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創業企業下降不足為慮？因為個人創業動機發生了變化 

近幾十年來，美國的企業家精神有所下降，因為高技能的大學畢業生發現，他們可以在高薪工作中賺取比創業更多的收入。更便宜的資本也提升了企業利潤，從而提高了他們高薪雇用高技能員工的能力，而這些員工本來可能準備自己創業。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薩爾加多（Sergio Salgado）在題為“技術變革與創業”（Technical Change and Entrepreneurship）的一篇新論文中指出，這些“技術進步改變了個人創業的動機”。該論文指出，創業能力下降的四分之三因素是由技術進步造成的。

薩爾加多的研究為關於美國創業能力為何下降的爭論帶來了新視角。他指出，到目前為止，各種研究都認為，由於創業成本高昂或勞動力供應限制以及美國人口老齡化等因素，造成新企業創建有所下降。例如，國會預算辦公室最近的一份報告將創業企業的下降歸咎於金融和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障礙，以及監管限制。

主要發現

這項研究得出了三個主要結論：第一，1985至2014年間，美國企業家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分別從大約8%降至4%。其次，在大學畢業生或高技能人士中，創業者比例下降幅度更大，從1985年的約12%下降到2014年的5%。而在高中畢業生和輟學者中，這一下降幅度較小——同期從4.7%下降到2.7%。第三，在過去30年中，“創業進入率”（entry rate into entrepreneurship，即創業家庭的比例）也大幅下降，而在此期間，新創業者的技能水準有所提高。

誠然，較低的資本成本將鼓勵更多人創業，但大部分受益者將是技能較低的人。研究顯示，高技能人員創業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這導致總創業水準的淨下降。“低技能創業者的企業增長速度和強度不如高技能創業企業的增長。”

薩爾加多是在從動態收入小組研究中提煉出“新的經驗證據”後得出這些結論的。這項研究始於1968年，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家庭調查，每兩年更新一次。數據包括性別、收入、教育、職業、自營職業狀況以及家庭是否擁有企業等資訊。研究數據涵蓋了從1985年到2015年的30年。

但是數據集的局限性，例如其頻率和覆蓋的家庭總數（5000戶），對其結論的穩健有一定損害。”我們的數據的確有比較大的局限性，”薩爾加多承認。

干預空間

“一些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認為，企業創造和整體創業活力的下降是美國經濟的一個負面信號，”那麼決策者是否應該對此進行干預以阻止這種下降？”該論文的結論是：“創業能力的下降不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對技術進步改變創業動機的均衡反應。”

薩爾加多說：“我們不應該擔心企業家的數量。相反，我們更應關心的是如何讓現有企業家更具生產力。”

同時，該檔指出，政策的干預還有空間。作為研究的一部分，薩爾加多也研究了貸款成本補貼如何影響創業趨勢。他發現，儘管這種補貼影響到每一位企業家，但它對小企業家和新企業家的影響更大，他們的財富通常比管理大公司的老牌企業家要少。

研究稱，貸款補貼肯定會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好處。但它們不一定會增加企業家的數量。”固定補貼無法抵消影響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影響，如上文所述，這些影響導致了創業者數量的均衡下降。”

“我們不應該擔心企業家的數量。相反，我們更應關心的是如何讓現有企業家更具生產力。”—塞爾吉奧·薩爾加多

薩爾加多說，考慮到所有因素，決策者應該“什麼也不要做”，並補充說“政策干預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他解釋說，貸款補貼等干預可能必須通過增稅來提供資金，而新成立的公司“可能沒有那麼有利潤，經濟的整體生產率可能會下降。”

企業家人數減少的現象也可能與邊緣削弱有關。”薩爾加多說：“我們失去的企業家不是很有生產力。”從我的模型來看，你不會失去下一個比爾·蓋茨或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他們會盡一切努力為自己的公司融資。我們正在失去那些介於工作和創業者之間的人——邊緣企業家。”

短期喘息？ 

但是有些趨勢似乎在疫情後發生了變化。自2020年5月以來，新公司成立的數量有所增加，儘管在隨後幾個月裏出現了大幅上升和下降。《經濟學人》的一份報告稱，這種趨勢逆轉“令人困惑”，但指出，最近的大多數申請都是針對個體戶的；他們不太可能轉變成雇傭很多員工的大企業（商務部跟蹤過此類數據）。報告補充說，疫情後的大多數企業創建都集中在零售業，特別是電子商務，其他行業包括餐飲、住宿和醫療保健。

薩爾加多將這些描述為短期趨勢，雖然它會扭轉企業家數量的整體下降。”但它們只能對30年來的長期趨勢產生輕微影響，”這些宏觀趨勢力量仍然存在，例如人口老齡化、離岸外包，當然還有技術變革。現在說新冠疫情後的新發展是否會改變新企業註冊的下降趨勢還為時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