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microfinance）是一种通过为穷人——主要是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而消除贫困的实践，这项实践激起了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于1976年成立之后，该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数十年来，人们对这项实践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对小额信贷的很多研究，都专注于贷款的有效发放及其对借款人影响的相关因素，换句话说，研究的着眼点是小额信贷运动的财务方面和经济方面。
但是，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泰勒·怀（Tyler Wry）认为，忽略小额信贷的文化方面——其中包括借贷实践中男权取向的影响，会使面向妇女——也是小额信贷最初希望的服务对象——的贷款的效用受到严重制约。
利用小额信贷信息交流中心（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汇编的168个国家1,800多个小额信贷机构（MFI）的数据，怀和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 of Alberta School of Business）的赵燕飞（音）（Eric Yanfei Zhao）研究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意在为小额信贷机构构建稳定基础设施的其他发展机构倡导的政策。“我们发现，那些市场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也包括那些资金流入逐渐增加，从而有能力发放更多小额贷款的国家，对小额信贷行动的支持同样也更多，这很好。”怀谈到。“但是，我们还发现，让一个国家对小额信贷机构充满吸引力的同样因素，也会导致这些机构更不愿意向妇女发放贷款。”
他和赵燕飞在一篇题为《小额信贷组织在提供资金和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经济和跨国差异》（Culture, Economics, and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Founding and Social Outreach of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的工作论文中介绍了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
两位作者在论文中指出，“性别不平等是理解小额信贷机构专注点所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有利营商的经济环境会潜在削弱”小额信贷为妇女赋能（empowering）的目标，而这个效应“会在为妇女贷款的需求最强烈的男权国家得到放大。”
的确，男权观念越强烈，妇女参与经济生活的障碍越多，两位作者谈到，他们认为，作为信仰体系的男权观念，强调妇女的家庭角色，贬低她们接受教育的价值，并禁止她们继承“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的财产”。
此外，男权观念还通过小额信贷机构自身得到了强化：因为高达70%的贷款是面向妇女发放的，所以，小额信贷机构招到女性员工就变得很重要了。女性信贷员“是借款妇女群体的行为榜样，是妇女赋能实实在在的例子”，论文的作者写道。此外，“女性信贷员还更容易与女客户互动，因为她们很容易拜访客户的家庭以收取分期付款。”此外，“同种性别还有助于就家庭的财务问题和其他问题展开对话。”
然而，男权国家却缺乏对女性教育的投资，两位作者补充谈到。这种现状，再加上阻碍女性在法律、会计和金融等重要领域接受培训的障碍，就形成了信贷员的工作大部分都属于男性的结果。“考虑到因为缺乏女性信贷员而导致的向妇女发放贷款的困难，职业培训的不平等也为在男权国家向妇女贷款制造了障碍。”两位研究者写道。
“ 许多小额信贷机构所做的善事很少 ”
正如两位作者谈到的，这项研究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研究者表示关切的是小额信贷与其目标保持一致有多么困难。研究者在论文中还写到，“从某些方面而言，虽然不断增加的外国投资、低税率以及支持其发展的法规，为小额信贷机构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有利条件主要适用于那些“重视财务可持续性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换句话说，尽管外国投资者声称，他们希望提高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质，但他们也希望获得良好的财务回报。然而，为妇女提供贷款的动力，“是通过为被传统融资渠道排除在外的人口提供服务而创造社会效益，可她们之所以被传统融资渠道排除在外，恰恰是因为为她们提供服务无利可图。”
确实，研究表明，与商业化导向的同业相比，专注于向妇女提供贷款的小额信贷机构，“在财务上可自我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更低，而且要更多地依靠政府补贴。”其结果就是，这样的小额信贷机构“不太可能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谈到。
正如怀指出的，“妇女往往是真正的穷人客户。这也是她们起初对小额信贷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她们自此进入了常规借贷渠道。”但是，当金融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时，因为这些资本关注的是客户偿还贷款时带来的回报，所以，妇女往往“会被推到小额信贷市场之外。”他补充谈到。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采取措施促进创业行为，那么，在那些你最希望小额信贷机构向妇女发放贷款的国家，你的行为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应。”他还补充谈到，他的研究表明，“如果你只关注小额信贷的经济方面，那么，你就会做出会导致意外结果的决策……如果我们都认可小额信贷应该帮助贫穷的妇女打破绝望的循环，那么，当我们贯彻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倡导的经济政策时，对正在发生的情况进行探讨就是很重要的了。（这些政策）确实带来了一些良好的成果，但是，就妇女的发展而言，它们可能也生产了某些负面效应。”
举例来说，对小额贷款微观层面的学术研究表明，与男性借款人相比，女性借款人更可能“创造财务回报，更可能将资金投入家庭，更可能偿还贷款。”但在宏观层面，“产生这些效益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国家中小额信贷组织的普及率，以及它们对妇女贷款的专注程度——目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见解还很有限。”论文的作者写道。
他们认为，“经济和文化是理解小额信贷机构的兴起及其对妇女贷款承诺的重要因素，但它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这些结果的产生。”他们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良好的经济环境之所以会带来更高的小额信贷机构创建比率，是因为这样的经济环境为创建企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过，他们同时也预测说，“男权观念强烈将会抑制小额信贷机构的创建，同时也会阻碍向妇女发放贷款，因为与性别不平等相关联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人们获得金融资本、员工和客户等资源。”
论文的作者还预测说，有利营商的经济环境，有助于消除男权社会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创建制造的某些资源限制（resource constraints），但是，因为“制造了向不那么贫穷的男性客户发放贷款的财务诱因，所以，这样的经济环境也会放大向妇女发放贷款的压制作用。”
怀谈到，如果你仔细观察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便会发现，男权确实改变了小额信贷的结果。“你必须同时考虑到等式的两边。在很多国家，男权可能正在改变小额信贷的属性。你可以看到，小额信贷正在加速偏离为妇女提供服务的方向。许多小额信贷机构所做的善事很少。”
怀指出，人们倾向于认为资本是“中性的”，“但是，如果你想在小额信贷上赚钱，你便会发现，资本是个极具戏剧性效果的东西。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延续，格莱珉银行已经变成了一种混合型组织。起初，它是个新颖的组织，而且使命大多集中于社会效益方面。可现在，我们看到，虽然全部小额信贷机构依然是混合型机构，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的混合顺序已经发生了倒转。它们在创立之初，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工具。但现在，它们已越来越多地成了用其社会使命赚钱的机构。小额信贷组织都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带。除非某个国家妇女群体中的穷人比例很低，否则，妇女从中获得的好处就会趋于最小化。”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很多国家，妇女往往是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男权观念的存在则使她们的这种地位进一步固化了。怀和赵燕飞在论文中引用了得到广泛使用的男权定义——“将男性统治地位在构建个体身份、人际关系和大规模制度安排中作为标杆的社会价值观。”
怀谈到，他们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社会学分析的结果。“很多论文关注的是单一的国家或者单一的案例。虽然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很有意思，但他们并没有总览全景。我们试图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更高层次。”他谈到，跨学科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采用不同但互补的研究工具的学者之间展开对话。”
他还谈到，除此之外，“就小额信贷作为一个行业应该做什么，还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当这个行业引入商业洞见和敏锐的商业头脑时，很多讨论陷入了对可持续发展和双赢等情境的老生常谈。虽然对全球小额信贷机构的这类研究正在日趋流行，然而这些老生常谈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社会性企业可以做的工作是有限制的，你不能，也不应该在宣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时候试图赚钱。”
“有很多人和很多问题是你不能用来从中赚钱的，这些是政府和公共政策需要介入并明确自己主张的领域。”怀谈到，“这些领域的目标不应该是鼓励创新或者冒险精神，而是为人们提供补贴和信心。这也正是尤努斯所说的根本所在。我认为，他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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