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奧巴馬總統公佈了他1.8萬億美元的2014財年預算案，其中包括一項有爭議的（但並非完全出人意料）的計畫，該計畫修改了社會福利的計算方式。通常，人們採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來計算社會福利的生活成本調整，而在該計畫中，奧巴馬總統提議採用“鏈式消費價格指數”來取代CPI。“鏈式消費價格指數”考慮了在某些產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時，消費者可能會購買其他更便宜的產品。使用“鏈式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計算方法，在未來的十年裡，將可以為聯邦政府節省估計2300億美元的開支。
不過，這個提議激起了來自許多方面的反對呼聲，既有來自共和黨的，也有來自民主黨的。他們抱怨總統的這個提議會阻礙一個所有美國人都期盼已久的至關重要的福利計畫—-退休保障計畫。4月22日，來自羅德島州的眾議員西西林（David Cicilline），以及另外81名民主黨成員提出了一項決議，來反對奧巴馬的這項“鏈式消費者價格指數提案”。Cicilline在一項聲明中表示：“聯邦政府的財政問題，不是羅德島的退休公民造成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指望通過犧牲他們所應得的退休保障權益，來幫助政府解決財政問題。”
儘管存在爭議，但幾乎沒有人質疑，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以某種方式得到支撐。沃頓商學院商業經濟學和公共政策學教授馬克-杜甘（Mark Duggan）表示：“在接下來的25年左右，美國將發生巨大的人口變化。”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從現在到2040年，非老年成年人的數量將增長11%，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數量將飛漲93%。杜甘教授表示：“那就意味著，到2040年，美國非老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將從4.7比1下降到2.7比1。而這個變化對政府預算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任何可以應對這一挑戰的對策，都將非常有用。”
那麼，“鏈式CPI”究竟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它是一種考慮了人們消費習慣當中替代行為的CPI。杜甘教授指出：“舉個例子，假設我每個星期都買同等數量的蘋果和香蕉，蘋果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而香蕉價格不變。從CPI的角度來說，我們的通脹增加了。但實際上，我可能會選擇購買更多的香蕉。通常，“鏈式CPI”要比普通CPI低四分之一個百分點。
而這個小小的差距，反映在社保支出上，就意味著支出的增速將小幅降低。杜甘教授解釋道：“假設我66歲，我每月退休金起步是1000美元，在頭一年裡，我的退休金本應漲到每月1030美元，但現在只有1028美元。而在第二年，本應漲到1060美元，但實際只有1055美元。”
杜甘教授認為，此變化是逐步漸進的，因此人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調整他們的儲蓄習慣，以便更好的應對將來的退休。他指出：“它不會影響到你的起始退休金。當然，等你到了85或90歲，即使只是四分之一個百分點，二十年積累下來，也是筆不小的數目。但是，這項政策的優點在於，它給了人們足夠的時間來做退休準備計畫。”
但是，許多批評人士不這麼認為。在一份回應總統該提議的聲明中，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表示，鏈式CPI是從目前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口袋裡掏錢，而且長期來看，會越掏越多。這對美國社會將產生巨大影響，由於美國社會正在老齡化，將更加依賴社會保障體系。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建議研究用其他替代方法來計算通貨膨脹，包括CPI-E指數。該指數是美國勞工統計局開發的一種專門用來研究62歲以上居民消費習慣的實驗性指標。
沃頓商學院保險與風險管理教授肯特.斯莫特斯（Kent Smetters）警告說，CPI-E指數有一些重大的缺陷。首先，它不能反映消費習慣當中的定性變化，而鏈式指標則可以。第二，它可能過高計算了醫療開支的增漲，因為這個指標沒有包含老年人平時在醫療方面的零星支付。因此這個指標，總體上講，給予了醫療開支過高的權重。”
討論替代性策略
沃頓商學院商業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奧利維婭·米切爾（Olivia S. Mitchell）表示，老年人醫療支出助長了通貨膨脹，難以用CPI-E指數來衡量。她說：“我從來就不相信有一個很好的指標，來衡量老年人消費市場的大小。一部分原因是，許多老年人的醫療開支要比年輕人大的多。而醫療方面的開支，又受到醫保體系的大量補貼。你真的應該將這些受到政府醫保補貼的醫療開支計算進來嗎？”
米切爾教授建議建立一個能夠消除老年人貧困的體系，她表示：“但並不是用一種原始的工具，比如一個不同的CPI指標，來建立這樣的體系。並不是每個老年人都需要政府的補貼。我認為正確的做法是，先正確計算出整體通脹率，然後對那些需要補貼的人進行補貼。我認為，CPI問題，與我們是否需要更多地説明老年人問題，應當脫鉤。”
奧巴馬政府2014年的預算提案還包括一個300萬美元的上限，物件是個人退休帳戶(IRA)和其他稅收首選帳戶。米切爾教授表示，這也許可以説明政府減少財政預算赤字，但也可能帶來其他不良後果。她指出：“問題是，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儲蓄，而不是更少的。如果給退休帳戶設定一個上限的話，這就會打擊儲蓄積極性。”
2001年，米切爾教授曾在一個旨在加強社保體制的總統委員會任職，該委員會由兩黨聯立。在該委員會的眾多提議當中，有一項提議建議在社保體制當中設立私人投資專案。該委員會建議，在自願的基礎上，工薪人員可以拿出應稅工資的4%，開設一個私人投資帳戶。米切爾教授說：“我們有一套很嚴謹的投資選擇。你不可以把錢直接從投資帳戶提出來跑了。你也不可以把錢全投在一檔股票上。基本上說，你必須投資指數基金，或類似的東西。”
儘管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支持該計畫，但它從來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米切爾教授表示：“我認為，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說，令人擔心的問題是股票市場很不穩定。出了一次很嚴重的技術故障，人們認為股市風險很大。另一方面，我們的分析顯示，現行的社保體制向每個人徵收工薪稅，然後交給財政部，財政部然後支配這些錢。這也很有風險。我們認為，從政治角度看，要想讓社保體制具備可持續性，就應該讓廣大民眾對部分社保資金有一定的控制權，而不是全部由國會控制。眾所周知，國會從來都是超支的。”
米切爾教授還補充道，最近有些人提出讓聯邦政府投資一部分資金到社會保障體系當中。她說：“我認為，那樣做的話，會引發很多問題。因為，如果政府一旦投資了，政府就會開始指手畫腳，干擾資產組合，企業估值等。這條路輕易走不得。”
社保體制不再自動運行
另一個經常被提出的社會保障改革被稱作“財富測定”，在這種制度下，退休人員及其家屬和受益人的養老收益將被降低，如果他們的財富超過預先確定的門檻值。有人認為，這種“財富測定”只應該包括資產類收入，比如投資，而也有人認為，應該將所有收入都包括進去。不管怎樣，結果都一樣：通過減少，甚至取消對富裕人群的社保支出，“財富測定”可以減少政府的社保負擔。
美國精算師學會養老保險高級研究員福斯特（Donald Fuerst）表示：“我們現在的社保體制當中，已經有財富測定的元素，這就是我們的所得稅制度。對於高收入人群來說，85%的收入都是需要繳稅的。這就是財富測定的一種方式。低收入人群就不必交這種稅。”
福斯特表示，“財富測定”做法是否應該走的更遠，這個問題，大家還在討論。財富測定可以為政府節省數十億美元，沒有人會質疑這一點，但它也會帶來其他影響，需要謹慎考慮。
福斯特指出：“如果實施財富測定的話，會影響公眾對整個社保計畫的支持。因為那樣的話，社保看起來就更像是一種福利，而不是退休人員應得的社會保障。另外，就像給個人退休帳戶投資設定上限一樣，“財富測定”也會降低人們的儲蓄積極性。如果實施“財富測定”的話，為了得到全額的社保，人們就會刻意控制帳面財富，不讓其超過設定的門檻值。”
他說：“我們很希望看到CPI被當作社保體制全面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讓社保體制長期可持續發展，改革是必須的。”
杜甘教授指出，表面上看起來，我們的社保體制當中的醫保部分，似乎沒什麼可擔憂的，但實際上，目前我們的傷殘保險已經岌岌可危。事實上，據預測，美國的傷殘保險信託基金到2016年就會耗盡資金，導致1100萬美國人的福利被大幅削減。杜甘教授表示：“傷殘保險並不是最引人注目的問題，但它是社保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的一部分。”根據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的調查，殘疾工人的數量自1995年以來已經翻了一番。“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科技使得殘疾人可以更容易地從事工作。但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從事工作的殘疾人數量在不斷減少。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家應該對這些問題更加關注。但在政治上，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這個群體希望國家的社保體制變得更加慷慨,而不是更吝嗇。”
杜甘教授樂觀地認為，立法者將最終達成某種妥協，來加強社會保障，尤其考慮到當前的財政預算削減給一大批美國人帶來了劇痛。杜甘教授指出：“政府的自動減赤計畫削減了一些專案，如教育、空中管制等方面的開支。但社會保障體制可是自動運行了30年。考慮到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美國的年輕一代怎麼能夠承受得起預算削減所帶來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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