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因全球化而脱离贫困，全球化正创造着我们的上一代不可想像的财富。然而，这些财富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这样的结果也已引起了公众普遍的不满，在2007年的沃顿经济峰会上（Wharton Economic Summit），两位高层管理人员就对当时的与会者说道，企业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美林（Merri Lync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及麦肯锡（McKinsey）的一名高级全球合伙人拉加·古塔都呼吁他们的同事要像关注利润产出那样关注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奥尼尔警告说：“企业领导人往往只重视那些重要人物，而容易忽略平民和大众。经济人杂志（Economist）已经指出，美国正处于陷入欧洲式的社会分层的危险中。我们如何保证每个人都有公平享受成功机会的自由？从农场到工厂再到总裁办公室，我试图找出，今天复制这一成功路线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古塔补充道：“这类问题不光涉及道德，企业能否突破经营局限取决于社会对它们所作贡献的评价和肯定。如果社会大众认为某企业没有做出它应该做出的贡献，那么后果就会比较严重。因此，明智的企业家知道社会舆论可以影响其企业的发展，企业应该加强它的社会契约观。”
形象问题
在提出告诫的同时，两人也对企业领导人表现出的对质疑全球化的积极回应及与政府的合作姿态表示了乐观。古塔指出：“政府或企业要单独解决问题通常是事倍功半，但两者联手就能无往而不利了。”
古塔称，除了财富增长不均衡之外，全球化面临另一大问题是资源的紧缺。中国及印度等崛起中的经济体正迅速赶超老牌发达国家，它们对资源——如石油、钢铁、铝和铜——的消耗量也在大幅提高，对资源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预计在今后的20年里，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将会增加50%。
他同时预测，除了资源的紧缺之外，依赖于石油能源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将对大气对二氧化碳的消化能力提出更大的考验，并进一步恶化全球变暖的现象，“创新、技术、监管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将对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决诸多环境问题的方法其实已经存在，但需要牺牲一些经济或个人利益。全球化的形象问题在发达国家似乎更为棘手，批评家轻而易举地便可举出一连串因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工作机会向国外转移，相反，全球化的益处，包括产品和服务价格的降低，却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奥尼尔以近期在美国大学毕业生中所作的一次民意测试为例，指出只有不到35%的受调查者认为从全球化中获益。他说：“原本我以为这个结果只是在不包括大学学历的受访者中才会出现。”
尽管如此，古塔还是认为美国将继续成为世界的经济引擎。他说：“我对美国有信心，美国的实力不会因全球化而衰退，因为它还没有到除了美元什么都没有的地步。 [美国]人富于创业精神，并拥有一流的教育体系，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乐于接受所有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社会的开放性是美国具有长期竞争力的基础。”
一些评论人士十分担忧美国日益膨胀的财政预算和贸易赤字，即便如此，古塔依然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指出，一直以来，美国都经历着赤字膨胀和缩减的循环过程。他承认，目前美国人口处于老龄化，出生率也不高，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缺乏和社会医疗费用的扩张。但是他指出，美国已经以接纳年轻的新移民来弥补这一缺口。
对奥尼尔来说，教育是美国保持竞争力和继续自由贸易及全球化进程的关键所在。他说，企业领导人必须大力支持教育，并参与到社会关于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讨论中来。
他以自身的经历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参与所起到的作用。生于阿拉巴马的他，小学期间，因其父无法再靠农场来养活全家而来到了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城，在那里，父亲在通用汽车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说：“我的父亲是第一批被通用聘用为门卫以外在其它职位工作的黑人。”而奥尼尔自己高中毕业后也在通用谋得一职。
通用为它的员工提供了在通用汽车学院学习的机会，该学院现更名为凯特林大学（Kettering University），奥尼尔便参加了学习。这一机会让奥尼尔日后得以进入哈佛，后在通用担任管理层工作，并最终入住华尔街。2002年，奥尼尔成为美林的首席执行官，并大刀阔斧地缩减了开支，大大增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他说：“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事就是阿拉巴马的农场不能再养活我们了吧。”
许多企业家对公益教育事业只是停留于夸夸其谈，但至少有两位富豪慈善家还是加入了奥尼尔的行列，就在他在沃顿演讲的几天之后，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 和美国太阳公司（SunAmerica）及KB Homes的创始人埃里·布罗德（Eli Broad）就宣布他们将资助一个非党派组织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推动教育问题的解决进程，两人称，这一组织将投入6千万美元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课程标准制定活动，呼吁延长在校时间、提高教学质量和其它的一些理念。
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张
奥尼尔对今天全球化的根源作了一个追溯，1989年柏林墙倒后，西方国家的劲敌共产主义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人们相信民主制度会成为全世界最有力的制度，并将成为一种让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的力量，也许这还是会实现的，但当我们站在18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开始觉得事实并非如此，1989年的那股力量实际上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自柏林墙倒，民主制度逐步占领了拉美地区，但另一些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典型——依然故我，按照自己的政权组织形式走自己的发展之路，而且在西方国家看来，它们是永远不会向民主代表制度靠拢的。他补充道：“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除了朝鲜和古巴之外）都开始接受并追随自由市场，它们对自由市场的热情甚至可以让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在坟墓里坐卧不安，更不用说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了。”
古塔说，自由市场经济正在不断地蔓延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资本市场经济的自由化使得资金在国界之间的流动更为方便，他指出，这一自由化进程还将继续延伸。比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股票市场就正处于加速膨胀的阶段。
作为企业来说，它们是以改变运营方式来应对全球化的浪潮的。制造业者变得更为科学，动用了更好的工具，施行了更强的控制。所有的公司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才，董事们所经营的企业已经跨越了各大洲甚至是时区。古塔在解释企业是如何经营并管理自身的时候说：“地域和时间不再是限制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政府也需要通过规范操作、提高效率来赶上时代的步伐。他又说道：“在新兴市场，政府必须解决服务水平的问题，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应提高到私人企业的水平。”商业的加速发展除了提出挑战之外，也创造了机遇，这些机遇不单单存在于收益和盈利中。古塔说：“随着国家间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增多，战争发生的机率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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