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技企業在中國經營面臨艱難選擇

試圖與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科技公司，必須在日趨嚴苛的商業環境和他們無法無視的市場誘惑之間做出選擇。

三月中旬召開的中國人大討論了一個反恐法的草案，按這一法律的規定，在這個國家運營的技術企業必須提交加密金鑰並安裝安全“後門”。此外，這些企業還必須將其伺服器和使用者資料留在國內、審查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網站內容，並向執法機關提交通訊記錄。新法規將在幾周後生效。

“（在中國發展的）增長潛力巨大，對美國科技公司來說，歸根結底這是個企業戰略的問題。”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趙敏淵談到。她還補充談到，在對智慧財產權和資料安全的擔憂，與不遵守新法規要撤出中國市場之間，企業需要權衡利弊。“利弊權衡是企業最終必須要面對的。”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律和政治學教授、賓大東亞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主任雅克·德利斯勒（Jacques deLisle）認為，中國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包括其巨大的市場、電腦數量不斷增長、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以及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人口。“任何規模化企業都會告訴你，他們可承擔不起不進入中國市場的後果。”他談到。

趙敏淵和德利斯勒在SiriusXM 111頻道沃頓商業廣播的沃頓知識線上節目中，討論了科技企業在中國的新商業環境中經營的得失問題。

中國官員稱，這些舉措是對最近發生的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事件的反應，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承包商前員工愛德華·斯諾登洩露了一個名為“棱鏡”（PRISM）的網路間諜計畫資訊。然而，美國科技界則從中國的反恐法律中看到了意在讓中國本土企業受益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上周，奧巴馬總統稱，“如果他們想與美國做交易，這是他們必須要改變的環節。”

去年12月，中國出臺的最新規定要求向中國的銀行銷售電腦設備的商家披露原始程式碼、接受審核，並要在其設備上留有安全“後門”，中國目前的最新動作緊隨上述規定接踵而至。此外，中國上個月還將包括思科（Cisco）、蘋果（Apple）和英特爾（Intel）的邁克菲（McAfee）在內的幾家美國技術企業從政府採購名錄中剔除。再有，中國最近還根據其反壟斷法對外國企業展開了幾項立案調查。

“問題的關鍵是這種漸進式行動的覆蓋範圍有多廣。”德利斯勒談到。“前段時間的範圍並不大，但人們表示關切的是，資訊披露要求會擴展到更大的範圍。”

遵從，還是不然……

在對抗中國新出現的嚴苛環境方面，技術公司可能並沒有多少選擇。“公司非常清楚，如果他們不進入（中國），他們似乎也無法保留自己的技術。”趙敏淵談到。近來，敏感的技術資訊總是可以通過互聯網洩露出去的，山寨產品不斷出現，她解釋說。“即便你可以將（技術）嚴格保密，可兩年以後，你也不再會是領跑者了。所以，你需要抓住這個機會並快速奔跑。”

有些公司或許可以從加利福尼亞州聖達戈的半導體企業高通公司（Qualcomm）那裡獲得一些啟示，上個月，該公司同意支付9.75億美元與中國政府達成和解，以結束中國對該公司進行的反壟斷法調查。“高通公司每年從中國獲得大筆特許使用權費……（它）非常清楚……中國法律的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到自己的收入。”趙敏淵談到。

趙敏淵談到，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時，還可以選擇捨棄“技術的不同層面”。她解釋說，她注意到，跨國公司雖然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但將技術至關重要的部分留在了公司總部。“除非發明者真的想告訴你怎麼做，否則，專利檔毫無用處，這一點是盡人皆知。”她談到。“企業在這方面有很多選擇。他們可以選擇是否遵從相關法律，因為現在的技術有很多層面，所以，他們也可以選擇如何遵從相關法律。”

技術能力、保護主義和政治

趙敏淵談到，中國的系列行動源于建立對“創新型經濟”以及對“自信的夢想”的渴求。最新的限制性舉措“是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的一部分。” 趙敏淵補充道。

趙敏淵談到，隨著時間的延續，中國在技術上會越來越獨立。“現在，中國已經可以對外國公司說不了。而以前，你必須購買IBM系統（或者）思科系統。”中國保護其國內經濟的渴望則是另一個因素。儘管聲稱自由競爭，“可將你的錢留在你的國家的想法的確極具吸引力……每個國家都曾那麼做。”趙敏淵談到。她談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政治主張差異則是第三個因素。

德利斯勒認為，中國“從美國的政治腳本中抽取了一頁”，中國試圖讓高技術公司披露更多資訊是出於安全的考慮。他談到，美國政府也因為獲取私人電子資料而聲名狼藉。“現在，中國正在起草一項反恐怖主義法規，該法規對恐怖主義會有非常寬泛的定義，而且會讓公司承擔配合調查的很大責任。”他表示，“這在太平洋兩岸都不是什麼新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