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要取得成功，“需要企業加強社會責任”

每年都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因全球化而脫離貧困，全球化正創造著我們的上一代不可想像的財富。然而，這些財富的分配卻是極不均衡的，這樣的結果也已引起了公眾普遍的不滿，在2007年的沃頓經濟峰會上（Wharton Economic Summit），兩位高層管理人員就對當時的與會者說道，企業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的忽視必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美林（Merri Lynch）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斯坦·奧尼爾（Stan O’Neal）及麥肯錫（McKinsey）的一名高級全球合夥人拉加·古塔都呼籲他們的同事要像關注利潤產出那樣關注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奧尼爾警告說：“企業領導人往往只重視那些重要人物，而容易忽略平民和大眾。經濟人雜誌（Economist）已經指出，美國正處於陷入歐洲式的社會分層的危險中。我們如何保證每個人都有公平享受成功機會的自由？從農場到工廠再到總裁辦公室，我試圖找出，今天複製這一成功路線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古塔補充道：“這類問題不光涉及道德，企業能否突破經營局限取決於社會對它們所作貢獻的評價和肯定。如果社會大眾認為某企業沒有做出它應該做出的貢獻，那麼後果就會比較嚴重。因此，明智的企業家知道社會輿論可以影響其企業的發展，企業應該加強它的社會契約觀。”

形象問題

在提出告誡的同時，兩人也對企業領導人表現出的對質疑全球化的積極回應及與政府的合作姿態表示了樂觀。古塔指出：“政府或企業要單獨解決問題通常是事倍功半，但兩者聯手就能無往而不利了。”

古塔稱，除了財富增長不均衡之外，全球化面臨另一大問題是資源的緊缺。中國及印度等崛起中的經濟體正迅速趕超老牌發達國家，它們對資源——如石油、鋼鐵、鋁和銅——的消耗量也在大幅提高，對資源供給產生了巨大的壓力。預計在今後的20年裏，全世界對石油的需求量將會增加50%。

他同時預測，除了資源的緊缺之外，依賴於石油能源發展起來的新興經濟體將對大氣對二氧化碳的消化能力提出更大的考驗，並進一步惡化全球變暖的現象，“創新、技術、監管和資源的合理利用將對環境友好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解決諸多環境問題的方法其實已經存在，但需要犧牲一些經濟或個人利益。全球化的形象問題在發達國家似乎更為棘手，批評家輕而易舉地便可舉出一連串因全球化而付出的代價——工作機會向國外轉移，相反，全球化的益處，包括產品和服務價格的降低，卻並不是那麼的明顯。奧尼爾以近期在美國大學畢業生中所作的一次民意測試為例，指出只有不到35%的受調查者認為從全球化中獲益。他說：“原本我以為這個結果只是在不包括大學學歷的受訪者中才會出現。”

儘管如此，古塔還是認為美國將繼續成為世界的經濟引擎。他說：“我對美國有信心，美國的實力不會因全球化而衰退，因為它還沒有到除了美元什麼都沒有的地步。 [美國]人富於創業精神，並擁有一流的教育體系，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它樂於接受所有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社會的開放性是美國具有長期競爭力的基礎。”

一些評論人士十分擔憂美國日益膨脹的財政預算和貿易赤字，即便如此，古塔依然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他指出，一直以來，美國都經歷著赤字膨脹和縮減的迴圈過程。他承認，目前美國人口處於老齡化，出生率也不高，這就意味著勞動力的缺乏和社會醫療費用的擴張。但是他指出，美國已經以接納年輕的新移民來彌補這一缺口。

對奧尼爾來說，教育是美國保持競爭力和繼續自由貿易及全球化進程的關鍵所在。他說，企業領導人必須大力支持教育，並參與到社會關於教育政策制定實施的討論中來。

他以自身的經歷說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企業參與所起到的作用。生於阿拉巴馬的他，小學期間，因其父無法再靠農場來養活全家而來到了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城，在那裏，父親在通用汽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說：“我的父親是第一批被通用聘用為門衛以外在其他職位工作的黑人。”而奧尼爾自己高中畢業後也在通用謀得一職。

通用為它的員工提供了在通用汽車學院學習的機會，該學院現更名為凱特林大學（Kettering University），奧尼爾便參加了學習。這一機會讓奧尼爾日後得以進入哈佛，後在通用擔任管理層工作，並最終入住華爾街。2002年，奧尼爾成為美林的首席執行官，並大刀闊斧地縮減了開支，大大增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他說：“我這輩子遇到的最好的事就是阿拉巴馬的農場不能再養活我們了吧。”

許多企業家對公益教育事業只是停留於誇誇其談，但至少有兩位富豪慈善家還是加入了奧尼爾的行列，就在他在沃頓演講的幾天之後，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 （Bill Gates） 和美國太陽公司（SunAmerica）及KB Homes的創始人埃裏·布羅德（Eli Broad）就宣佈他們將資助一個非黨派組織在明年的總統大選中推動教育問題的解決進程，兩人稱，這一組織將投入6千萬美元進行一次全國範圍的課程標準制定活動，呼籲延長在校時間、提高教學品質和其他的一些理念。

自由市場經濟的擴張

奧尼爾對今天全球化的根源作了一個追溯，1989年柏林牆倒後，西方國家的勁敵共產主義蘇聯解體，“那個時候，人們相信民主制度會成為全世界最有力的制度，並將成為一種讓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的力量，也許這還是會實現的，但當我們站在18年後的今天，很多人開始覺得事實並非如此，1989年的那股力量實際上並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自柏林牆倒，民主制度逐步佔領了拉美地區，但另一些國家——以中國和俄羅斯為典型——依然故我，按照自己的政權組織形式走自己的發展之路，而且在西方國家看來，它們是永遠不會向民主代表制度靠近的。他補充道：“但是幾乎所有的國家（除了朝鮮和古巴之外）都開始接受並追隨自由市場，它們對自由市場的熱情甚至可以讓約瑟夫·沃頓（Joseph Wharton）在墳墓裏坐臥不安，更不用說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了。”

古塔說，自由市場經濟正在不斷地蔓延到全球的各個角落。資本市場經濟的自由化使得資金在國界之間的流動更為方便，他指出，這一自由化進程還將繼續延伸。比如，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股票市場就正處於加速膨脹的階段。

作為企業來說，它們是以改變運營方式來應對全球化的浪潮的。製造業者變得更為科學，動用了更好的工具，施行了更強的控制。所有的公司都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合適的人才，董事們所經營的企業已經跨越了各大洲甚至是時區。古塔在解釋企業是如何經營並管理自身的時候說：“地域和時間不再是限制企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政府也需要通過規範操作、提高效率來趕上時代的步伐。他又說道：“在新興市場，政府必須解決服務水準的問題，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應提高到私人企業的水準。”商業的加速發展除了提出挑戰之外，也創造了機遇，這些機遇不單單存在於收益和盈利中。古塔說：“隨著國家間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增多，戰爭發生的機率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