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琴·摩根森 (Gretchen Morgenson) 在《紐約時報》從事財經新聞報導，她的工作“從本質上意味著她正在成為一名犯罪行為的報導者”，
雖然也有偶爾例外。
摩根森是一位曾獲普利策獎的商業與財經編輯和專欄作家。在最近舉辦的“沃頓領導力研討會” (Wharton Leadership Conference) 上，摩根森回憶道，上世紀80至90年代期間有大量新聞報導提到了那些通過“做正確的事情”而蓬勃發展的公司。儘管她相信這類有道德的公司依然存在，但現如今似乎每個月都有新的醜聞曝光。
“你可能會說這對我有好處，為我提供了許多報導素材。但實際上我已經被這些素材淹沒了，”摩根森打趣道，她認為企業領導層的不作為是造成當前狀況的主要原因，儘管當今社會非常重視領導層的理念及其發展，但“一些頗有聲譽的企業缺乏的恰恰是一個真正有為的領導層”。（摩根森最近在亞馬遜網站“領導力”的詞條下搜索到了22424個相關標題。）
摩根森對過去十年中發生的一連串金融危機進行了總結，並認為這是一種“越來越令人不安”的“趨勢”：21世紀初的巨額財務欺詐案令一批公司倒閉；腐敗經紀公司調查讓許多投資者蒙受損失；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核定醜聞使人們對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固定收益商品基準存疑。當然，這一串事件的源頭便是2008年次貸危機，摩根森說。她認為“這次次貸危機波及範圍之廣，造成損失之大，以致7年來她都會時不時寫到這件事情”。
每一次危機都比前一次更加劇烈，所有的危機都會提到社會中一些“最受尊重的企業”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摩根森說。她發現，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處於危機事件核心的高管們“總是缺乏責任心”。
危機源於美國
摩根森把在次貸危機中所見到的企業責任心缺失現象與當前通用汽車召回醜聞中的類似情形進行了對比。她認為，前美國檢察官、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案審查員安東·沃盧克斯 (Anto Valukas) 關於通用汽車的調查報告揭露了“一系列醜陋而又令人震驚的領導力失敗案例”，通用汽車的點火開關一直存在缺陷，但十餘年來企業並未對此採取行動，這可能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摩根森稱沃盧克斯的報告揭露了一種企業文化，在這種文化中，解決問題時推脫責任已成為一種習慣做法。
摩根森指出，“通用汽車的首席執行官瑪麗·芭拉 (Mary Barra) 自稱企業內部員工對一些重大資訊經常視而不報，這些資訊即使不能挽救那些因點火開關問題而喪生的人，也能從根本上扭轉事態。她還說企業直到今年才在這件事上表現出明顯的緊迫感。”
通用汽車案例在很大程度上與我以往報導的金融危機相似，摩根森說。通用汽車明顯不關注顧客的利益，這一點與美國主要銀行和那些頗有信譽的經紀公司的做法相似，它們“故意將不良資產兜售給客戶，或者把一些成本較高的掠奪性資產賣給毫無戒心的貸款者”，這些金融機構把客戶看作贏取私利的工具。摩根森引用了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克裡斯汀·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的話，上個月拉加德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了08年的次貸危機，認為“許多財務主管參與到了這些違反最基本道德準則的醜聞之中”。
摩根森所強調的另一相似之處是，通用汽車和一些金融企業的組織構架在設計上似乎有意為管理人員開脫責任。摩根森說她看完了沃盧克斯編寫的全部300多頁報告，在閱讀報告時，一則資料顯示“每一次召開會議討論點火開關問題時……通用汽車公司沒有人做記錄，這就導致沒有記錄顯示誰參加了會議，說了什麼，或者提出了什麼後續建議。這種做法在我看來似乎就是為了避免問責。”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資深執法人員告訴摩根森，從他的經驗來看，這些大型銀行似乎有意將組織構架設計得晦澀難以參透，“他說如果沒有內部人士指點，想要知道把資訊請求和傳票檔交給哪一位高層人員非常困難”。
“如果這可以幫我們賺錢，便不算謊言。”
摩根森說一些管理人員面對商業的態度是“以我為先”，這與成為一名領導人的素養背道而馳。摩根森指出，領導者的所作所為應該是要令他人欽佩，並且具有示範作用，值得所有人效仿。領導人不應該出於私利行事，而把納稅人“當作收拾殘局的人”。
摩根森認為一個“以我為先的人”不僅自私無德，而且會切實威脅美國的民主體系。她認為“道德傳統”是民粹式資本主義的必要約束手段，“如果你的企業中有高層管理人員在危機來臨時攜帶數億美元潛逃，留下股東和無辜的納稅人承擔損失，後果將變得極其危險。而且隨著美國所能提供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少，公司管理層以及華爾街交易商過高的薪資使收入水準更加分化，當納稅人被迫用自己的錢來救助這些公司時尤其如此。很明顯我們正處於一個腐敗和劣跡盛行的市場，我覺得這對我們的國家很不利。”
據摩根森所言，不道德行為越來越普遍還有其他原因。一個是多年來企業行為的不斷積累而導致的轉變，比如有些企業鼓勵以高薪換取短期績效；另一個原因是寬鬆的監管環境。她還指出首要原因是企業並沒有為這些錯誤行為付出足夠的代價。
摩根森說，“一些捲入金融危機的高管並未被起訴，這在過去三到四年間一直是一個令人驚愕的話題，現在也是如此。普通民眾也在這次危機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數百萬人丟掉了工作，數百萬房屋喪失了抵押贖回權，無辜的儲戶因利率降低而蒙受損失。但是那些應該為這場混亂負主要責任的罪魁禍首卻能夠從災難中全身而退，這種類似的反面激勵機制根本無法阻止不良行為。”
摩根森認為當前一些商業專業人士拒絕接受“一種許多前輩曾經信奉的強大社會契約”，她將契約描述為“不僅對自己負責，更要對他人負責”。在這種社會契約中，“位高權重的人認識到他們的行為對投資者、員工以及顧客影響重大，因此一致認為他們應該以較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摩根森說，這種不成文的規則似乎已經被另一種觀念所取代，即個人利益至上，而且銀行帳戶裡金錢越多，成就越高，“如果管理層篤定他們所做的事情可以帶來高額利益，而且在本質上不違法，他們就會去做，而不是事先問問自己“如果這件事最後被報紙曝光我會不會覺得難為情？”。
摩根森在紐約時報的桌子上放著一則《紐約客》(New Yorker) 的卡通畫，她覺得這幅畫對管理層的心態做出了總結:一位坐在董事會會議桌首席的執行官告訴參會的人，“記住，如果這可以幫我們賺錢，就不算謊言。”
通用汽車案例是唯一的嗎？
通用汽車管理層的做法在當前的企業環境下是否僅此一例？摩根森說她希望如此，但仍心存疑慮。她提到了通用電氣公司前總法律顧問、哈佛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案高級研究員本·海涅曼(Ben Heineman) 最近在《企業法律顧問》(The Corporation Counsel) 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據摩根森所言，海涅曼認為通用汽車公司的企業文化可能反映了美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他稱盧沃克斯的報告“對官僚主義的危害、責任分化、主動性缺乏以及不能抓住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研究”，並指出這份報告對企業和商學院和法學院都具有教育意義。
摩根森也指出最近一項“令人擔憂”的研究，這項研究由代表揭發者利益的拉巴頓法律公司(Labaton Sucharow) 主導，對250名金融服務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了調查，研究表明企業中存在不當行為。28%參與調查的人稱他們並不覺得金融行業把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26%的人認為其公司的薪酬或獎金方案實際上是在鼓勵員工違背道德標準或違反法律；此外，17%的人覺得在自己的公司裡，如果領導層懷疑某高層人員參與內幕交易，他們往往視而不見；而且將近1/4的人說他們害怕上報不法行為後會遭到報復。
摩根森指出，“近年來，由於企業高層對錯誤行徑放任自流，顧客、投資者、退休人員、員工以及納稅人的利益都受到了損害。如果這些損失的始作俑者不僅能逃脫責任，還能從這些損失中牟利，那麼我覺得我們可以確信這些有權勢的人是被保護著的，而小人物只能自謀生路。”
一位觀眾問摩根森能否談談應該採取何種舉措來終止她所描述的這種趨勢，摩根森回答，“我把這些問題挖掘出來，但事態卻沒有任何改變，這令我非常生氣。”比如，她說到了最近報導的養老基金起訴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 和穆迪(Moody’s) 的評級過失行為，然而荒謬的是，基金仍然要求標普和穆迪為其所購債券進行評級。
摩根森說，首先，投資者應該聯合起來讓這些個人和企業承擔責任。“如果一家公司用我的金錢在運營，他們對我就有信託責任，應該去做正確的事情。”她指出公司董事會成員也要改變思維方式，因為許多人只是在盡力維持現狀，甚至當他們有責任做出改變時也是如此。提問者問摩根森，你是否只是在扮演一個“舒服的評論家”的角色？她回答，“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什麼？沒有人會邀請我加入董事會。”
摩根森也被問到她是否同意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 在他最近的新書《壓力測試：反思金融危機》(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es) 中提到的觀點：許多對次貸危機負有責任的高管也因此丟掉了工作或者所持股票下跌，這可以算作他們已經承擔了責任。（蓋特納2003-2009年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2009-2013年擔任美國財政部長，是金融危機中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
摩根森對此提出強烈反對，“我認為蓋特納整本書都被一個觀點扭曲了，他認為‘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只不過是一時失足’。他在書中使用了一個我很喜歡的詞語，‘舊約式懲罰’。他說，‘我們真的不希望實施一種舊約式的懲罰’，但我卻非常贊成這種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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