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助理教授罗康丽(Corinne Low)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女性在30岁之后,每年必须多挣7000美元,才能对潜在的浪漫伴侣保持同样的吸引力。该研究考察了女性在职业和婚恋投资之间的经济权衡,以及制定更多性别平等社会政策的必要性。
在即将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罗对“生育资本”(reproductive capital)进行了深入研究,她用这个词来描述生育的经济价值,以及女性在进行耗时的教育和职业投资时所做的权衡。
在即将发表于《劳动力经济学杂志》的第一篇论文《生物钟的定价:女性年龄的婚姻市场成本》(Pricing the Biological Clock: The Marriage Market Costs of Aging to Women)中,罗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在线约会实验,以确定随着年龄增长和生育能力下降,男女各自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
她说:“你总是听到人们谈论生物钟,以及生物钟对女性的影响。但过往的研究中缺少这样的角度:即如果男性也想要孩子,那么何时结婚将不仅是女性个人的权衡,也是经济层面的权衡。你嫁给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务决定之一。你嫁给一个年收入5万美元或50万美元的人,将对你的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
该实验招募了真实的在线约会者,他们被要求对照片相同但年龄和收入不同的假设的个人资料进行评分。参与者被激励诚实地回答问题;作为补偿,他们将从约会教练那里得到了个性化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吸引自己最喜欢的伴侣。
结果发现,男女都很看重对方的高收入,但在年龄偏好上却有着鲜明对比。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得分更高,而女性的得分更低。那些没有孩子并且了解女性生育力将随年龄而下降的男性尤其偏好年轻女性。
根据他们的评分,在30岁以后,女性每年都要多挣7000美元,才能为她们赢得浪漫约会的机会。
罗在论文中写道:“这些发现表明,男性也会听到女性生物钟的滴答声。为了结婚生子,他们自然更喜欢有生育能力的伴侣。”
更公平的社会政策
罗表示,她希望商界和政界领袖能够利用她的研究结果制定出更加公平的政策,将女性的整体的经济利益平衡考虑在内。尽管在过去50年中,女性的教育水平一直在快速上升,但在《财富》500强的CEO中,女性仍仅占8.8%。她认为,留住有才华的女性不仅对缩小性别薪酬差距很重要,而且是经济繁荣的关键组成部分。
“你嫁给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务决定之一。”—罗康丽
“企业可能会给她更多的钱,让她留在这份高压的工作中,但从不同的经济角度来看,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正在下降。”罗指出,“女性的生育率在30多岁开始下降,而这一年龄恰恰与大多数人职业生涯的上升年龄相同。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减轻这种权衡,并认识到在这一年龄段女性薪酬的增长在另一方面降低了她在婚恋市场的价值。”
例如,在法律和医学领域,当女性希望获得研究生学位并寻求在事业上更上层楼的时候,她们往往必须推迟结婚和生育。
她表示,改变这一现状的形式可能是重新设计职业发展时间表,以便女性能够同时充分利用她的人力资本和生殖资本。
“为何你不能用节奏较慢的若干年读完法学院,拿到奖学金,结婚生子。然后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开始在事业道路上努力奋进?现在人们都工作到70多岁了,为什么他们不能从35岁开始对工作进行密集投资?”
人力资本vs.生殖资本
罗的第一项研究发现,女性30岁之后每推迟一年,要吸引婚姻对象的代价是年薪增加7000美元,而她即将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第二项研究《人力资本—‘生殖资本’在婚姻市场匹配中的权衡》(The Human Capital–’Reproductive Capital’ Tradeoff in marriage Market Matching)深入研究了女性在求学和职业投资中产生的这种权衡。
收入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与同样收入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伴侣结婚。这是经济学家称之为“同类匹配”(assortative matching)的现象。但是罗记录了一个与这种模式的关键偏差:在整个20世纪,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女性比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更多比例地嫁给更穷的配偶,尽管她们自己的收入更高。但是其他每一个教育水平都会匹配更富有的配偶。
为什么?教育可能会增加“人力资本”,但因为它需要时间,它会减少“生殖资本”,特别是接受更高的教育必定需要更长的时间。
罗表示,当你承认女性求学生涯的这种双重性时,你可以预测,虽然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会在婚姻市场中被视为积极的元素,但当它干扰生育年龄时,更高的教育程度就会开始降低女性在婚姻市场的“价值”。
罗表示,她的研究阐明了女性为职业和教育投资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她支付了“婚姻市场税”。这使得进入职业需要长期的投资,而女性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往往是最高的。因此更高程度的学习对女性的吸引力也会降低,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女性在企业高层的代表性和男性相比持续存在差距。
“企业可能会给她更多的钱,让她留在这份高压的工作中,但从不同的经济角度来看,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正在下降。”— 罗康丽
不过,也并不都是坏消息。最近开始,和本科学历女性相比,研究生学历女性开始嫁给更有钱的男性,而且结婚率更高,离婚率更低。
罗的解释是:美国家庭的萎缩。因为每个人的孩子都在减少,所以研究生女性并没有面临同样的劣势。对小家庭的偏爱似乎对所有女性来说都是一种平衡。
“人们已经记录了这种婚姻市场上高学历女性婚恋命运逆转的现象—她们过去曾经结婚少,离婚多,孩子少。现在,情况正在改善。这一趋势主要是由研究生学历女性推动的。”罗表示,“当你想要一个大家庭时,研究生学位以及之后的职业投资将会缩短你的生育期。”
罗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婚姻市场地位的改善可能会导致女性更愿意进行教育投资,女性的研究生入学人数现在超过了男性。
女性作为“经济行为人”
当被问及这些研究结果是否是对社会性别的一次令人失望的控诉时,罗表示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她说:“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通过考虑这些差异,让我们更加平等。但如果忽略这些差异,甚至反向地鼓励,那就会造成更大的不平衡。”
罗的研究更广泛地关注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她表示这两篇论文是她更大议程的一部分,旨在改变女性在经济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方式。她希望社会将女性视为“经济行为人”,并将女性问题与其他严肃话题同等重视。是否生孩子—以及何时生孩子—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她说:“如果你环顾世界,你会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购买汽车或名牌服装,但大多数人都通过拥有孩子或以某种方式与孩子建立联系来从生活中获得价值。孩子在经济上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我想以严肃的经济工具来研究女性生育问题。这种方法将女性的决策放到经济决策最优化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她需要权衡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创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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