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艰难选择

试图与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科技公司，必须在日趋严苛的商业环境和他们无法无视的市场诱惑之间做出选择。

三月中旬召开的中国人大讨论了一个反恐法的草案，按这一法律的规定，在这个国家运营的技术企业必须提交加密密钥并安装安全“后门”。此外，这些企业还必须将其服务器和用户数据留在国内、审查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网站内容，并向执法机关提交通讯记录。新法规将在几周后生效。

“（在中国发展的）增长潜力巨大，对美国科技公司来说，归根结底这是个企业战略的问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赵敏渊谈到。她还补充谈到，在对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的担忧，与不遵守新法规要撤出中国市场之间，企业需要权衡利弊。“利弊权衡是企业最终必须要面对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律和政治学教授、宾大东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主任雅克·德利斯勒（Jacques deLisle）认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包括其巨大的市场、电脑数量不断增长、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以及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任何规模化企业都会告诉你，他们可承担不起不进入中国市场的后果。”他谈到。

赵敏渊和德利斯勒在SiriusXM 111频道沃顿商业广播的沃顿知识在线节目中，讨论了科技企业在中国的新商业环境中经营的得失问题。

中国官员称，这些举措是对最近发生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的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承包商前员工爱德华·斯诺登泄露了一个名为“棱镜”（PRISM）的网络间谍计划信息。然而，美国科技界则从中国的反恐法律中看到了意在让中国本土企业受益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上周，奥巴马总统称，“如果他们想与美国做交易，这是他们必须要改变的环节。”

去年12月，中国出台的最新规定要求向中国的银行销售计算机设备的商家披露源代码、接受审核，并要在其设备上留有安全“后门”，中国目前的最新动作紧随上述规定接踵而至。此外，中国上个月还将包括思科（Cisco）、苹果（Apple）和英特尔（Intel）的迈克菲（McAfee）在内的几家美国技术企业从政府采购名录中剔除。再有，中国最近还根据其反垄断法对外国企业展开了几项立案调查。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渐进式行动的覆盖范围有多广。”德利斯勒谈到。“前段时间的范围并不大，但人们表示关切的是，信息披露要求会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遵从，还是不然……

在对抗中国新出现的严苛环境方面，技术公司可能并没有多少选择。“公司非常清楚，如果他们不进入（中国），他们似乎也无法保留自己的技术。”赵敏渊谈到。近来，敏感的技术信息总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泄露出去的，山寨产品不断出现，她解释说。“即便你可以将（技术）严格保密，可两年以后，你也不再会是领跑者了。所以，你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并快速奔跑。”

有些公司或许可以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半导体企业高通公司（Qualcomm）那里获得一些启示，上个月，该公司同意支付9.75亿美元与中国政府达成和解，以结束中国对该公司进行的反垄断法调查。“高通公司每年从中国获得大笔特许使用权费……（它）非常清楚……中国法律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赵敏渊谈到。

赵敏渊谈到，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时，还可以选择舍弃“技术的不同层面”。她解释说，她注意到，跨国公司虽然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但将技术至关重要的部分留在了公司总部。“除非发明者真的想告诉你怎么做，否则，专利文件毫无用处，这一点是尽人皆知。”她谈到。“企业在这方面有很多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是否遵从相关法律，因为现在的技术有很多层面，所以，他们也可以选择如何遵从相关法律。”

技术能力、保护主义和政治

赵敏渊谈到，中国的系列行动源于建立对“创新型经济”以及对“自信的梦想”的渴求。最新的限制性举措“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的一部分。” 赵敏渊补充道。

赵敏渊谈到，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国在技术上会越来越独立。“现在，中国已经可以对外国公司说不了。而以前，你必须购买IBM系统（或者）思科系统。”中国保护其国内经济的渴望则是另一个因素。尽管声称自由竞争，“可将你的钱留在你的国家的想法的确极具吸引力……每个国家都曾那么做。”赵敏渊谈到。她谈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主张差异则是第三个因素。

德利斯勒认为，中国“从美国的政治脚本中抽取了一页”，中国试图让高技术公司披露更多信息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谈到，美国政府也因为获取私人电子数据而声名狼藉。“现在，中国正在起草一项反恐怖主义法规，该法规对恐怖主义会有非常宽泛的定义，而且会让公司承担配合调查的很大责任。”他表示，“这在太平洋两岸都不是什么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