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女兒安妮出生以後，蓋爾·麥戈文（Gail McGovern）和丈夫訂立了後來被稱為“廚房日程規則”的協定。當時，麥戈文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工作，負責管理一萬名員工；她丈夫則在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管理一個大部門。他們兩人都需要經常出差，但是，兩人中必須有一個人留在家裡照看安妮。
“我們兩人都有異常繁重的工作。”現任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首席執行官的麥戈文回憶說。“起初，我們會為誰出差的問題爭吵不休。後來，我們訂立了‘廚房日程規則’：不管是誰，首先確定行程的人出差。”
麥戈文回憶說，那時候，她家“總是亂七八糟的”，她做飯就是“大量叫外賣”，在那些年裡，麥戈文總是在下午6：30離開辦公室，回家和保姆替班，並和安妮一起度過晚上的時光。安妮上床後，麥戈文會召集電話會議，直到午夜時分。儘管他們從事的都是費力勞神、要求很高的工作，不過麥戈文和丈夫從不會要求保姆加班，而且他們也從沒錯過安妮的學校集會、朗誦會、運動會和家長會。
曾為哈佛商學院教授的麥戈文，還曾在富達投資集團（Fidelity Investments）擔任高管，她坦承，日子過得並不輕鬆。“你要熱愛自己的工作，也要喜歡身為父母的角色……但是如果你聰明地選擇雇主，明智地選擇人生伴侶，在我看來，擁有一切並不會有什麼問題。”
在這樣一個董事會的性別不平等和美國公司缺少女性高管的問題不斷成為頭條新聞的時代，有必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精力充沛的女性高管的生活中，一位鼎力相助的配偶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多重要呢？
“這類工作都很耗費精力。那些有丈夫、有孩子還有自己生活的女性，怎麼應對這種狀態呢？”位於麻塞諸塞州沃爾瑟姆（Waltham）的本特利大學（Bentley University）婦女和商業研究中心（Center for Women and Business）的貝琪·邁爾斯（Betsy Myers）問道。“當一位女性在職場階梯攀登的時候，她怎麼確定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呢？她怎麼游走於自己的婚姻生活之中呢？當這位女性在其職業生涯中開始起飛的時候，她丈夫怎麼應對呢？這些問題因人而異。”
邁爾斯在全球範圍內為公司開設以“改變女性領導角色的屬性”為主題的講習班，她補充談到：“在我與之交流的一百位取得顯赫成功的女性中，大部分人都告訴我說，沒有丈夫的全力支持，自己是不可能取得目前的成就的……至少依然保持婚姻關係的人是這樣說的。”
然而，即便有一位鼎力相助的丈夫，對今天那些位高權重的女性——那些在第二波女權運動的時代步入成年，並已在職場打拼20到30年的女性——來說，日子過得也並不輕鬆。這些女性一直穿行在佈滿荊棘的職業道路上，她們不但要在男性居於統治地位的組織中不斷向上攀登，而且還會抱持傳統文化價值觀，也就是說，要在女性作為母親和照料者的角色上投入大量的精力。
不過她們的心態正在改變。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實踐教授、沃頓“工作-生活整合專案”（Work/Life Integration Project）主任斯圖爾特•弗裡德曼（Stewart Friedman）在一項新研究中發現，今天的年輕男女，對為了力圖保持工作職責和家庭生活之間的平衡而面臨的挑戰，已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仔細、自覺並慎重地選擇契合我們價值觀的角色，這樣的可能性在逐漸增加。”弗裡德曼談到。“在追求與自己希望扮演的社會角色相吻合的生活時，（年輕人）看到了更多的選擇、擁有了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實際的途徑。”
A 型個性
在這樣一個女性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之高已達空前水準的時代，她們往往還要承擔額外的家庭負擔。其中的有些負擔是由其生物學特性決定的。通常而言，女性需要40周的妊娠期，之後，根據母乳餵養的個人偏好，她們還是孩子數周、數月甚至數年的主要食物來源除。此之外，女性往往還要參加與孩子的生活有關的日常例會，要承擔更多的家務瑣事，其中包括準備膳食、接送孩子上下學、出席學生家長和教師聯誼會（PTA）以及按約就醫等事務。
美國勞工統計局（Department of Labor Statistics）的資料顯示，美國家庭中的家務事分擔遠不平等。平日裡，83%的女性和65%的男性會在家務勞動、烹飪、草坪維護、家庭財務以及其他家務管理等事務上花費一些時間。女性在這類事情上每天花費的時間平均為2.6個小時，而男性則為2.1小時。
但在女性擁有權力更大、薪酬更高工作——或者其工作至少與丈夫的高調工作水準相當——的婚姻中，這種動態則會發生變化。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客座教授、專注于女性領導力開發的諮詢顧問莫妮卡·麥克戈拉斯（Monica McGrath）談到，即便這些女性得到了伴侶的大力支持，她們也處於持續緊張的狀態。
“我培訓的很多女性——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而且也經過職業培訓的女性——都有配偶為其提供鼎力支援的婚姻關係，在這種婚姻中，夫婦共同承擔為人父母的責任。但是，雙方也要達成妥協。”她談到。“做到這一點並不簡單，而且往往導致關係緊張。在這樣的婚姻生活中，就誰幹什麼以及幹多少的問題，雙方會不斷磋商。”
“我對我培訓的幾乎每位女性都問過同樣的問題：如果有一項能代勞一切的服務，那麼，你會為幫你做‘後方’工作——烹飪、保潔和家務管理——的人付多少錢呢？”麥克戈拉斯談到。“雖然將這類家務事外包花費不菲，不過對其中的大部分女性來說，這些錢都是值得花的。她們對其職業生涯中面臨的挑戰抱持長遠的觀點。她們職業生涯以及家庭生活的每個階段都是不同的。”
將家務瑣事外包確實是個解決方案，但將家務事在配偶間平等劃分也是個有效手段。麻省理工學院（MIT）寫作與人文研究講師、《男人能行：美國父親的形象變化與現實》（Men Can: The Changing Image & Reality of Fatherhood in America）一書的作者唐納德·昂格爾（Donald Unger）認為，有意思的是，平等劃分家務事也會讓很多職業女性感到不勝其煩。“從情感上來說，女性希望按自己的想法分配家務事。”他談到。“女性一直對男性不做自己該做的那部分家務事感到不滿。（但是，當男人負起責任時）她們往往會反射性地尖叫：‘你那麼幹不對！’”
昂格爾認為，擁有有權勢工作的女性之所以為此易動感情，是因為她們對自己及家庭的要求都有很高的標準。“她們是A型性格的人。她們生活的是外表和形象都非常重要的圈子。她們是些很難讓事情順其自然的人。”
除了辛苦乏味的家務事以外，還有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為了從情感上關心體貼孩子和配偶，很多女性希望，而且也應該時常在家。但是，高端工作——這類工作要時常出差、不分晝夜地開會，還有同事和員工要她們近乎始終線上的期望——使她們很難在工作、孩子和配偶義務之間達成平衡。
這就是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她一篇題為《為什麼女人仍然不能擁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的文章中探討的問題之一，這篇文章已刊登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在這篇文章中，她對丈夫擔任兩個學齡男孩的主要照看人，而她則在美國國務院超長時間工作表達了挫敗感。為此，她辭去了華盛頓特區的工作，兩年以後，回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教職。“這次改變的，是我對自己想要的東西的感受。”斯勞特最近在哈佛商學院發表演講時談到。“我想要的是呆在家裡。”
大器晚成和權力夫妻
本特利大學的邁爾斯認為，當今身居最高管理層的女性，往往符合三種模式中的一種。雖然每個模式都並非一成不變，不過總體而言，它們包括：大器晚成者，她們在職業生涯中大獲成功的時間較晚，往往是在完成照顧孩子的責任以後；身為權力夫妻的一半，夫婦兩人都從事要求很高的工作；負擔家計的人，她們往往都有居家丈夫，或者丈夫從事彈性工作。
在第一種模式中，“女性可能在孩子還小的時候留在家裡，或者從事兼職工作。”邁爾斯談到。“但是，當孩子長大，或者搬出家門以後，她們在職場開始起飛。”
布蘭達·巴恩斯（Brenda Barnes）就是一個例證，為了照顧三個孩子，她辭去了百事公司（Pepsi）最高管理層的工作，在家呆了6年，後來被任命為莎莉集團（Sara Lee）的首席運營官，並在50歲出頭的時候最終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這些女性始終野心勃勃，但是，出於自我選擇、需要，或者因為丈夫的期望和需要，當她們的同伴正在辦公室長時間工作，或者自願從事特殊工作的時候，她們則在傳統母親和妻子的角色上花費了更多的時間。
裘蒂·佛斯利（Judy Forsley）是19歲和22歲的兩個女兒的母親，現任美國最大手工精釀啤酒公司之一的船塢啤酒公司（Shipyard Brewing Company）的財務總監。不過她獲得這個頭銜的時間並不長。當孩子還小時，她在船塢啤酒公司的會計部門工作。她的第一次婚姻以離婚告終，女兒大部分的童年時光，這位單身母親都陪伴左右。“我在孩子們的事情上花費的時間要多得多——接送孩子上日托，安排孩子的演奏日期，帶她們上鋼琴課，以及參加足球賽等等。”她談到。“我堅持每週只工作40個小時。孩子是第一位的，職業生涯則位列其後。”
雖然那是一種她並不後悔的選擇，不過她也回憶說，當時一直在心裡鬥爭。“當我20世紀80年代大學畢業時，人們有一種‘婦女能做任何工作’的觀念。人們希望我們每週工作60個小時，要培養出出色的孩子，同時還要有個完美的家、做個絕好的妻子。我覺得自己每週只工作40個小時是個失敗。每天下午5點把工作放下需要很大的自製力。回頭來看，我給自己施加了太多的壓力。”
50歲的佛斯利後來再婚，現在，每週的工作時間都超過60個小時。“孩子們都上大學了，我在幫助企業成長。這種感覺很好。”她談到。
邁爾斯談到，第二種模式是“權力夫婦”的一半。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的狀態就可以歸為這一模式，這位元雅虎公司（Yahoo）的首席執行官最近生了寶寶，她丈夫紮克·布格（Zack Bogue）則剛剛啟動了一個風險投資新基金；臉譜（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也屬此列，他的丈夫大衛·戈德堡（David Goldberg）任職SurveyMonkey的首席執行官。這些婚姻關係都建立在對工作壓力的相互理解基礎之上，並對另一半珍視自己的職業生涯心存感激。
邁爾斯談到，在這些婚姻中，“他們的職業生涯有一種潮起潮落的現象。一個人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甘居幕後，之後，會獲得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機會。這時候，他們會把精力轉向這個人的工作，同時，另一個人退居幕後。在這種婚姻生活中，我們看到，很多人都將照料孩子的工作外包給了保姆或其他家庭成員。”
Daily Grommet是一家產品發佈網站，設在波士頓城外，擁有29名員工，該公司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朱爾斯·皮耶裡（Jules Pieri）有三個兒子，年齡分別為23歲、21歲和17歲。她丈夫專注于轉型公司的銷售和市場行銷工作。她談到，當孩子們還小時，他們的家庭生活就像一出“芭蕾舞劇”。
“有人領舞，有人居於幕後。我們經常改變領舞的人。那是一種默契，無需公開討論。當你的孩子還很小，同時，每人都有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時，你們面臨的問題是：想都不用想，誰應該出差？誰回家替換保姆？在我離職的那兩年，情況反倒變得更艱難了，因為我們陷入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傳統的火氣也隨之而來了。”
皮耶裡的丈夫為她的成功“感到驕傲”，而且很欣賞她“極富雄心”，她談到。“他很理解我的工作性質，他也曾擔任首席執行官，所以，他很清楚那是種什麼樣的工作。明天，我的工作從早晨7點開始，以在下午6點開始的一個會議結束。他知道，不必等我回家吃晚飯。
凱倫·昆多思（Karen Quintos）是三個學齡孩子的母親，現任戴爾公司（Dell）的行銷總監。她談到，“因為我們兩人都是事業心很強的人”，所以，她和丈夫托尼（Tony）“必須達成妥協”。她是在默克公司（Merck）工作時認識丈夫的，當時，他剛剛接受了花旗集團（Citibank）一個重要職位的邀約。“他必須在紐約和坦帕市（Tampa）之間來回跑。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年以後，我們決定其中一個人的事業做出‘讓步’。當時，我們的兒子18個月大。我隨托尼去了花旗集團，並在那裡工作了3年。隨後，我決定去戴爾公司就職，所以，他就跟我來到了這裡。”
在他們決定有一個人要在孩子的少年時期更多留在家裡之前，她丈夫曾在戴爾公司工作過幾年。“兩年前，當我升任戴爾公司的市場總監後，工作要我付出的時間更多了，這種靈活安排——也就是托尼呆在家裡——就變得更加重要了。這樣的安排讓我們的工作-生活更和諧了。孩子們有時候會跟我出差，有時候由托尼照看。我也知道，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這麼靈活安排的，不過有一個對我大力支持的配偶——當然，我也會支持他——是非常重要的。”
兩個孩子的母親瑪莎·約瑟夫森（Martha Josephson）談到，當她在高管獵頭公司億康先達國際（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就職時，她“在辦公室增添人手的同時也在家裡增加了人手”，因為他丈夫也有一份費力勞神、要求很高的工作。“我把可以讓別人去做的家務事都派給別人了，”她談到，“而在工作中，我則專注于為公司增加價值的工作，因為我非常想成為合夥人。”
約瑟夫森最後成了公司的合夥人，今天，她已是公司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運作的全球互聯網業務負責人。可她和丈夫最終離婚了，她丈夫的事業起步比她更早，為了他們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曾在家裡當過兩年居家男人。“婚姻生活承擔了太多的重負。我們之所以離婚，是因為我們工作生活的步調不一致……很多夫婦都認為，只能有一個人從事首席執行官的工作。”她談到。“女性首席執行官還有一種特殊的負擔：她要確保不會讓丈夫覺得像個保姆。在這種婚姻生活中，不能讓居家配偶覺得自己像個雇來的人手，這一點對男女都一樣。”
媽媽：頂樑柱工作
邁爾斯將第三種模式稱之為“會賺錢的媽媽”。“她的事業是家庭的頂樑柱，而爸爸要麼根本不工作，要麼就是從事一份更富彈性的工作，比如房地產經紀或者諮詢顧問。他的工作居於次要地位。我們看到，這種模式已越來越多了。”
BankersLab是芝加哥一家為零售銀行提供培訓平臺的公司，該公司的首席運營官和共同創始人蓋爾·蓋洛普（Gail Galuppo）是三個少年的母親。當孩子還小的時候，蓋洛普在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西爾斯控股公司（Sears Holdings）和通用電氣（GE）不斷升遷，她在31歲的時候升任通用電氣的副總裁，為了解決照顧孩子的問題，她雇用了一位全職保姆。她丈夫從事銷售工作。雖然他的工作較有彈性，但他們兩人都需要經常出差。舉例來說，身為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行銷總監的蓋洛普，有80%的時間在到處奔波。
“我們有個非常好的保姆，她已經跟我們好多年了。但是，保姆並不是什麼都能做的。”她說，她還談到，花錢雇請的照料孩子的人，不一定會看到孩子的行為變化，也不一定知道如何處理孩子的家庭作業問題。
當他們的一個孩子出現學習困難的問題時，蓋洛普和丈夫決定做一些改變。“這是每個雙職工婚姻都會面臨的挑戰：有些時候，你們必須在誰的事業會取得成功上押上賭注。”她談到。“我丈夫很清楚我的職業道路，他認為，我會順風順水地走下去。”
在過去7年裡，蓋洛普的丈夫一直都是個居家男人。“帶孩子們參加各項活動、送孩子們上學、帶孩子去看醫生、和老師和學校輔導員會面的一直都是他。另外，他還要去食品雜貨店購物、送洗衣服。他對我說：‘我想讓你專心致志地幹事業，我可不想讓你把精力耗費在這些瑣事上。’”
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School of Business）“卓越創業精神中心”（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Excellence）教職凱西·科爾曼·弗雷（Kathy Korman Frey）最近對270位成功女性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來自配偶的支持，是走上事業成功之路最重要的因素。在面對“你是怎麼取得成功的？”這一問題時，近半數接受調查的女性說：“來自配偶或生活伴侶的支持。”其他回答包括：工作設計（job design）、工作-生活的優先順序和邊界，以及家政服務等。
然而，並不是妻子有份更有權力、收入更高工作的丈夫，都有這麼開明的觀點的。嫉妒和競爭是這類婚姻關係的共同主題。“在美國，依然存在著傳統性別態度的某些殘餘。”作家昂格爾談到。“男人應該顯得更強大、擁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如果女性擁有家庭頂樑柱式的工作，而男人掙錢更少，並在家務活或者照料孩子方面幹得更多，那麼，他必須對此保持平和心態，不能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
邁爾斯還補充談到，比丈夫掙錢更多、工作時間比丈夫更長的女性，往往也會在家庭陣線中插手更多，而這種做派則會造成某些問題。“在工作中，她們會做出重大決策，她們就是老闆，可當她們回到家裡以後，仍然要當老闆，仍然想組織和安排家庭生活。她們統領著辦公室，同時也想統領家庭。這也是很多位高權重的成功女性依然單身或者沒有孩子的原因所在。”
1992 vs 2012
有跡象表明，下一代女性首席執行官和雙職工夫婦，對家庭生活擁有更多的平等主義觀念。沃頓商學院的弗裡德曼主持著一個縱向研究專案，該專案的目的是調查沃頓商學院的學生和校友對雙職工婚姻關係的觀念和態度。
1992年，他調查了450多位元大學生畢業時的情況，2012年，他向沃頓商學院的大學生提出了同樣的系列問題。這項調查提出的問題包括：“當一個人的事業比另一個人更成功時，雙職工的婚姻關係最為穩定，你從多大程度上認同這種觀點？”以及（同意還是不同意）“當其中一個人對其事業投入更少時，雙職工的婚姻關係最為穩定。”的觀點。
弗裡德曼的調查表明，1992年，男生比女生更可能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到了2012年，他們對雙職工婚姻關係的態度呈現出了趨同趨勢：現在的男性更不可能認同這種觀點，但女性則更可能對此表示認同。“當今的男性畢業生的觀點更趨於平等主義，而女生則更現實。”他談到。“重要的是，就讓雙職工婚姻關係保持健康所需的價值取向而言，現在的青年男女比上一代人更可能抱持同樣的價值觀。”
他談到，現在的青年男女對分擔家庭生活的責任更為明智。“青年男性認識到，他們在家裡做的要比男性傳統上在家裡做的更多，而且他們也希望如此。當然，現在的男性也更希望妻子工作，這既是出於家庭收入的考慮，也是為了讓妻子獲得職業上的滿足。
的確，新一代女性首席執行官正在尋求有效管理企業及其個人生活的新方略。Peeled Snacks是一家已有8年歷史、向星巴克（Starbucks）、全食超市（Whole Foods）和其他企業銷售健康小吃的公司，該公司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諾阿·韋伯斯奈德（Noha Waibsnaider）是兩個小孩的母親。她談到，她和在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家公司負責銷售工作的丈夫，就是“工作-生活平衡的忠實信徒。”
“超長時間的工作不會讓你更富成效。”她談到。“每天下午5點到8點的時間，我都設法和孩子們一起度過，在這個時間段，我不會去查電子郵件。雖然晚上也有商務活動，不過，我會把錯過孩子們上床時間的次數控制在一周兩次以內。”
她雇用了一位全職保姆，另外，她母親住在附近，經常幫她帶孩子。她和丈夫平等劃分家務活兒。“我們很特別，我們有互補的技能。我在家裡的事情和管理孩子的事情上幹得很多，他則更多地負責採購生活必需品和做飯。我們兩人各負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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