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額信貸（microfinance）是一種通過為窮人——主要是婦女——提供小額貸款和其他金融服務而消除貧困的實踐，這項實踐激起了連篇累牘的新聞報導，格萊瑉銀行（Grameen Bank）于1976年成立之後，該銀行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數十年來，人們對這項實踐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對小額信貸的很多研究，都專注於貸款的有效發放及其對借款人影響的相關因素，換句話說，研究的著眼點是小額信貸運動的財務方面和經濟方面。
但是，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泰勒·懷（Tyler Wry）認為，忽略小額信貸的文化方面——其中包括借貸實踐中男權取向的影響，會使面向婦女——也是小額信貸最初希望的服務物件——的貸款的效用受到嚴重制約。
利用小額信貸資訊交流中心（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彙編的168個國家1,800多個小額信貸機構（MFI）的資料，懷和阿爾伯塔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Alberta School of Business）的趙燕飛（音）（Eric Yanfei Zhao）研究了聯合國、世界銀行和意在為小額信貸機構構建穩定基礎設施的其他發展機構宣導的政策。“我們發現，那些市場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國家，也包括那些資金流入逐漸增加，從而有能力發放更多小額貸款的國家，對小額信貸行動的支持同樣也更多，這很好。”懷談到。“但是，我們還發現，讓一個國家對小額信貸機構充滿吸引力的同樣因素，也會導致這些機構更不願意向婦女發放貸款。”
他和趙燕飛在一篇題為《小額信貸組織在提供資金和社會發展中的文化、經濟和跨國差異》（Culture, Economics, and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Founding and Social Outreach of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的工作論文中介紹了這項研究的初步成果。
兩位作者在論文中指出，“性別不平等是理解小額信貸機構專注點所在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一個有利營商的經濟環境會潛在削弱”小額信貸為婦女賦能（empowering）的目標，而這個效應“會在為婦女貸款的需求最強烈的男權國家得到放大。”
的確，男權觀念越強烈，婦女參與經濟生活的障礙越多，兩位作者談到，他們認為，作為信仰體系的男權觀念，強調婦女的家庭角色，貶低她們接受教育的價值，並禁止她們繼承“可以作為貸款抵押品的財產”。
此外，男權觀念還通過小額信貸機構自身得到了強化：因為高達70%的貸款是面向婦女發放的，所以，小額信貸機構招到女性員工就變得很重要了。女性信貸員“是借款婦女群體的行為榜樣，是婦女賦能實實在在的例子”，論文的作者寫道。此外，“女性信貸員還更容易與女客戶互動，因為她們很容易拜訪客戶的家庭以收取分期付款。”此外，“同種性別還有助於就家庭的財務問題和其他問題展開對話。”
然而，男權國家卻缺乏對女性教育的投資，兩位作者補充談到。這種現狀，再加上阻礙女性在法律、會計和金融等重要領域接受培訓的障礙，就形成了信貸員的工作大部分都屬於男性的結果。“考慮到因為缺乏女性信貸員而導致的向婦女發放貸款的困難，職業培訓的不平等也為在男權國家向婦女貸款製造了障礙。”兩位研究者寫道。
“ 許多小額信貸機構所做的善事很少 ”
正如兩位作者談到的，這項研究富有諷刺意味的是，研究者表示關切的是小額信貸與其目標保持一致有多麼困難。研究者在論文中還寫到，“從某些方面而言，雖然不斷增加的外國投資、低稅率以及支持其發展的法規，為小額信貸機構營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但這些有利條件主要適用於那些“重視財務可持續性而不是社會發展”的小額信貸機構。換句話說，儘管外國投資者聲稱，他們希望提高婦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質，但他們也希望獲得良好的財務回報。然而，為婦女提供貸款的動力，“是通過為被傳統融資管道排除在外的人口提供服務而創造社會效益，可她們之所以被傳統融資管道排除在外，恰恰是因為為她們提供服務無利可圖。”
確實，研究表明，與商業化導向的同業相比，專注于向婦女提供貸款的小額信貸機構，“在財務上可自我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更低，而且要更多地依靠政府補貼。”其結果就是，這樣的小額信貸機構“不太可能成為富有吸引力的投資對象。”作者在這篇論文中談到。
正如懷指出的，“婦女往往是真正的窮人客戶。這也是她們起初對小額信貸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她們自此進入了常規借貸管道。”但是，當金融資本進入這一領域時，因為這些資本關注的是客戶償還貸款時帶來的回報，所以，婦女往往“會被推到小額信貸市場之外。”他補充談到。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採取措施促進創業行為，那麼，在那些你最希望小額信貸機構向婦女發放貸款的國家，你的行為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效應。”他還補充談到，他的研究表明，“如果你只關注小額信貸的經濟方面，那麼，你就會做出會導致意外結果的決策……如果我們都認可小額信貸應該幫助貧窮的婦女打破絕望的迴圈，那麼，當我們貫徹世界銀行和其他機構宣導的經濟政策時，對正在發生的情況進行探討就是很重要的了。（這些政策）確實帶來了一些良好的成果，但是，就婦女的發展而言，它們可能也生產了某些負面效應。”
舉例來說，對小額貸款微觀層面的學術研究表明，與男性借款人相比，女性借款人更可能“創造財務回報，更可能將資金投入家庭，更可能償還貸款。”但在宏觀層面，“產生這些效益的可能性，取決於一個國家中小額信貸組織的普及率，以及它們對婦女貸款的專注程度——目前的研究對這些問題提出的見解還很有限。”論文的作者寫道。
他們認為，“經濟和文化是理解小額信貸機構的興起及其對婦女貸款承諾的重要因素，但它們也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這些結果的產生。”他們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良好的經濟環境之所以會帶來更高的小額信貸機構創建比率，是因為這樣的經濟環境為創建企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過，他們同時也預測說，“男權觀念強烈將會抑制小額信貸機構的創建，同時也會阻礙向婦女發放貸款，因為與性別不平等相關聯的因素，可能會限制人們獲得金融資本、員工和客戶等資源。”
論文的作者還預測說，有利營商的經濟環境，有助於消除男權社會為小額信貸機構的創建製造的某些資源限制（resource constraints），但是，因為“製造了向不那麼貧窮的男性客戶發放貸款的財務誘因，所以，這樣的經濟環境也會放大向婦女發放貸款的壓制作用。”
懷談到，如果你仔細觀察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便會發現，男權確實改變了小額信貸的結果。“你必須同時考慮到等式的兩邊。在很多國家，男權可能正在改變小額信貸的屬性。你可以看到，小額信貸正在加速偏離為婦女提供服務的方向。許多小額信貸機構所做的善事很少。”
懷指出，人們傾向於認為資本是“中性的”，“但是，如果你想在小額信貸上賺錢，你便會發現，資本是個極具戲劇性效果的東西。我們知道，隨著時間的延續，格萊瑉銀行已經變成了一種混合型組織。起初，它是個新穎的組織，而且使命大多集中於社會效益方面。可現在，我們看到，雖然全部小額信貸機構依然是混合型機構，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部分的混合順序已經發生了倒轉。它們在創立之初，是社會公益事業的工具。但現在，它們已越來越多地成了用其社會使命賺錢的機構。小額信貸組織都處於這兩極之間的某個地帶。除非某個國家婦女群體中的窮人比例很低，否則，婦女從中獲得的好處就會趨於最小化。”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很多國家，婦女往往是人口中最貧窮的群體，而男權觀念的存在則使她們的這種地位進一步固化了。懷和趙燕飛在論文中引用了得到廣泛使用的男權定義——“將男性統治地位在構建個體身份、人際關係和大規模制度安排中作為標杆的社會價值觀。”
懷談到，他們的論文首次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社會學分析的結果。“很多論文關注的是單一的國家或者單一的案例。雖然他們的研究結果也很有意思，但他們並沒有總覽全景。我們試圖將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更高層次。”他談到，跨學科的對話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採用不同但互補的研究工具的學者之間展開對話。”
他還談到，除此之外，“就小額信貸作為一個行業應該做什麼，還需要進行冷靜的思考。當這個行業引入商業洞見和敏銳的商業頭腦時，很多討論陷入了對可持續發展和雙贏等情境的老生常談。雖然對全球小額信貸機構的這類研究正在日趨流行，然而這些老生常談掩蓋了一個根本性的緊張狀態——也就是說，社會性企業可以做的工作是有限制的，你不能，也不應該在宣稱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的時候試圖賺錢。”
“有很多人和很多問題是你不能用來從中賺錢的，這些是政府和公共政策需要介入並明確自己主張的領域。”懷談到，“這些領域的目標不應該是鼓勵創新或者冒險精神，而是為人們提供補貼和信心。這也正是尤努斯所說的根本所在。我認為，他一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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