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頓院長專欄：中美貿易戰將如何影響亞洲實力平衡？ 

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持續升級，令人擔心一場全面的貿易戰正在醞釀。沃頓商學院院長傑佛瑞·蓋瑞特（Geoffrey Garrett ）在本篇評論文章中寫道，事態發展過度的可能性很低。中美兩國都從彼此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中獲益很多，如果對抗加劇，將會損失不少。然而，由於兩國正在爭奪影響力，這一緊張局勢更可能通過亞洲的“代理人戰爭”繼續演變。 

以下為專欄全文：

隨著中美關係緊張態勢上升，我們都希望局面不會過度發酵。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貿易戰的風險很明顯。我仍然樂觀地認為，中美雙方的經濟共贏利益巨大，不太可能允許激烈而持久的（貿易、投資或軍事）衝突，即便領導人是公開的民族主義者。

但我擔心中美增加在在亞洲的“代理人戰爭”。近幾十年來在亞洲如此成功的宏觀戰略——即增強美國安全保護傘帶來的利益，同時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效益，一直是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指導綱領。但是隨著中美都在增加亞洲的勢力部署，這一平衡戰略現在感覺更像是走鋼絲。

過去幾周我們看到中美在貿易、智慧財產權、技術和創新的未來上，以及過去幾年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拌嘴並不意外。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來有許多類似的事態升級，沒有一個成為引發重大衝突的火星。相反，中國和美國都一直在控制而非激化其緊張關係。

這種衝突消散的模式不僅可以理解，也對中美關係有利，放鬆蒸汽減少壓力（讓水溫保持一定熱度）。雙方領導人都明白，他們為了照顧國情都需要時不時向對方發出強硬的信號。但他們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這些衝突並非旨在引發事態升級，對中美關係造成持久的傷害。兩國都從日益增長的經濟互惠中獲得可觀利益，即使他們並不總是喜歡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條件。

以上就是兩國關係的歷史。但最近兩國的領導人風格與前任都明顯不同。眾所周知特朗普想“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頗具不祥預感的《註定開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將中國領導人的野心概括為“讓中國再次偉大”。兩國領導人的關注重點都基本始於國內，但他們振興各自國家的雄心有很大的國際影響。

這是否意味著涉及到中美緊張局勢，“這一次會有所不同”？答案同時是“是”，也是“否”。

不會不同，是就中美雙邊關係而言。兩國將不可避免地繼續拳頭相向，但都不願意重傷對方，因為同時也會傷害自己。中美關係是正向的，不是零和。

會有不同，則就中美的亞洲勢力而言。中國和美國不是直接對抗，而是在亞洲競爭影響力。巨人不想互相打鬥，但願意並且能夠在該地區展示自己的實力。

這使得中美在亞洲的勢力平衡越發困難，此前幾十年的成功平衡帶來了該地區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穩定。亞洲國家不應該，也不會在中美之間明確“選擇其一”。但是亞洲的不同地區將會往一個方向偏，因為中美在該地區的戰略截然不同。

自奧巴馬在2011年將“軸心”轉向亞洲以來，美國對亞洲的態度相較地緣經濟更多側重於地緣政治。這從美國加強在亞洲的軍事部署，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即可看出。

中國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國很能意識到臺灣、西藏、南中國海和東海島嶼主權問題的高度敏感性，越來越強調地緣經濟多過於地緣政治。這方面的舉措包括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而非在有爭議的水域部署兵力。

下面兩圖展示了直觀的圖景。

圖表1：中美兩國在亞洲市場的軍火銷售額。

圖表2：中美兩國在亞洲市場的貿易額變化趨勢：

自2011年以來，美國已向其亞洲最親密的盟友和朋友出售近20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中國軍火銷售規模小得多，集中在除了印度以外的南亞地區。

同一時期，相比於同美國的貿易，大多數亞洲國家與中國的貿易增幅上升，而中國早已是這些國家最大的交易夥伴。

此外，中國計畫投資1萬多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建設專案，實施“一帶一路”計畫，在亞洲及其它地區的新興經濟體建設急需的基礎設施，為中國基礎設施公司創造出口機會，由於其國內基建專案的發展速度將不可避免放緩，最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亞洲如何應對美國地緣政治和中國地緣經濟戰略的同時存在？《紐約時報》最近嘗試將亞洲國家分為三類：“抵抗”中國、“偏向中國”和“利用雙方”（“counteracting” China, “shifting toward China,” and “playing both sides”）。

雖然這個框架略有誇大，但確實存在優點。這是我對該報描繪的亞洲地圖的善意修正：

• 美國的核心盟友（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正試圖在軍事、情報和通訊方面更靠近美國（儘管特朗普抱怨盟國期望過高而做得太少）。中國市場對這三個國家都非常重要，但他們不像亞洲新興國家一樣需要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因此，美國在這些國家的地緣政治超越了中國的地緣經濟。

• 以印尼為首（按領土面積）的大部分東盟國家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中國的地緣經濟。對於所有這些新興市場而言，世界級的基礎設施是實現其全部經濟潛力的關鍵。即使一些東盟國家擔心中國的區域野心，但短期內歡迎中國投資的利益驅動占主導。

• 新加坡是東盟的核心，但其立場更接近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而非其東南亞鄰國。新加坡切實擔憂中國的戰略野心，同時更不需要中國投資，而且新加坡在歷史上與美國的關係較為密切。

• 越南和菲律賓比其它東盟國家更擔心中國帶來的安全挑戰。但兩國迫切需要與中國進行包括貿易和投資在內的經貿交流。因此，兩國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擁護可能會更加緩和，這從越南的歷史很容易理解，同時也因菲律賓與美國的長期軍事關係而更加複雜。

• 印度是大國，所以走一條更加獨立的道路是自然而然的。印度需要中國市場，但與中國在綿長邊界線上的水域和西藏等問題，意味著中印關係難免不夠友好。印度一直在經濟和軍事上對美國警惕，但中國對鄰國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大規模投資，使得印度不得不與美國合作，並日益加深，同時與日本等亞洲其他穩定民主國家和澳大利亞的關係升級（形成美國盟友的“四邊形”）。

這些軌跡的差異是真的。但有必要重申美國的地緣政治以及中國的地緣經濟是一個連續統一體，而不是相互對立的。每個亞洲國家都繼續受益於並預期美國在該地區的大規模軍事力量。每個亞洲國家都繼續受益於中國的經濟崛起。

變化之處在於中美緊張局勢加劇導致兩個大國增加在亞洲的勢力部署。兩國都不能承受與對方的大規模對抗。彼此的相互依賴太深。但他們似乎越來越喜歡在亞洲進行代理人戰爭。不要期待亞洲會有單一的回應。應該要看到，中美在亞洲的勢力平衡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困難，而且越來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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