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頓商學院教授讓·勒梅爾（Jean LeMaire ）上個月來到泰國，主持一場在曼谷召開的研討會。然而還沒等到研討會開始，他就在普吉的海灘上懷著非常難受的心情近距離目睹了一場在其後幾個月中令保險公司和人道主義救援機構疲於奔命的災難——那場毀滅性的亞洲海嘯災難，那場導致11個國家的170,000多人喪生的災難。
勒梅爾是保險和精算學教授，他指出這次災難的規模和所受到的全球性關注已經賦予海嘯這種自然災害新的意義。“過去也曾有導致更多人員死亡和更大財產損失的地震發生，但是這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災難。全球各個角落的電視都播放著相同的畫面，在海嘯中傷亡的人員來自眾多國家”，並且無處不在的電子郵件不斷更新著最新的消息。
12月26日，勒梅爾正在做清晨潛水前的最後一次設備檢查。突然間，海水倒退了有半英里左右。那天早晨，勒梅爾曾感到過一次地震的發生，但是他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潛水船的德國籍船主則大叫：“跑！趕快跑！離開海灘。海嘯就要來了！”
勒梅爾和其他三名潛水小組的遊客向內陸方向跑了200碼，回頭看到第一波海浪已經席捲了海灘旁的旅館，他們原來準備在幾分鐘前上的船也已經被吞沒了。勒梅爾爬上一張桌子，抓拍了一些照片。就在那時，他看到了第二波——規模更大——的海浪沖過來。他和其他人於是又向內陸方向跑出了半英里，勉強逃過沖天巨浪的襲擊。一些泰國旅館員工將他們這些陷入困境的遊客收留在自己家中，在接下去的大部分時間裏，勒梅爾就呆在那兒收聽電臺的報導。後來，他返回了自己住的旅館。由於他的房間在二樓，因此行李並沒有受到損壞。勒梅爾收拾完行李後，搭乘那天下午第一班到曼谷的航班離開了普吉島。
這樣的亞洲海嘯災難是保險公司最害怕的事：發生頻率不高、破壞性嚴重、損失金額高、有關災難發生時間和地點的預測非常困難。
勒梅爾說，在經歷了佛羅里達州的四次颶風襲擊之後，今年的保險行業開市不利。但是，由於本次海嘯受災地區的保險市場並不發達，而且所受損失的財產價值較低，因此本次海嘯災難對保險行業的影響反而不會比其他重大災難事件所造成的嚴重。例如，颶風“安德魯”所造成的保險理賠額為180 – 190億美元；而對世貿中心的恐怖襲擊事件所造成的保險理賠額逾400億美元。勒梅爾指出，保險公司初步預計亞洲海嘯災難的理賠金額在100億美元左右。他還指出，對於保險公司的一個額外有利之處是，許多大型跨國公司是在美元匯率高於當前水平時以美元支付的保險費，而保險公司保險理賠的支出是在未來發生的。
沃頓風險管理和決策方法中心的主任霍華德·昆魯斯（Howard Kunreuther ）稱，他通常認為保險公司和社會能在自然災難事件的應急籌畫方面做得更好，從而減輕損失或提供合適的保險範圍。但是，從本次海嘯災難來看，他認為，考慮到類似規模的海嘯災難再次發生的可能性非常之低，因此並不清楚所提供的保險服務是否能收回成本。
昆魯斯認為，“很難知道怎樣做才算謹慎或是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也許什麼都不做才是謹慎的做法。這實際上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間所進行的權衡。這種問題必須仔細加以研究。”他與其他人一起合著了一本有關風險管理的新書，書名是《建立災難模型：管理風險的新途徑》。
昆魯斯指出，如果能採用類似於太平洋地區所使用的性能更好的海嘯預警系統，那麼對12月26日的悲劇也許有所幫助。但是考慮到本次海嘯所吞沒的是許多偏遠的村莊，他本人對這種措施是否能真正起到作用也持懷疑態度。他注意到，一些人是因為從鳥類的鳴叫聲中得到警示而逃過本次海嘯的。“我認為，我們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我們面對著種種慘狀和損失，尤其是生命的死亡，但是我們卻根本不知道我們本來是否可以拯救這些生命。”
最終環節
在海嘯災難發生的數小時之內，全世界的注意力就開始集中到向倖存者提供救援幫助上。軍事機構和人道主義行動機構攜帶著救援物資湧進受災地區，但是卻面臨著如何將合適的救援物品送達孤立村莊中受災人員的巨大挑戰，因為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很難到達這些村莊。
沃頓商學院的費斯曼－大衛遜服務與運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莫里斯·柯恩（Morris Cohen）指出，“這是一個很具挑戰性的供應鏈問題。與紅十字會聯合開展的大量工作曾對災難事件發生時如何運送應急物資進行過專題研究，但是我認為他們從未面臨過這種規模的災難。這已遠遠超出他們的預計。”
據柯恩指出，在亞洲海嘯和其他災難事件中，將物資收集起來並且空運到受災地區的主要機場是相對容易的事。在此之後，救援人員需要將物資運送到散佈在被毀壞道路沿途的偏遠居民定居點，這才是更加嚴峻的考驗。“在後一過程中存在著很多瓶頸因素，這也說明如何將物資送到災民手中這最後一環是多麼的重要。”他認為，這就像零售業中的分銷一樣。“商家即使在倉庫中能備齊所有貨物，但是如果商家無法將貨物銷售到顧客的手中，那麼一切都是無用功。”
費斯曼－大衛遜研究中心的另一位主任馬肖·費謝（Marshall Fisher ）將零售業的比喻用在另一方面。在災難中，人們很難確切地瞭解到什麼地方需要什麼救援物資。費謝指出，“零售業中最大的問題是瞭解到人們的需求。”他認為節假日之後的大規模銷售就是零售業公司在這一方面表現不及格的證明。“而且，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結構完善的經濟體，這種預測工作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積累了許多資料，但卻仍然無法準確預報市場需求。”他同意，與為一件毛衣顏色爭論不休的美國消費者相比，災難援助物件可能不會那麼反復無常，但是事件的重要性則不可同日而語。
他說道，“當你深入到當地零售終端時，對任一社區中確切的貨品組合進行預測是非常困難的。這是一個他們將繼續為之奮鬥的難以預料的問題，和零售業中的某些環節非常相象。
驢和馬
馬吉·司徒瑞（Marge Tsitouris）於1996年至2002年間任職國際救援組織CARE的應急反應事務負責人。發生于中美洲的米奇颶風，盧旺達、科索沃及波士尼亞地區的衝突事件，北朝鮮的饑荒問題僅僅是她所經歷過的部分災難性事件而已。
她指出，對於一個救援組織而言，在受災國的長期經歷是在開展災難救援時最有力的支助。例如，在颶風米奇襲擊尼加拉瓜的時候，CARE組織已經在當地開展了教育和孕婦保健專案。因此當需要將物資送到災民手中時，CARE的救援人員知道該選擇哪些偏遠的道路，或是知道該雇傭哪些當地人員去完成任務。他們使用當地的交通系統——驢和馬。
在受災國所開展的當地專案也有助於解決費謝所提出的庫存選擇問題。對人們需求的理解和對當地採購地點的熟悉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物流方面的壓力。司徒瑞稱，“我們在災難發生之前就已經對此作好準備。我強烈感到空運物資不是有效的解決之道。你所應當做的是建立起在當地的網路體系，這樣的話，在類似的災難發生時，你就可以儘量向當地的供應商採購。除非實在有必要，否則你就可以不必向災區空運物資，這應當是你最後才考慮的解決方案。”
從本次海嘯災難救援行動一開始，CARE和其他救援組織就強調現金——而不是捐贈品、物資或者甚至是地面志願者——才是他們所最需要的。司徒瑞指出，“每個人都喜歡捐贈物品。在颶風米奇肆虐之後，曾有人說，‘我有一架飛機。我可以飛到你們那兒嗎？’或是‘我可以幫忙收集罐頭。’人們都喜歡這種給予的感覺。他們可以標榜說他們向災區提供了罐頭或者凍火雞。但這不是最好的提供幫助的方式。提供救援事務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相當巨大。”
善意的志願人員也可能像熱帶災難地區中的凍火雞一樣難找。“這些人必須是專業人士，這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知道如何進行通訊，如何組織人們，和如何找到合適的避難居所。災難發生時的混亂場面簡直令人難以想像。當你看到災民正在受苦受難的時候，作為個人你會受到極大的震撼而可能不知所措。因此志願者必須是那些此前已處理過類似事件的人員。”
並且，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當地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也將產生複雜的影響，因此沒有經驗的救援人員有可能把局面弄得更糟。司徒瑞說道，“當你向資源貧脊地區提供救援時，你將必須在那些得到救援物資的人群以及那些沒有得到的人之間使用一些政治手腕。最為關鍵的是，我們的救援要能送到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們手中。如果對當地文化沒有深刻的理解，那麼你就可能犯很多的錯誤。”
她補充道，軍隊可以在災難救援方面提供很大的幫助，尤其在救援行動的初期。軍隊的作用是能建立野戰醫院救治傷者，他們也擁有大量物資和運輸手段向偏遠地區提供救援資助，尤其是直升機更能大顯身手。“在救援行動初期的一段時間裏，軍隊能提供有效的幫助。但是隨著救援行動的展開和深入，你就必須依靠政府和人民的力量。你需要民眾來將救援行動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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