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美國公司在使用金融衍生品的策略上頗為保守：用來平衡貨幣流通以及利率波動帶來的風險。但是近幾年來，寶潔(P&G) 和吉布森禮品（Gibson Greetings）等公司以投機為目的購買金融衍生品，以至深陷資金困境。
這種高風險投機行為是否普遍？如果公司總裁們的投機決策失敗，股東們是否會因此深陷泥沼？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克里斯多夫·C·蓋齊（Christopher C. Geczy）認為，人們一直都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他說：“金融衍生品在財務報表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公開。這種情況可能非常普遍，但我們無法確定。”
為了能夠更好瞭解金融衍生品在企業財務中的作用，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克里斯多夫·C·蓋齊（Christopher C. Geczy）、 凱薩琳·施蘭德（Catherine Schrand）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貝爾納黛特 A·明頓（Bernadette A. Minton）對更早些時候沃頓商學院曾經進行過的一份調查所獲得的秘密回饋進行了再次分析，共同撰寫了一篇題為“觀察：公司投機、治理以及回報”（Taking a View: Corporate Speculation, Governance and Compensation）的論文。那次調查共收集到了341個公司的答復。其中有186個擁有金融衍生品。這些公司的產業範圍廣闊，但均為美國的非金融業的上市公司。
蓋齊說：“通過調查我們發現有些大型公司曾經或正在進行投機活動。”投機者被定義為那些根據市場變化經常積極買入貨幣或利率衍生產品的公司。他們對這些公司的投機目的進行了研究，發現為增加利潤而進行投機的公司占多數，而孤注一擲以求走出財政困境或是想借此大撈一筆的則很少。進行投機的公司總裁通常是受到上級或是董事會的鼓勵而進行投機，他們並不是公司的叛徒。另外，進行投機活動的公司通常具有監督及控制程式以防止濫用權力。最後，公司總裁的薪酬通常會以某種方式與衍生品投機成功與否掛鈎。
三位學者寫道：“這次研究最大的發現就是公司進行衍生產品投機的前提是對市場訊息有足夠的瞭解，並自信能預測價格走向。這一前提與公司為增加利潤而進行投機的動機相一致。”
衍生品交易是一種合同，價值受相關證券價格影響。貨幣衍生產品一般可以使其擁有者在一段規定的時間內，享有以既定兌換率買入或賣出大筆美元、日元、或是其他貨幣的權利。當然，這也有可能是必須履行的義務。利率衍生品就好像保單一樣，當利率在合同期內上浮或下跌某個特定的幅度時，該衍生品擁有者就能得到補償。
金融衍生品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公司減少損失。比如說，如果一家美國公司在日本購買貨物，需要將美元兌換成日元，這時他們就可以購買貨幣衍生品。如果美元走軟，使日本商品變貴，衍生品就能使這家公司在規定的一段時間內固定貨幣兌換率，從而彌補損失。如果美元走強，這家美國公司會在衍生品上遭受損失。但由於這時美元可以兌換到更多日元，造成日本商品價格下跌，從而抵消了其在衍生品上的損失。
當然公司還可以用同樣的貨幣衍生產品進行投機。他們只需要購買一個衍生品，通過兌換率變化從中獲利。然而由於該公司並沒有購買日本產品，因此衍生品的價值變化沒有與日本產品價格的上升或下降掛鈎。一旦美元走強，衍生品價值降低，該公司就會遭到損失。這就是投機。
20世紀90年代，寶潔由於一個牽涉到美元和德國馬克的貨幣衍生品而損失1.57億美元。吉布森禮品公司損失了0.2億美元。還有一家對沖基金公司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更因為貨幣和利率衍生品交易損失了40億美元。
“野心勃勃”
多年以來，很多理論曾試圖解釋為什麼企業會投機衍生品。其中的一個理論認為有財務問題的公司進行投機，孤注一擲以期解決問題。但蓋齊他們則認為這一結論並不可靠。他們發現進行投機的公司通常能夠籌集到低成本的外部資金，所以它們並沒有孤注一擲的必要。
多數情況下，企業會對他們所熟悉的那類衍生品進行投機，而他們對於這些衍生品的經驗來自於風險較小的對沖策略。比如說，那些投機貨幣衍生品的公司通常在國際市場上運作。正如三位學者寫道：投機外國貨幣衍生品的公司“擁有的外幣面值的營業收入以及成本所占相應總數比例通常比那些從未或有時投機貨幣衍生品的公司要高。”
蓋齊說，即使這些公司的主營業務和他們所進行的衍生品投機完全無關，那些控制投機衍生品的主管通常自認他們對貨幣和利率市場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們真的認為自己可以賺錢。他們覺得自己能夠找准機會，利用杠杆的低成本優勢進行交易。”
另一個理論就是這些投機衍生品的主管野心勃勃，他們試圖借此增加公司收入，推動股價上漲，從而最終提高他們手中股票的價值。但是蓋齊認為，這些主管的目標其實不高。他們只想在有機會的時候創造一些額外的利潤。“通常，他們不會為了獲得很大的回報而讓公司冒太大的風險。”
不過蓋齊同時指出：“雖然投機公司的經理野心不大，但這並不等於說沒有風險，或者說投機公司不會遭受巨大損失。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即使當投機是理性的而且以贏利為目的，這些投機還是會帶來很大損失。”
通常來說，投機公司的企業結構賦予主管很大的權利和自由。比如，他們可能受到毒丸計畫反接管防禦的保護，而不必承受來自股東的壓力。蓋齊指出：“參加投機的公司通常是那些股東力量不大的公司。這些公司的管理層力量較強，而且對自己賺錢的能力很自信。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們一定成功。”
那麼現在公司投機行為是否比幾年前要多呢？蓋齊認為：“這很難說。我們對第一次調查中的一些答卷公司進行了跟蹤瞭解，發現有些曾經參加投機的公司已經停止了投機行為，因為他們認為在去除風險因素之後，投機並沒有真正增加公司價值。也有些公司從不投機到開始投機，期望能從中創造一些利潤。因此可以說兩種變化都是存在的。”
第一次調查並沒有要求企業披露他們通過投機衍生品獲得多少利潤，或者損失多少。因此蓋齊等人進行了進一步面試，採訪其中一些公司的主管。但最終還是不能確定這些投機有多成功。他說：“要瞭解他們到底有沒有賺錢確實挺困難的。”
由於這些主管的主要職責通常不是金融投機，因此蓋齊懷疑他們是否能有效地與金融投機專業人士進行競爭。他說：“老實說，我不太能相信這些企業財務主管對外幣或利率的未來走向比金融界人士更清楚。另外我們還不能確定這些（進行投機的主管所擁有的）資訊優勢是否一定能夠帶來好的結果。”
不過，可以確認的是股東通常並不清楚公司在投機衍生產品。蓋齊等人認為：“這次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我們評估了投資者是否能夠通過公開資料來發現那些在匿名調查中承認有投機行為的公司。答案是他們不能。”
在進一步的面試中，一些公司承認其投機規模足以影響其財務狀況。蓋齊說，“有時這種影響會非常大。”但調查同時發現，投機行為在財務報表中沒有反應出來，“並不是會計的問題。”因為根據通用會計制度（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的要求，依據市場觀念主動購買衍生品不一定需要在財務報表中顯示出來。總而言之，無論這種不透明的情況是由於會計準則不要求披露投機行為造成，還是由於企業沒有正確地執行規則引起，最終的結果就是財務報表無法準確反映公司的投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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