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民建立更好的资助模式的争论中，支持盈利性的具社会影响力的组织的一方认为他们的模式比非盈利组织更具可持续发展性。非盈利组织以及基金会的高层虽认同树立新范式的必要性，但是却担心盈利模式最终会让利润凌驾于服务贫困人口之上。
近日，在沃顿社会影响管理（Social Impact Management, SIM）大会上，与会者们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更深入的讨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对于文明社会所附带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措辞来自于125年前沃顿商学院的创始人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对于商业教育的指导性发言。
寻求合作
在题为“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合作关系：解决全球医疗问题的新方法”的小组讨论中，小组成员们认为，医疗部门在寻求帮助世界贫困人民的新模式方面的需求最为突出，HIV/艾滋病危机引起了大家对于生活在缺乏基本医疗护理条件下人民境遇的关注。
据盖茨夫妇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全球健康战略项目专员汉娜·凯特勒（Hannah Kettler）说，该组织在过去的5年内为提高贫困国家的医疗水平已经捐献了60亿美金，但却仍然在寻求一种更有效使用相关款项的新方法。盖茨基金会是一家典型的非盈利机构，它通过资助其它组织的项目向贫困人口提供筹集到的善款。凯特勒指出：“我们的成功取决于受我们资助的那些组织。” 越来越多受基金会资助的组织正在寻求与其它机构的合作，其中包括政府，私营机构以及其它非盈利机构。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解决问题需要很多技巧，也需要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机构的力量。”凯特勒补充道，“我们的许多资助项目都推动了私营机构与公共机构、民政机构、以及拥护者团体间的合作。”
盖茨基金会的受资助组织疟疾疫苗项目(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 MVI)的主管玫林达·摩尔（Melinda Moree）认为，私营机构的加入在全球医疗体系中显得至关重要。“很多年来，公共机构都只强调要为贫困国家生产产品，捐助，或者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它们。这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善举，但是我们却无法得到真正的高质量产品。”
摩尔特别指出，在2000年前后，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要帮助贫困人民，就必须找到能够支付药物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等待捐献。因为，政府与援助机构开始了与医药公司的合作。疟疾疫苗项目与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间的合作已经在莫桑比克的疟疾传染防治上小有成就。双方间的合作谈判耗时一年。
双方就疟疾疫苗项目在葛兰素史克公司疫苗研制开发过程中取得每一阶段性成果时需要支付的费用达成共识，并制定出联合管理和决策的框架。双方都力求将项目做到最好。例如，葛兰素史克公司负责保证药品不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而疟疾疫苗项目则致力于通过各种关系，方便葛兰素史克公司在非洲进行临床试验。最后，双方就疫苗定价与供给制定了详尽的标准。
除了与药物公司合作外，疟疾疫苗项目还与学术及政府研究项目建立合作关系。摩尔说道：“这些机构可以进行一些基本研究，但却无法由此制造出成品。”
摩尔强调，全球医疗机构完全可以借鉴盈利性商业机构的运作模式。“商业机构最出众的地方就是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要赚钱就必须解决出现的种种问题。”摩尔在提出这一观点的同时指出，非赢利性机构多年来始终都只是不停地接受捐赠而不重视解决问题以减缓矛盾，“这并不是一个机制问题。你应该注重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问题，问题总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Bioventures负责全球医疗的执行总监温迪·泰勒（Wendy Taylor）在赢利性机构的争论中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她认为企业的高层通常非常愿意解决全球医疗方面的问题，但是却总因为自身负有向投资者回报利润的职责而无法这样做。生物工程公司在这方面的两难处境更胜于传统的制药公司，因为大多数生物工程公司在研制新药品方面极具潜力，但是许多目前尚未开始盈利。“首席执行官们总是跟我说，‘我个人非常愿意帮忙，但是我不想因为利用公司资源帮助你们而对公司不负责任。”泰勒说，“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
泰勒所在的公司帮助首席执行官们开发从未涉及的市场，并以其为贫困人口开发药品作为回报。她指出，生物工程公司不像传统制药行业那样需要投入10亿美元开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药物以进行大规模的销售与市场营销，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出售2亿到4亿美元的药物就可以获取利润。比如说，泰勒的机构在一项针对结核病疫苗市场的分析研究中发现，这类产品一年的销售量就可达到7亿美元。“这样的商机相当吸引人。”泰勒说。
她补充道，也许公司可以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合作，因为在那里的开发成本，包括临床试验成本，都更低廉。否则，公司必须和公共机构合作开发出新的筹资模式。泰勒提出了一个新设想，政府可以通过抵押一些市场来支付公司开发新药品的费用。八国集团正在考虑进行试验性项目，以证明一项名为“先进市场委托 (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项目的效果。
瑞迪博士实验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是一家在发展中国家向病人提供HIV/艾滋病普通治疗的印度制药公司。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萨提士·瑞迪（Satish Reddy）说瑞迪博士实验室正在逐渐趋向投入更多资源自主开发新药品。印度在知识产权上逐步遵从全球规则是该公司战略变化的原因。
据瑞迪说，向贫困人口提供低利润药物并资助公司在研究上的新投资是管理层面临的一项挑战。作为应对之策，他的公司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作通过专利权交易来资助其老产品的生产，而在研究方面则与风险投资商一起成立了一家独立公司波乐坎制药私营公司（Perlecan Pharma Private Ltd.）。
瑞迪博士实验室同时也开发出了一种新模式，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出售相对来说较老的，盈利较低的产品。瑞迪博士实验室创立于大城市，公司为此创建了一个单独的部门，与向远离大城镇的地区出售药品的本地企业合作。“我们告诉他们，‘不要涉及主要市场，因为这才是你的机遇。”瑞迪指出，“这个部门的后勤工作量相当惊人，但我们已经逐渐起步并且会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瑞迪对于与政府在医疗服务上的合作并不持乐观态度。“很明显，我们无法与公共机构在这方面进行合作，也不想与政府机构合作。我们认为他们不具备相配套的基础设施。”
三万名医生VS.三百名医生
除了在投资研究和在发展中国家开发药物方面面临的困难外，医疗服务体系也同样带来了挑战，包括医生、医院、以及把药物运输进乡村的卡车。
泛达（BroadReach）医疗服务公司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在非洲及其它发展中地区开发医疗服务体系的盈利性咨询公司。它的总裁杰夫·布特勒（Jeff Butler）说道，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关键在于药物的开发，同时这一问题也让人们意识到在很多地区缺乏运输医药品的基本医疗体系。“我们将艾滋病视作扩大医疗服务系统发展的契机。所有在这一疾病领域投入的金钱和关注都可以被有效地利用于在其它疾病严重蔓延的地区建立主要医疗与疾病管理体系。”
布特勒指出其公司就在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的私营医疗系统。例如，在南非，私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数量各占50％。然而只有10％的人口能够支付得起在私营医院就诊的开销。泛达正在尝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以利用私营医院的过剩资源帮助穷困的病人就诊。
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服务的最大问题是人力资源的匮乏，包括能够监控药物供给，并提供后续医疗服务的专业医生和护士。比方说，佛罗里达和莫桑比克都有大约1900万人口。在佛罗里达有30,000名从业医生，而莫桑比克则只有300名。在莫桑比克不可能实行西方国家的医疗模式。布特勒认为：“我们必须定义新的标准来培养医护工作者、护士、传统的医师，以及助产士。”
布特勒也呼吁相关部门能够设立激励机制以鼓励盈利性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最近的40到100年的发展援助中，我们似乎进入了一种固有的模式，那就是发展援助和社会影响项目应该由非盈利机构来实施。我很愿意能够打破这种约定俗成的假设。”布特勒以在新奥尔良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一座大桥为例，政府官员当时并没有要求非盈利机构修复大桥，而是在私营企业中找到了一些能够胜任的承包商修好了大桥。“有许多盈利性机构都致力于解决世界上面临的公共医疗难题，我们必须打破陈规，也为他们提供市场奖励机制。”
“新举措”
默克公司 (Merck)的前总裁雷蒙德·吉尔马丁（Raymond Gilmartin）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向大家解释了默克制药公司是如何在非洲为艾滋病病患提供反逆转录酶病毒，并在美国支持医疗保险制度的药品福利的。这两个项目最初是违背股东的最大利益的。
吉尔马丁回忆道，2000年的制药行业正面临着激进主义者和政客们废除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威胁，他们担心知识产权对于制药公司的保护会使普通制造商不愿意向贫困人口提供救命的反逆转录酶病毒。
默克公司其实早就已经在向贫困国家出售折价药品了，但是公司员工强烈要求吉尔马丁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于是他批准了与盖茨基金会和博茨瓦纳政府的一个合作项目，向博茨瓦纳提供疾病预防服务、教育服务以及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博茨瓦纳的HIV感染率高达40％，当地的病患如果得到了药物就有了希望，这会鼓励更多人参与到药物测试中来，相应的，也会防止病毒传染。
多年来，默克公司致力于参与企业捐赠项目，包括科学教育、向贫困病患提供折扣药品，以及支持默克公司工作所处社区的很多项目。“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感染促使我们采取了一个新举措。”吉尔马丁说道。默克公司在博茨瓦纳的举措让叫嚣着要废除知识产权体系的激进主义者没了声音，而知识产权正是制药行业盈利结构的根本。
几乎在同样的时间，美国的一些老年公民呼吁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加入药物福利，但整个制药行业都反对这样做。制药公司担心药物福利会导致政府对于药品价格的控制，从而最终限制了企业利润与股东利益。一些制药公司的领导人最先提出只要药品福利是由私营保险计划监管，他们就会支持这项医疗保险提案，吉尔马丁就是其中之一。国会最终批准了这项计划。
“减少知识产权保护，并在美国建立实际药物价格控制的提案会让默克公司及其股东们遭受重创。但我们相信能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一个更有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通过游说政府来阻止计划的实施。”吉尔马丁说，“一个更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胜过任何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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