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是否值得去費心和努力？

就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所進行的談判已經開始快有一年的時間了，也是時候認識到該協定“同時推動美歐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的潛力了。這就是安妮·露絲·赫克斯（Anne Ruth Herkes）和米麗亞姆·薩皮羅（Miriam Sapiro）在下面的觀點文章中所闡述的思想。赫克斯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曾經擔任德國經濟與技術部（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國務秘書。薩皮羅在2009年至2014年期間曾經擔任美國貿易副代表，目前正在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擔任訪問學者。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是否值得去努力和費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美國和歐盟的領導人本周在G7會議上就會有大量艱巨的工作要面對。當他們在布魯塞爾坐下來探討大量的挑戰的時候，應該也包括建立更為強大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的必要性，也就是TTIP。鑒於該談判的一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也是時候強烈地公開表態，該協議不僅僅能推動歐洲和美國的發展，同時也能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的成功簽署將會帶來美國和歐盟之間的更進一步融合。這兩大經濟體佔據了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半邊天，是有著8億消費者的大市場。這種新夥伴關係可以帶來數億美元的新出口，創造數千新工作機會。其目的不僅僅是讓大企業和他們的工人們獲益，同時也是為了給作為兩大經濟體中堅力量的中小型企業造福。

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每日的商品和服務流達27億美元，投資達4萬億美元，提供了1300萬個工作。鑒於這兩大經濟體當前的貿易規模，人們通常詫異為什麼沒有一個全面的貿易框架。如果有那麼一個協議，可以消除工業和農業關稅，改善監管方面的合作，並且應對共同的全球性挑戰。那麼對本地區和其他地方而言，這個協議在減少失業和消除貧困方面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在歐洲眾多地方，年輕人失業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目前沒有看到什麼快速的解決方案。而在美國，近22%年齡在18歲以下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提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正在以令人擔憂的速度發展，但他的資料並不一定支援這種觀點。儘管有關這方面的爭論越來越激烈，但我們可能會錯失減小差距的機會。

我們採取了多種步驟來讓彼此的規章制度更加協調一致，更加透明，讓公眾可以參與其中提出建議，並且對公眾的意見負責。這些舉措也同樣可以給我們的交易夥伴們帶來收益，尤其是那些發展中國家。英德兩國最近的調查研究估計，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可以每年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近1000億歐元（約合1360億美元），讓全球人均收入增加3.3%。在制訂監管規章制度方面更加開放，反應更迅速，這同樣也可以解決歐洲選民們的擔憂。他們在擔心歐盟的公民們會面臨民主赤字的問題。

此外，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在戰略方面也相當重要。儘管目前尚未決定擴大協議覆蓋範圍，但有大量的國家爭先恐後地要加入談判。目前，增加談判桌上的新成員並沒有什麼意義，不過制訂未來增加成員的流程相當關鍵。這標誌著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將會向其他能夠達到高標準的國家開放，這也將有效地激勵那些有興趣加入其中的國家——例如土耳其和可能有意向的烏克蘭——來嚴肅地對待經濟改革和民主原則。

美國和歐盟領導人承諾加倍努力來爭取達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定。這種承諾也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將證實我們的經濟關係與政治、軍事和安全聯繫一樣牢固和持久，共同鞏固我們之間的聯盟關係。反過來看，如果未能就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達成統一，那將嚴重削弱美國和歐盟之間更廣泛的夥伴關係，進一步削弱在世貿組織重新建立多邊主義的前景。

越來越多的錯誤資訊

儘管在經濟、戰略和象徵性上都具有一定的意義，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在美國和歐盟都面臨嚴峻的挑戰。截止目前，國會中大多數人對在11月的中期選舉之前延長貿易促進授權（TPA）表現出沒有什麼興趣，儘管皮尤研究中心（Pew）最近的民調顯示，60%的民主黨和44%的共和黨人都支持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委員會領導人可以努力爭取現在通過一個兩黨共同支持的議案，然後在中期選舉之後再通過，這樣就可以鞏固他們在任期內留下的成就。儘管要完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或正在進行談判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並不一定需要此類授權，但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它標誌著美國對兩份協議的承諾。

歐洲正在忙著應付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所帶來的影響，儘管人們此前曾經預料將出現一股反歐盟的強烈趨勢。關鍵的政府們也許會變得不那麼樂於深化歐盟內部的經濟一體化，其中以法國和英國為甚。事實上，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Merkel）所指出的，目前最好的反應就是將重點重新放在經濟上，以提高競爭力、推動增長、以及增加就業。

但目前談判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關於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定的涵括內容存在越來越多的誤傳。遺憾的是，相比於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的支持者們而言，其反對者們更加具有組織性，也更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有三點尤為頻繁地被重複提出，相當聳人聽聞。歐洲人越來越擔心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會讓他們的市場上充斥著“轉基因食品”，迫使他們吃下轉基因牛肉或用氯氣脫毛的雞。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並非是希望降低品質標準的邪惡市場力量的傀儡。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雙方都將科學和風險評估作為此類決策的惟一合法基礎。例如，歐洲現在允許進口經過審批的轉基因生物，但這個流程相當緩慢，而且摻雜了政治因素。此外，不管是歐洲的馬肉還是美國的李斯特菌食物中毒事件，鑒於兩個市場都出現過食品標籤貼錯和食品污染的事件，消費者應該堅持雙方政府找到更好的方式來進行合作。

另一個會產生誤導的主張就是提高規章制度的一致性實際上是在向下競爭。這個觀點再荒謬不過了。事實上，歐美兩大系統在健康、安全、環境和消費者保護等方面都擁有最高標準。沒有人希望改變這點，他們也不會想著去嘗試改變。真正的挑戰是看我們可以如何更好地進行協調，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和成本，同時維持我們的高標準，久而久之讓它成為全球性的標準。大公司可以有能力在同一工廠內建立兩條裝配線，生產基本上一樣的產品，但發展中市場的公司和歐美的小型企業通常做不到這點。

投資領域是錯誤消息占上風的第三個領域。德國、其他歐盟國家、以及美國已經簽署了數百份協議，投資者僅僅因為他們是外國人而遭到歧視時可以根據這些協定針對該國伸張權力。這些條款並沒有限制政府根據公眾利益來進行公正監管的權力。此外，雙方都願意改善該流程，例如提高透明度和加大對所有輕率舉動的懲罰。但如果將這些內容納入到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中，就會為美國和歐盟未來與其他合作夥伴進行協定談判時樹立重要的先例，而那些合作夥伴的法律系統更加具有問題。甚至是在像美國和歐洲這些先進的司法系統中，仍然在有些地方，外國人可能無法得到公平的審判。

奧巴馬總統和歐盟領導人們應該在G7峰會的會議桌旁清楚解釋為什麼值得去爭取更緊密的經濟合作，而默克爾已經開始這樣來做。奧巴馬也將有機會與其他兩位G7成員國——日本和加拿大——就應該如何來爭取完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進行坦誠地交談，因為這兩個國家置曾經的承諾於不顧，在繼續對國內市場進行保護。不要擔心全球越來越強烈的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危險，G7領導人現在是時候去支持艱巨且勇敢的舉措，來減少他們自身的貿易壁壘，以刺激增長和就業。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戰略夥伴協議——以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命運和我們經濟聯盟的增強都有賴於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