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發佈:沃頓院長蓋瑞特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

沃頓商學院院長傑佛瑞·蓋瑞特(Geoffrey Garrett)於8月25日在上海大學就中美關係發表了一次演講。

以下為演講全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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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改變我今天上午主題演講的主旨,轉而談論一個非常宏觀的話題:當今的中美關係。上周在給我校MBA班級的學生講課時,我曾談及即將重塑未來世界的三個“重大轉捩點”(inflection points)。

其中之一是技術。技術正在改變一切,包括工作的地點、含義和各方面。

西方世界的第二個轉捩點是民粹主義(populism在美國和歐洲的興起。

但是,我想讓學生們注意的第三個轉捩點,是中美關係在全球的核心地位。

如果讓我形容過去35年內世界上發生的最大變化,那麼網路和移動技術是其中之一。另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回顧20世紀後半葉,亞洲的確出現了一些經濟奇跡,比如新加坡、韓國和日本。這些國家和中國有什麼區別呢?首先,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經持續了40年,而日本的經濟奇跡只持續了20年,韓國或許持續了30年,新加坡可能更久一點,但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高速增長時期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同時,中國的規模也同樣重要。新加坡有多少人口呢?五六百萬。今天,如果大上海、大北京、珠江三角洲都是國家,那麼它們和法國差不多大。但在中國這只是一個城市。所以,如果把中國經濟奇跡持續的時間乘以中國的規模,你會發現世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這是我觀察到的第一件事。

我觀察到的第二件事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在全球都有影響力。如果中國只是一個小得多的國家,如果中國的增長沒有這麼強勁,如果中國的志向沒有如此遠大,那麼世界不會像今天這樣關注中國。

中國在過去40年獲得的成功讓許多人開始質疑中國。他們在質疑什麼呢?問題並不在於其他國家是否從中獲益。我認為答案很明顯,世界的確從中受益了。我來舉兩個例子,說明中國的崛起給美國帶來的好處。第一個例子是 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前期,中國對世界而言是低成本的生產商。當時沃爾瑪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之後這些商品出現在沃爾瑪的貨架上。或者我們再想一想蘋果,我的蘋果手機背面寫著,蘋果手機是由蘋果公司在美國加利福尼亞設計,之後在中國進行組裝。中國作為全球流水線和世界工廠,的確讓其他國家受益巨大。中國使全球公民可以使用的商品範圍得以擴大,並且價格還非常低廉。

如果要用更貼近時代的版本來描述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那就是中國市場的重要性。我們來談談三家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蘋果、通用汽車公司和波音,它們之間有著天壤之別。那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呢?——在於中國是它們最重要的、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從蘋果公司談起。蘋果過去把中國當作手機組裝地,而現在則把中國看作銷售市場。第二家是通用汽車公司。這家公司在2008年之後破產,時任總統奧巴馬助其擺脫困境,之後該公司恢復盈利。那麼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正是通過在中國出售汽車。通用在中國出售的汽車多於美國,但為什麼它對此事實避而不談?因為這些汽車是在中國製造的。我還記得十年前參觀浦東的上汽通用別克工廠。這是我見過最令人驚奇的工廠。第三家是波音公司,這是美國出口業的一個偉大傳奇。如今波音的大部分飛機銷往哪裡?正是中國。

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中國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面向全球的低成本組裝國家。中國現在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長引擎。這是一個利好消息。為什麼我們要對此憂心忡忡呢?特朗普總統會回答:是的,我們可能的確從中國的崛起當中受益了,但中國獲得的好處更多,而且中國是以“不公平”的方式獲得更多好處。

讓我嘗試解釋一下這兩種觀點。“獲益更多”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在經濟學當中,我們總是尋求雙贏——你贏,我也贏。我們都變得更好。毫無疑問,中美就是雙贏模式。當特朗普說中美更像是我贏你輸的關係時,他指的是相對關係(中國獲益更多),而不是絕對關係(因為事實上美國也獲益了)。

我的第二點觀察是,特朗普總統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公平的,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這裡的不公平指的是什麼呢?對於特朗普來說,不公平是指中國政府過多地參與到中國經濟當中。但現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已經永久地參與到了經濟當中,甚至在美國也是如此。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其體量大,而且做得很成功。所以,特朗普政權對《中國製造2025》的批判,諸如中國不應該擁有自己的產業政策之類,就有些奇怪了。因為新興市場一直都在運用產業政策,目的是把技術和資本從更加發達的國家轉移到本國。這就是發展的方式。我堅信雙贏的觀點。為什麼我們不關注雙贏呢?我認為你贏我輸的相對觀點在經濟學上並沒有太多意義。同時,我認為存在一個更低調批評中國的方式,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

讓我來稍作解釋。我認為一種非常簡單的說法是,當20世紀90年代中國入世、中美經濟關係初步形成時,中國市場對美國產品、公司和投資的開放程度,要低於美對中的開放程度,這一點可以理解,因為當時的中國還遠遠沒有今天發達。今天,我們應該關注中國改革中的雙贏領域,換句話說,中國市場的改革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全世界。

漢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是20世紀早期起源於上海的美國國際集團(AIG)和史帶集團(Starr)的傳奇領袖。他在上周的《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他在文中指出,中國和美國市場的開放程度上是不對稱的,減少這種不對稱對中國同樣有利,而美國應當鼓勵中國加速這一改革的步伐。

的確,本屆中國政府將進行更多供給側改革。那我們應關注哪些指標呢?我認為對美國人來說,一個目標就是減少對美國公司進入中國並開展業務的限制。以汽車為例,當通用汽車進入中國時,它不得不和上汽集團成立合資企業,因為這是中國當時規定如此,對中國來說這是進入國際汽車製造和生產業的良策。但是如果特斯拉現在要進入中國,或許特斯拉可以成立中國全資子公司。或許,這在金融領域也將同樣可行。

格林伯格不是唯一一位認為提高中國市場開放程度能夠助力中美實現雙贏的位高權重的美國人。曾任美國財政部長並於20年前帶領高盛挺進中國市場的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若干年前於北京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也發表了相同的觀點。20年前制定的中國金融業法律法規如今看起來已經不太合理了。中國應當適度減少對外國金融機構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限制。美國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富達集團之前的經驗可以作為佐證。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也應當成為一個自由的金融區,這一想法很棒,但目前尚未實現。

坦率又誠實的友誼不僅需要直言不諱,還需要尊重對方。我想說的是,中國的巨大體量和成功發展意味著,中國所肩負的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責任只會不斷加重。現在沒有人把中國視為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因為事實並非如此。中國是一個體量巨大、成就卓越、滿懷創新大志的經濟體,而且有望實現自己的遠大志向。不妨看一看中國已居於全球領軍地位的各大領域,例如電動汽車、高速鐵路和移動支付。中國早已不是日益衰退的貧困國家,而是全球創新領域的領導者和先驅者。

因此,其他國家提出中國應當效仿美國和西歐的相關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這一觀點是可以理解的。這正是友誼的特徵之一:說出心中的真實想法。不過,我們還需要尊重對方,意識到討論變革的最佳方法不是敲大鼓、舞大棒,而是私底下低調地會談,鼓勵中國朋友開展符合雙方利益的舉措。

回顧一下從20世紀70年代早期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首次訪華以來的中美關係歷史,事實正是如此。誠然,由於中美的不同歷史,兩國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截然不同。不過在近50年的時間裡,中美關係的核心趨勢是“加強互動”(more engagement)。對兩國而言,處理差異的最佳方式是加強溝通與互動,不是製造障礙,而是搭建橋樑。

我認為,美國仍然應當採取這一政策。每個人都必須承認,現在的中國已不再是1978年剛剛開放的中國,也不再是2001年剛剛加入WTO的中國。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最大貿易國,也是對全球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目前,中美兩國正在爭奪全球第一創新經濟體的席位。而這一切,在1978年都是難以置信的。

不過,這也為中國帶來了全新挑戰。美國和歐盟認為,中國應放手市場按照經濟規律運行,因為中國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已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和全球舉足輕重的大國。我同意這一觀點,但我同樣認為,最好的雙贏方法是鼓勵中國的朋友獨立思考,最終選擇同樣符合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要想實現雙贏,最佳的變革之路是深化兩國間的紐帶,而非在公開場合大肆宣揚或採取威脅政策。

毋庸置疑,萬事並非一帆風順, 不過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現實的樂觀主義者看來,中美近50年來雖有爭議,但每次解決爭議後,雙方的關係都更進一步。兩國的互動不斷增多,雙方合作也不斷加深。

這正是正確的合作之路,我相信雙方能夠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我希望,我們溝通得越多,就越能從對方的角度看待問題,從而更好地推動自身、對方乃至全世界的發展。

有一件事總是能讓我發自內心開心起來,這就是當我鼓勵別人來中國看看,當他們再次回到美國時,我會問他們,你對中國有什麼印象?沒有來過中國的人無法想像中國的遼闊、生機和活力,尤其是大城市。遺憾的是,有此機會的人並不多。在沃頓商學院,我經常鼓勵別人來中國。因為如果你不親身體驗,就無法切實瞭解。如果你壓根不瞭解,又該如何批判呢?

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

提問:感謝您精彩的演講。我想問的是,我們應當如何回應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的所言所行,他經常會說一些我們不喜歡的話,我們應當如何恰當地應對呢?

蓋瑞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能夠幫忙回答這一問題,這裡的“我們”是指對中美間經濟往來的真正性質有深入瞭解的人。美國國內對於中美關係的說法十分簡單。中國持有太多美國國債,國庫券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也過大,超過3,500億美元。

從學界的角度來看,這一關於中美關係的說法未免過於簡單。對於中國政府斥鉅資增持美國國庫券,我有什麼看法?我想強調這對於美國民眾的好處:在金融危機後的10年內,美國的利息率仍然保持在較低水準。由於中國人民銀行持有美國政府債券,我在美國的房貸成本有所下降。這是一個普通大眾都能輕鬆理解的觀點,但從沒有人提及過。

第二,美國企業也從不提及他們在中國銷售的產品遠多於出口至中國的產品,事實上前者約為後者的兩倍。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跨國企業喜歡談論“出口”,這意味著直接推動美國就業。而美國設在中國的子公司的銷售額則是為母公司帶來利潤。因此,對於美國的股東而言,兩者都有益無害。

第三,美國人民可以買到中國製造的物美價廉的商品,為美國人民帶來了切實利益。不過,這一事實已經淹沒在對中國搶佔了美國大量製造業就業崗位的聲討中了。

關於對華外交政策,我剛剛提到過,我推崇低調地鼓勵對方,而不是在公開場合誇誇其談。我認為,中國未來的改革方案不僅會滿足自身利益,也會滿足美國的利益。那麼,有沒有什麼例子呢?智慧財產權保護就是一個例證。隨著中國越來越強調創新技術,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國未來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西方世界要做的就是鼓勵這一趨勢,是的,我們要做的是承認中國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同時鼓勵中國不斷前行。

那麼,中國政府又應當如何應對這一態勢呢?我認為中國政府目前的舉措十分明智。一方面,我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必須針對美國關稅政策採取針鋒相對的報復行動。在全球範圍內,如果一個國家希望自身看起來十分強大,就必須採取相應措施。不過同時,我相信中國政府正在考慮的部分供給側改革不僅對國內市場有利,也對美國有利。現實是,從現在起到11月的中期選舉期間,美國將一直保持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因為從美國國內政局而言,這有利於增加選舉獲勝機會。我預計,11月初的中期選舉結束後,某些意義重大但不引人注意的幕後變化可能會悄悄出現,因為美國的大型企業會採取行動。沒有人希望中美全面爆發貿易戰。因此,關鍵在於如何減輕中美市場開放程度的不對稱問題。對我們而言,這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不過,這一問題在未來兩個月內將不會凸顯,而是到未來6到12個月內才會顯現。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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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發佈:沃頓院長蓋瑞特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8 September, 2018]. Web. [18 November, 2018]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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