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願意我不願意：結婚、離婚與生育之變化如何重新定義職場

沃頓商學院教授貝琪·史蒂文生（Betsey Stevenson）和札斯廷·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的最新研究顯示，美國的結婚率和離婚率均跌至歷史最低點。具體而言，已婚人口的數量經過去25年持續下跌後如今已降到歷史最低點，而離婚率也在2005年跌至1970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當史蒂文生和沃爾弗斯著手分析這些最新資料背後瞬息萬變的市場力時，一個事實漸漸浮出水面：作用於結婚和離婚狀況的因素—即節育、兩性工資差距的縮短、初婚年齡上升及家庭技術的劇烈變革——同樣也對企業和員工產生重要影響。 

史蒂文生說：“改變人際關係和家庭面貌的因素同樣作用於職場，因為構成勞動力市場和家庭的是同一批人。公司瞭解自己所面對的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無繁衍生息的念頭

在題為《結婚和離婚：變化和驅動力》的論文中，史蒂文生和沃爾弗斯承認，在婚姻研究方面，經濟學家們一直嘗試用經濟模式解釋家庭形成的方式和原因。史蒂文生指出，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經濟學家加里·貝克（Gary S. Becker）在1981年撰寫的《家庭論》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基於“生產互補性”的婚姻理論。根據貝克爾的理論，丈夫和妻子在市場和家庭中各司其職，兩人的結合能提高生產力，這種分工合作在史蒂文生所說的“生產和孕育子女”方面尤為突出。

但是兩位沃頓商學院的專家卻引用了歌手兼詞曲作者鮑勃·狄倫（Bob Dylan）的《變化的時代》（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曲的歌詞來說明貝克爾提出的婚姻模式有待斟酌，指出“家庭不是一個靜態的單位”。 史蒂文生認為現代家庭生活已經嚴重削弱了生產互補性理念的適用性並且說明了原因。

她寫道：“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意味著一個人的大部分成年生活是在沒有子女承歡膝下的情況下度過的，而晚婚，包括再婚，意味著許多家庭在成立時並沒有繁衍子嗣的意願。而且，女性勞動力的增多表明，家庭分工已經減弱或者已經具有了新的含義。”

研究者表示，這些改變源於幾個關鍵因素：

• 年輕男性和女性對婚姻的熱衷程度減小。男性方面一直存在這種問題：2004年，男性的初婚年齡為27歲，充分反映了1890年首次記載的趨勢，當時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齡為26歲（1950年代中期出現短暫的回升，當時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齡為23歲）。但是2004年，女性的結婚年齡也開始上升，其平均初婚年齡從22歲提高到26歲。“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年齡差距逐漸縮短。”

• 該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晚婚的現象還反映了生育在婚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減弱。“在1880年，75%的已婚人士擁有孩子……到2005年，只有41%的已婚人士育有子女。”

• 研究表示，一度被稱為“定義20世紀之發明”的避孕藥提高了人們對生育的控制能力，“改變了結婚和生育的時間，而且由於女性教育或工作計畫被中斷的風險減小，它還促進了女性自身人力資本的積累。”史蒂文生說，節育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它改變了家庭的模式，給予女性更多控制自己職業道路的能力。突如其來的懷孕曾經非常具有破壞性。但是節育的出現改變了女性的生活方式及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動機。”

• 家庭省力技術的誕生（冰箱、洗衣機、烘乾機和洗碗機等等）和服務業的發展使人們能夠在市場上購買到之前只能由家庭主婦提供的服務。史蒂文生和沃爾弗斯寫道：“這些新技術能夠節約大量時間，讓女性從繁重的家務中解脫出來投身於市場，從而增加了女性勞動力。”史蒂文生指出：“家庭技術的發現讓市場介入了家庭生活，告訴你，‘你不需要一個專職主婦。我們能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服務，提高你的效率。’這當然對女性參與工作發揮了巨大作用。從市場上購買這些物品的成本降低了，而擔任家庭主婦的成本上升了。”

作者表示，這些趨勢促使人們以一種不同於貝克爾生產互補性理論的角度來解釋婚姻之所以可行的原因。現代的婚姻不是基於分工，而是建立在“休閒和消費互補”的基礎上，這使得有著有著類似收入和興趣的男性和女性漸漸走到了一起。這種新的婚姻模式——加上晚婚的趨勢和節育的能力——給職場環境帶來了劇烈變化。

職場羅曼史

史蒂文生說，“家庭中的許多變革都對職場有直接影響”。這些改變，“例如，壽命延長和子女數量減少，促使女性加入勞動力大軍。因為和生育多的女人相比，生育少的女人在撫養孩子方面花的時間更少。[如果你的大多數時間]都在扶養子女，可能就不太想進入職場。但是這種情況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女性不參加工作的代價會更為高昂。”

這也正是史蒂文生想說的第二點：女性正在推遲孕育第一胎的時間。“能力較強的女性正在推遲結婚和生育的時間，常常會拖到30歲出頭。她們希望保持靈活的生活方式以便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投資——直到她們清楚認識自己的職業發展道路後才生孩子。如今，職場上的出色女性和能力強的男性沒什麼分別。他們投資自己人力資本的動機越來越相似。”

史蒂文生指出，調查資料——特別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的研究——顯示女性生育後退出職場的比例不大，這與通常認為的概念並不一致。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在90年代中期對1981年及之前畢業的10,000名女性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發現58%的女性在大學或研究生畢業後從未離開職場超過6個月之久；該調查發現，這些女性不工作的時間平均只有1.6年，而只有7%的女性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閒置在家。

史蒂文生把這些資料和近期對女大學畢業生的研究結果進行了比較，沒有發現重大變動。她指出，全國重大資料統計系統（National Vital Statistic System）的初步研究證實了她的發現，即女性的生育時間延後了，而且約80%的女大學畢業生在30多歲時仍然工作。她說：“關於女性退出職場的報導沸沸揚揚，但是調查資料顯示的結果卻並非如此。”女性會不會暫停工作，只做一些兼職呢？“這當然可能發生，但是這種情況由來已久，而且由於我們談到的種種原因——女性在自己的人力資本上傾注了更多的精力、退出職場的代價太大、女性能夠控制生育情況、女性壽命延長——這種情況正逐漸減少。暫停工作會使她們損失慘重。當然女性一直面臨巨大的壓力，總是會有人選擇呆在家裏。但是今後女性繼續工作的時間將增加。”

史蒂文生說，晚婚和工作時間延長給公司制定辦公室戀情和裙帶關係方面的規定造成了一系列新問題。她在論文中指出，“兩性共存的工作場所為男男女女們提供了更多認識的機會。” 職介網站Vault.com的最新調查發現，近<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pt; FONT-FAMILY: Verdana; mso-fareast-font-family: PMingLiU; mso-font-kerning: 0pt; mso-fareast-lang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