喜歡糟糕的結果，準確地說，人們是不喜歡無法預知結果將會怎樣。在健康和衛生保健事業中，風險無處不在。我也無法預知自己將來的健康狀況會是怎樣，不知道是否會遭遇某種事故或是染上某種疾病。萬一我病了，我也無法確切地知道藥物治療或其他療法的效果如何；我希望能達到最佳效果，但我也明白，負面影響也可能會隨之而來。再者，從經濟角度來看，我也無法預料自己的醫療費開支會有多少。”
波利教授認為，雖然經濟學家用期望效用（EU）模式解釋人們在有風險的情況下傾向於如何做出決定，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並不會那樣做”。當患者面對多種藥物治療和其他療法需要做出選擇時（例如，是選用一種試驗性藥品，還是選擇一種標準療法），當他們決定是否要購買健康保險，或是當他們選擇保險的種類和級別時，他們往往都會誤解風險的含義。
他說，消費者似乎更看重那種更有可能償還保險金，使他們的投資得到回報的保險。另一種不同的觀點是將健康保險視為預防重大疾病風險的保障，這些重大疾病或許不會發生，但一旦發生便有可能使患者淪落到財務破產的境地。
他指出，一些人也許會想，“我付了這麼多年的保險費，卻幾乎從未用過，這真是個錯誤的決定。”經濟學的期望效用模式卻認為，“不，那並非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一旦某件重大事件發生，你將從保險中受益匪淺，這樣也就彌補了你多年來只付款無回報的損失了。”
雖然多數保險政策還是提供諸如病人住院治療之類的高額保險專案，但也有少數健康計畫正試圖吸引那些未參加保險的低收入工人，他們只需支付低額保險費，便能享受到一些他們可能更需要的門診病人的服務，而那些昂貴的醫院費用不列入保險範圍內，或者只有部分列入保險範圍內。波利教授認為，這種辦法或許會吸引人，但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卻是存在問題的。即使你住院的幾率要比去醫生那裏就診的幾率小得多，“你還是會想要保護自己，避免世界末日的來臨。”
年輕人往往不能恰到好處地權衡風險，他們認為自己患重病的幾率很小，因而不應購買保險單。波利教授建議說，針對這種情況，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就是專為年輕人制定一種健康計畫。“他們也許會願意投一筆錢參與年輕人的互助保險計畫，該計畫的承諾就是，如果他們身體健康、使用保險金很少，保險費將退還給他們。這種計畫還規定，如果津貼開支較低，就可向保險客戶返還‘紅利’；通常這些返還的款項都用於降低未來的保險費。這樣，那些認為自己很少生病的年輕人也會願意參與這項計畫，因為他們知道其他入保的人和自己情況相似，他們承擔的風險也是相同的——不管所謂的風險‘真正的’含義到底是什麼。”
醫療保險與新藥
波利教授認為，政治會過度干預到風險方面的決策，為美國老齡人口制定的“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計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項醫務政策準確來說是基於“政治上對消費者錯誤觀念的一種迎合”，而非基於對風險的理性反應。該計畫雖然提供了針對低端和高端開支的保險額度，卻使中端開支部分產生了保障缺口。
波利教授這樣寫道：“新型中產階級醫療保險藥品福利的固定形式並不是高於墊底費的全保（災禍保險），而是一種所謂的空窗保險，其墊底費數額不高，保險總額的75%涵蓋了一系列費用，實現了100%成本分擔（即‘自負額’），最終實際上等同於完整的災禍保險。與傳統的包含墊底費的災禍保險相比，規劃聯邦醫療保險D部分的政治決策者們減少了高開支人群的保險總額（理論上，在此情形下，人們應該已從保險總額中獲得了最大實用價值），以便為低開支人群提供相當豐厚的保險額度（理論上，在此情況下，保險額度應該已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同時也使多數受益人獲得他們保險費的利潤回報。”
波利教授說，如果把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費更多地用於高端保險和災禍保險，才會真正有意義，但是政治決定一切。“中端開支部分出現缺口並不存在太大的合理意義，但政治家們卻可憑藉這點宣稱許多老年人將從該計畫中受益。”
適當的風險評估對於新藥治療也是至關重要的。患者和醫生常常在幾種療法之間相互權衡比較每一種的利弊，決策者也在努力尋求風險與利益之間的平衡。許多患者認為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應採取更多措施以保障新藥的安全性，並在藥品廣泛投入使用前公佈其可能產生的負作用。但是，那些身患重病、無藥可救的患者或許願意冒險嘗試新藥，雖然這種藥研製時間不長，但畢竟給患者帶來了一線治癒的希望。
波利教授認為，一場激烈的拉鋸戰正在兩種思維模式間展開。期望效用模式認為，做決策不能僅僅基於臨床或醫學知識，還應部分建立在患者喜好的基礎上，而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卻沒有權威地認同這種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哪一種（或者哪一方的）選擇應該佔據主導地位……事實上，對於最反感冒險的人來說，任何產品都是極其危險的，但對於許多期盼美好結果而願意嘗試的人來說，片刻的延誤都是在浪費時間。
牽涉其中的還有醫藥公司的利益，這些公司希望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能儘快批准新藥，這樣他們就能開始收回用於新藥研發的費用了。
波利教授指出，對於新藥的批准，晚期癌症患者現在極力主張採用某種接近期望效用模式的方法。只要該療法有一線希望能減輕病痛或治癒疾病，他們就願意冒險嘗試，而不管其副作用如何，因為他們更加看重有望出現的美好結果，而較少注重可能產生的副作用。與之相反的是，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及其專家小組則是更重視副作用的風險性。
意見一致
波利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大家一致認為，人們的風險觀念是大相徑庭的。“國家疫苗傷害補償計畫”就是一個例證。
他寫道：“提出該計畫的部分原因就在於不同的人群對於兒童疫苗的風險性持有不同的觀點。一部分人認為兒童疫苗出現副作用的風險性很大，另一些人則認為風險很小，於是便採取了這樣一種策略：向疫苗銷售徵收一種貨物稅，然後用該項收益成立一項信託基金，用於賠償實質性的傷害（以不追究過失責任為基礎）。在起初一陣接連不斷的傷害賠償後，支付賠償的數額隨即驟減，信託基金的收付也就更加平衡了。那些原本認為會普遍產生副作用的人最後發現他們想錯了。但關鍵之處在於，那些認為不可能產生副作用的人指望著把錢收回來，而那些認為會有副作用的人則感到自己有了保障，於是，兩類持不同觀點的人都會贊同這項提議。”
波利教授預計衛生保健將成為<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black; FONT-FAMILY: Verdana;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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