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爲世界上最貧困的人民建立更好的資助模式的爭論中，支援盈利性的具社會影響力的組織的一方認爲他們的模式比非盈利組織更具可持續發展性。非盈利組織以及基金會的高層雖認同樹立新範式的必要性，但是卻擔心盈利模式最終會讓利潤淩駕於服務貧困人口之上。
近日，在沃頓社會影響管理（Social Impact Management, SIM）大會上，與會者們就這一問題展開了更深入的討論。這次大會的主題是“對於文明社會所附帶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一措辭來自於125年前沃頓商學院的創始人約瑟夫·沃頓（Joseph Wharton）對於商業教育的指導性發言。
尋求合作
在題爲“公共機構與私營機構合作關係：解決全球醫療問題的新方法”的小組討論中，小組成員們認爲，醫療部門在尋求幫助世界貧困人民的新模式方面的需求最爲突出，HIV/艾滋病危機引起了大家對於生活在缺乏基本醫療護理條件下人民境遇的關注。
據蓋茨夫婦基金會（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全球健康戰略專案專員漢娜·凱特勒（Hannah Kettler）說，該組織在過去的5年內爲提高貧困國家的醫療水平已經捐獻了60億美金，但卻仍然在尋求一種更有效使用相關款項的新方法。蓋茨基金會是一家典型的非盈利機構，它通過資助其他組織的專案向貧困人口提供籌集到的善款。凱特勒指出：“我們的成功取決於受我們資助的那些組織。” 越來越多受基金會資助的組織正在尋求與其他機構的合作，其中包括政府，私營機構以及其他非盈利機構。
“很多時候，解決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單一的。解決問題需要很多技巧，也需要來自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機構的力量。”凱特勒補充道，“我們的許多資助專案都推動了私營機構與公共機構、民政機構、以及擁護者團體間的合作。”
蓋茨基金會的受資助組織瘧疾疫苗專案(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 MVI)的主管玫林達·摩爾（Melinda Moree）認爲，私營機構的加入在全球醫療體系中顯得至關重要。“很多年來，公共機構都只強調要爲貧困國家生産産品，捐助，或者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它們。這可能會讓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善舉，但是我們卻無法得到真正的高質量産品。”
摩爾特別指出，在2000年前後，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要幫助貧困人民，就必須找到能夠支付藥物的方法，而不是僅僅等待捐獻。因爲，政府與援助機構開始了與醫藥公司的合作。瘧疾疫苗專案與葛蘭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間的合作已經在莫桑比克的瘧疾傳染防治上小有成就。雙方間的合作談判耗時一年。
雙方就瘧疾疫苗專案在葛蘭素史克公司疫苗研製開發過程中取得每一階段性成果時需要支付的費用達成共識，並制定出聯合管理和決策的框架。雙方都力求將專案做到最好。例如，葛蘭素史克公司負責保證藥品不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而瘧疾疫苗專案則致力於通過各種關係，方便葛蘭素史克公司在非洲進行臨床試驗。最後，雙方就疫苗定價與供給制定了詳盡的標準。
除了與藥物公司合作外，瘧疾疫苗專案還與學術及政府研究專案建立合作關係。摩爾說道：“這些機構可以進行一些基本研究，但卻無法由此製造出成品。”
摩爾強調，全球醫療機構完全可以借鑒盈利性商業機構的運作模式。“商業機構最出衆的地方就是它解決問題的能力。你要賺錢就必須解決出現的種種問題。”摩爾在提出這一觀點的同時指出，非贏利性機構多年來始終都只是不停地接受捐贈而不重視解決問題以減緩矛盾，“這並不是一個機制問題。你應該注重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一個接一個地解決問題，問題總會源源不斷地出現。”
Bioventures負責全球醫療的執行總監溫迪·泰勒（Wendy Taylor）在贏利性機構的爭論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論點。她認爲企業的高層通常非常願意解決全球醫療方面的問題，但是卻總因爲自身負有向投資者回報利潤的職責而無法這樣做。生物工程公司在這方面的兩難處境更勝於傳統的制藥公司，因爲大多數生物工程公司在研製新藥品方面極具潛力，但是許多目前尚未開始盈利。“首席執行官們總是跟我說，‘我個人非常願意幫忙，但是我不想因爲利用公司資源幫助你們而對公司不負責任。”泰勒說，“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現狀。”
泰勒所在的公司幫助首席執行官們開發從未涉及的市場，並以其爲貧困人口開發藥品作爲回報。她指出，生物工程公司不像傳統制藥行業那樣需要投入10億美元開發出一種引人注目的新藥物以進行大規模的銷售與市場營銷，它們在發展中國家出售2億到4億美元的藥物就可以獲取利潤。比如說，泰勒的機構在一項針對結核病疫苗市場的分析研究中發現，這類産品一年的銷售量就可達到7億美元。“這樣的商機相當吸引人。”泰勒說。
她補充道，也許公司可以同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合作，因爲在那裏的開發成本，包括臨床試驗成本，都更低廉。否則，公司必須和公共機構合作開發出新的籌資模式。泰勒提出了一個新設想，政府可以通過抵押一些市場來支付公司開發新藥品的費用。八國集團正在考慮進行試驗性專案，以證明一項名爲“先進市場委託 (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專案的效果。
瑞迪博士實驗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是一家在發展中國家向病人提供HIV/艾滋病普通治療的印度制藥公司。該公司的首席運營官薩提士·瑞迪（Satish Reddy）說瑞迪博士實驗室正在逐漸趨向投入更多資源自主開發新藥品。印度在知識産權上逐步遵從全球規則是該公司戰略變化的原因。
據瑞迪說，向貧困人口提供低利潤藥物並資助公司在研究上的新投資是管理層面臨的一項挑戰。作爲應對之策，他的公司與風險投資公司合作通過專利權交易來資助其老産品的生産，而在研究方面則與風險投資商一起成立了一家獨立公司波樂坎制藥私營公司（Perlecan Pharma Private Ltd.）。
瑞迪博士實驗室同時也開發出了一種新模式，在偏遠的鄉村地區出售相對來說較老的，盈利較低的産品。瑞迪博士實驗室創立于大城市，公司爲此創建了一個單獨的部門，與向遠離大城鎮的地區出售藥品的本地企業合作。“我們告訴他們，‘不要涉及主要市場，因爲這才是你的機遇。”瑞迪指出，“這個部門的後勤工作量相當驚人，但我們已經逐漸起步並且會在這一模式的基礎上不斷發展。”
瑞迪對於與政府在醫療服務上的合作並不持樂觀態度。“很明顯，我們無法與公共機構在這方面進行合作，也不想與政府機構合作。我們認爲他們不具備相配套的基礎設施。”
三萬名醫生VS.三百名醫生
除了在投資研究和在發展中國家開發藥物方面面臨的困難外，醫療服務體系也同樣帶來了挑戰，包括醫生、醫院、以及把藥物運輸進鄉村的卡車。
泛達（BroadReach）醫療服務公司是佛吉尼亞州的一家在非洲及其它發展中地區開發醫療服務體系的盈利性諮詢公司。它的總裁傑夫·布特勒（Jeff Butler）說道，解決艾滋病問題的關鍵在於藥物的開發，同時這一問題也讓人們意識到在很多地區缺乏運輸醫藥品的基本醫療體系。“我們將艾滋病視作擴大醫療服務系統發展的契機。所有在這一疾病領域投入的金錢和關注都可以被有效地利用於在其他疾病嚴重蔓延的地區建立主要醫療與疾病管理體系。”
布特勒指出其公司就在最大程度地利用現有的私營醫療系統。例如，在南非，私營醫院和公立醫院的數量各占50％。然而只有10％的人口能夠支付得起在私營醫院就診的開銷。泛達正在嘗試建立社會保險基金，以利用私營醫院的過剩資源幫助窮困的病人就診。
在發展中國家提供醫療服務的最大問題是人力資源的匱乏，包括能夠監控藥物供給，並提供後續醫療服務的專業醫生和護士。比方說，佛羅里達和莫桑比克都有大約1900萬人口。在佛羅里達有30,000名從業醫生，而莫桑比克則只有300名。在莫桑比克不可能實行西方國家的醫療模式。布特勒認爲：“我們必須定義新的標準來培養醫護工作者、護士、傳統的醫師，以及助産士。”
布特勒也呼籲相關部門能夠設立激勵機制以鼓勵盈利性機構爲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在最近的40到100年的發展援助中，我們似乎進入了一種固有的模式，那就是發展援助和社會影響專案應該由非盈利機構來實施。我很願意能夠打破這種約定俗成的假設。”布特勒以在新奧爾良被卡特裏娜颶風摧毀的一座大橋爲例，政府官員當時並沒有要求非盈利機構修復大橋，而是在私營企業中找到了一些能夠勝任的承包商修好了大橋。“有許多盈利性機構都致力於解決世界上面臨的公共醫療難題，我們必須打破陳規，也爲他們提供市場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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