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年裡，在美國，作為男性或女性同性戀者，就意味著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會出人意料地冒出一些障礙。儘管眾多機構表面看上去就像是婚姻一樣堅如磐石，但軍隊和職業體育行業已經敞開了他們的大門，其開放程度在數年前都是難以想像到的。但通往一個地方的道路依然障礙重重，而那是人們夢寐以求的一個地方：許多人指出，美國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但在財富500強公司內，尚不存在公開出櫃的同性戀首席執行官。
為什麼這點非常重要？此類空白情況的繼續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些與首席執行官中缺乏女性、西班牙裔或黑人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這是因為男女同性戀可以隱藏他們的不同之處，有時甚至會為自己的秘密付出慘痛的代價。約翰·布朗（John Browne）曾擔任英國石油公司（BP）的首席執行官。這個行業內既有布朗這類人，也有頗具陽剛之氣的石油工人，是個很奇怪的混合體。在步步高升的過程中，身處石油行業的他數十年來一直隱瞞自己的性傾向。2007年，一家倫敦的報紙出錢買通一位男妓，讓他披露自己與布朗之間的關係。布朗為此卸任。
但那是當時的情況，而且八卦小報對布朗的報導也是真假摻雜。現在，變化速度越來越快，人們日漸認為首席執行官出櫃的好處要超過其風險。“我想也許是明年吧，在某位首席執行官承認出櫃後，就會接連看到其他人也這樣做，”柯克·斯耐德（Kirk Snyder）說，“不管第一個出櫃的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是誰，他們都將永遠被載入史冊。只要有一兩個首席執行官出櫃，而且其他人看見這些公司依然相當成功，其他未出櫃的人則會心想，‘這會是相當重要的資訊，要對外宣佈。’” 斯耐德是一位企業員工多元化顧問，也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臨床管理溝通學教授。
莫妮卡·麥克戈拉斯（Monica McGrath）是沃頓商學院阿瑞斯高級管理教育學院（Aresty Institute of Executive Education）的副院長，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財富500強高管教練。她表示，自己曾經遇到過未曾公開出櫃的同性戀首席執行官。她借用克林頓時期針對軍隊中服役的同性戀的政策說：“這種情況就是要不問不說。”但基於她對部分公司接班計畫的瞭解，她相信這種情況即將發生改變。她說：“首席執行官隊伍正在變得越來越年輕，而年輕人都奇怪為什麼這會是個問題。”
事實上，成長中的商科學生都迫切想要榜樣的力量。MBA學生米拉·派特爾（Mira Patel）說：“我覺得在哪裡出櫃，以及何時出櫃，這些都是相當私人的事情。” 派特爾同時也是Out4Biz的聯合會長，Out4Biz是沃頓商學院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GLBT）學生組織。“我出櫃時並沒有得到父母的支持，所以我能理解……但隨著越來越多的領導人出櫃，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其他人也跟著出櫃，這只是情況徹底發生改變的一部分，而且商學院的人會改變我們這個世界，這點會越來越正確。”
快速但不徹底
數十年來，美國企業一直在其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員工問題上保持沉默，或者說有時甚至是公開反對。但現在，他們已經很大程度上認為這些人對企業來說是件好事。去年，美國最高法院在權衡是否要廢除《婚姻保護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DOMA），當時從貝萊德公司（BlackRock）到華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等眾多美國企業聯合簽署了一份法庭之友訴書（friend-of-the-court brief），力促廢除該法案。該訴書稱，《婚姻保護法案》要求公司放棄他們的原則，“或者更為糟糕的是背叛這些原則”，從而侵害了公司的經營權利。這些公司表示，婚姻平等對於美國商業而言是積極的一步。
但支持同性戀的法律和政策並沒有在各行各業或各地域遍地開花。同美國的情況一樣，歐洲、亞洲和俄羅斯針對同性戀的觀點也已經發生改變，通常是變得更加自由，但並非始終如此。在最近數年裡，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曾經將同性戀作為政府反對的特殊目標。眾多歐洲國家已經頒佈了支持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的法律，不過整體而言，西歐對這些人群的限制要少於東歐，而且越往東走，限制越多。2001年，中國政府將同性戀從精神障礙清單上刪除，但同性戀問題在最近數年裡已經變得活躍，中國的同性戀活動家正在宣導制訂反歧視的法律和允許同性婚姻。沒有人認為政府會很快就做出讓步，但宣導者們可以自由開展自己的工作，不會因此而受到騷擾。針對同性戀的暴力行為在印度依然存在，這裡的同性戀行為仍然是一種犯罪行為。不過近年來，同性戀問題得到了更廣泛的接納，在媒體中有所探討，而且《不知為什麼》（Don’t Know Why）等此類熱門影片都涉足了同性戀問題。
在最近的《玻璃櫃：為什麼要出櫃》（The Glass Closet: Why Coming Out Is Good Business）一書中，布朗指出，在77個國家，成人之間自願的同性性行為仍然被視為是非法。有5個國家會針對此類行為判處死刑，但布朗預計這種情況將發生改變。2013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開始在全球大力推動廢除反同性戀的法律，並稱這些法律“令人憤慨”。
但就算在進步很大的美國，男女同性戀依然面臨障礙。同性戀權益團體人權運動組織（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指出，有29個州沒有頒佈法律來禁止工作場所中針對性取向的歧視。人權運動組織最近針對全美800名男女同性戀工人進行了調查，其中53%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在工作場所中並未公開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戀們還要擔心其他方面的原因。2011年，在《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發表了一份哈佛大學的研究。研究人員針對1700多份正在招聘的初級白領工作給美國南部和中西部的公司發去了虛構的簡歷。如果簡歷中包括了曾在同性戀組織工作的經歷，那麼該簡歷得到面試機會的可能性要低40%。
此外，即使公司政策公開表示接受同性戀，這也並不能保證公司的同性戀可以享受到與非同性戀同樣的成功道路。“公司裡通常會存在沒有明述的組織價值觀和信條，人們不久後就可以知道這些價值觀是什麼，以及哪些東西是可以被接受的，” 麥克戈拉斯說，“公司可以有最變化多端的願景宣言，但你會知道，不可以將自己同性戀愛人的照片擺在高管辦公室的桌上。你會看到這些是非常微妙的歧視行為。而且如果你的確有著雄偉的抱負，你就不會去反其道而行之。我能明白，一些相當成功的聰明人覺得出櫃讓人感覺不安全。”
對於首席執行官而言，同性戀的身份甚至會變得更加錯綜複雜。麥克戈拉斯指出，首席執行官所說和所做的一切東西都會被放大——不管是在董事會、公司員工、還是顧客和股東們的眼裡，情況都會如此，而這其中許多人生活的地方並非更加自由的沿海地區或大城市。“坦率地說吧，我們的發展方向可能是許多人感覺還要等待很長的時間，但並非所有人觀點一致，”她說，“如果你身處首席執行官這一級——我想起了和我直接合作的一些人——出櫃會給你帶來負面影響，並且導致你所傳達的訊息發生偏離。”
她指出，今年7月份，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的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宣佈他患上了喉癌，此後公司的市值縮水20億美元（約為1%）。這就證明了“最高層領導人所說的每句話都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所說的每句話都相當重要。”
從不利條件到有利條件
工作場所存在的這些力量讓同性戀們無法攀升到組織的頂層。饒具諷刺意味的是，也正是這些力量在同時迫使同性戀們培養自己的技能，讓他們成為更加優秀的領導人。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斯耐德針對3500名專業人士進行了為期五年的研究，對出櫃的同性戀老闆手下的員工進行了分析，發現他們的工作投入度和滿意度要高出25%至30%。他表示，這與老闆本身的性取向沒有任何關係，“而是與老闆的管理風格有關。” 斯耐德指出，員工們會認為隱瞞自身性取向的同性戀老闆“性格自閉、脾氣火爆、而且待人不公”，而“出櫃本身展現了並非人人都擁有的7大領導原則”——即包容力、創造力、人脈搭建能力、適應力、團隊融入能力、直覺力和協作能力。
“我覺得這就是花時間去發現個人的才能是什麼，懂得個人可以給工作場所帶來哪些價值，而且這些會給員工們帶來相當積極的影響，”斯耐德說，“我永遠都會記得有一位元女性曾經說過，她是單親媽媽，而她的同性戀老闆是第一個注意到這種情況的老闆，並且給她放假，讓她參加女兒的舞蹈演出會。” 斯耐德補充說，她非常感激，“所以會願意一直加班到淩晨2點，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來撰寫報告。”
斯耐德表示，因為同性戀通常會從周邊的世界裡尋找自己被接受還是被排斥的線索，所以他們的直覺非常強，而這種直覺就會轉變為更好的招聘決策。她的研究發佈在《G商：同性戀高管在領導人行列表現出色的原因……以及所有經理人都必須知道的事情》（The G Quotient: Why Gay Executives are Excelling as Leaders… And What Every Manager Needs to Know）一書上。她說：“在異性戀世界中長大的同性戀本身就會擁有良好的領導素質。”這個觀點與城市旅行者公司（Urban Outfitters）前首席執行官葛籣·桑克（Glen Senk）的觀點相互輝映。桑克目前與伯克希爾合夥公司（Berkshire Partners）合作，聯合投資創意、高增長零售和消費企業。“或許正是那段掙扎的經歷讓我成為更加出色的首席執行官，”他說，“這段經歷磨練了我的性格，讓我更具同理心，而這也是首席執行官最為重要的素質之一。”
現年58歲的桑克曾經標榜自己是大型美國企業內唯一一個出櫃的同性戀首席執行官。他從未隱瞞過自己的性傾向。他表示自己從未因為是同性戀而遭遇過任何摩擦。但他承認，這或許與自己所處的零售業有關。“我之所以選擇進入這個行業，是因為我感覺這個行業比投資銀行業更加輕鬆。當初在我加入這個行業的時候，這個行業對同性戀比較友善。”但他也指出：“當年在大學時，我曾經希望自己能夠擁有一個榜樣來告訴我，做真正的自我沒有關係，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零售業，作為一位出櫃的首席執行官也許並沒有成為一種不利條件，但在約翰·布朗的領域內，這曾經是一種危險的想法。在書中，布朗講述了作為一名隱瞞性傾向的石油行業高管的情況。“在成為首席執行官之後，我認為個人的判斷力對公司利益而言可謂是生死攸關，”布朗寫道，“我變得越來越保守，並且不再那麼願意去尋找伴侶。我定期同眾多社會比較保守的國家的商業和政治領導人打交道。我擔心任何情況的披露都可能會損壞到與部分國家之間的商業關係，尤其是與中東地區的商業關係。在這些國家，同性戀會被判死刑。”
為了說明出櫃對企業有益，布朗提出，隱瞞性傾向會帶來隱藏成本和心理代價，沒有哪家企業可以承擔。而出櫃可以推動其他非同性戀同事們的生產力，而且只有當工人們在工作中展現完整的自我，團隊合作才能變為現實。他引用了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首席執行官冼博多（Peter Sands）的話說：“在這個成功就靠發揮人們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商業世界裡，去削弱那麼多人才沒有任何意義。”
桑克是這樣說的：“當你掌管一家組織，手下擁有數千人，你會努力讓大家團結在同一個目標之下，那麼就沒有時間去隱瞞什麼了。你需要信任，而要建立信任，你必須誠實。誰想過雙重生活呢？那樣負擔太重。我真的希望那些隱瞞性傾向的人能夠有勇氣出櫃。”
如何出櫃，何時出櫃
一位曝光度相當高的美國首席執行官面對出櫃的問題似乎正在採取更加微妙的一種方式。蘋果公司的蒂姆·庫克（Tim Cook）曾經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上撰文介紹國會通過《就業反歧視法案》（Employment Nondiscrimination Act）的重要性，曾經與蘋果公司其他員工並肩參加三藩市的同性戀大遊行（Pride Parade），並且在《出櫃雜誌》（Out Magazine）2013年最具影響力的同性戀排行榜（Power List 2013）上佔據榜首之位（2014年滑落到第二位）。但他從未就自己是否真是同性戀公開做出回應。
同性戀博客主約翰·阿拉佛塞斯（John Aravosis）和一些人則表示，庫克試圖同時在同性戀和異性戀世界中立足——捍衛同性戀的權力，但又因為自卑而不敢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這點意味著他正在發出信號，表示同性戀的身份存在問題。他為什麼不回應是否是同性戀這個問題？“我們都可以去猜測其中的原因，但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真正的理由，”斯耐德說，“有人說這是因為蘋果公司在亞洲和中東的市場份額太過龐大，也許這個理由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不知道這點在2014年是否正確。”
但在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凱薩琳·克萊因（Katherine Klein）看來，何時出櫃以及如何出櫃都比較重要。克萊因同時也是沃頓社會影響力專案（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的副主任。“針對那些出櫃領導人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出櫃是一個反復的過程——你會要一再表露自己的性傾向，”她說，“所以慢慢出櫃並讓人們逐漸習慣這點，我認為這條策略並不賴。等到你正式宣佈時，人們會說‘我們早就知道了’。”
克萊因表示，人們如何公開解釋自己出櫃的選擇也許同樣重要，而且會影響到公眾對此的反應。“宣佈自己是為了某些正面原因而出櫃似乎是一種適當且明智的做法——例如我想做一位誠實的領導人，我希望他人在公司能感到安全，我希望年輕人不要自殺，以及身為領導人，我知道我們需要所有可以找到的人才，而且我不希望有人在公司感到不自在。有許多種方式來解釋其中的原因。”
克萊因表示，蒂姆·庫克——假設他是同性戀——等待的時間越長，出櫃就會越容易，因為小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到時候已經讓媒體習慣於同性戀首席執行官這種新聞，不再看重其中的新聞價值。“我孩子在華盛頓特區就讀高中，這所學校的校長曾經相當公開地表明他本人是同性戀，而市長力挺他這樣做。當有越來越多此類事情發生，那麼當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宣佈他們是同性戀時，所造成的社會反響就會越來越小。”
當然，隨著新聞價值消失，成為先驅者的機會也會隨之消失。誰會抓住這個機會呢？麥克戈拉斯說：“我認為庫克的慎重是正確的。真誠就意味著要完全披露嗎？我不這麼看。”但她補充表示，這也是一個機會，讓大家把關注力放在工作的效果上，而不是首席執行官這個身份的其他方面。“我們正處於巨大變革的浪尖。如果我們可以在美國企業中成功實現這種思維的改變，那麼就可以鋪平道路，鼓勵到大量邊緣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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