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籌資組織”的潘君慧暢談新一代社會責任投資

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在《紐約客》發表了題為“美國的樊籠”(The Caging of America)一文，文章描繪了美國監獄體系的死亡統計人數及花費，勾勒出一幅令人堪憂的景象。高普尼克在文章中指出，1980年至2010年間，美國入獄率增長了三倍以上，從每10萬人中220人入獄增加至每10萬人中731人入獄。“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接近過這個比例，”他寫道。

潘君慧是總部設在波士頓的社會籌資組織的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最近召開的沃頓社會影響大會期間，她在主題演講中引述了高普尼克的這篇文章。“有一大批人是被社會忽視的，”潘君慧說道。去年年初，她退出諮詢行業之後，成立了總部位於英國的Social Finance, Ltd.的姐妹組織，旨在説明這些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士。她瞭解到，讓人們關注罪犯一事困難重重，但這是她創立非盈利組織的使命之一，而該使命有可能會打破現有的公益基金模式。

潘君慧認為，鼓勵華爾街與非盈利組織和政府聯手，將有助於解決重大的社會問題，比如日益增多的監獄人口乃至長期存在的無家可歸者問題等。一種名為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的公私投資工具體現的正是該組織戰略的核心，最近召開的沃頓社會影響大會(Wharton Social Impact Conference)期間，潘在主題演講中力推此種理念，此次大會的主題是“深度分析社會變革企業”。

社會效益債券(SIB)又名“基於績效給付的債券”，它實質上是一種金融工具，投資者可以投資那些實施公益專案的非盈利組織的營運資金，通過此種方法讓公益部門與資本市場進行掛鉤。如果非盈利組織達到預先設定的衡量標準，並且實現了公共部門節省款項的目標，政府則向投資者支付本金和一定的投資回報。但是，如果未能達到節省款項目標，投資者就無法得到回報。因此，從投資風險角度來看，這些金融工具更像是股權投資而非傳統的債券認購。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的2012年預算提案對涉及社會效益債券的各類試點專案撥款1億美元。

“社會效益債券的將會帶來大量商機，”潘君慧說道，她還指出，公私投資工具為公益部門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提高了責任度。她補充道，如果行之有效，將會取得多贏效果。

“ 吃錯藥 ”

但是，將政府節省款項的一部分直接交給投資者，這對於一些人而言可能難以接受，潘君慧也意識到了這點。“我們經常聽到各種批評，”她說道，但最終，“沒有人因此而致富。”儘管有一些公益組織試圖解決很多社會問題，但是，應對所有問題的慈善基金或公眾意願仍顯不足，她指出。總部設在美國的社會籌資組織成立於去年2月，在談及社會效益債券的理念時，潘君慧笑稱這是“吃錯藥”了。“社會效益債券是簡單而講究的理論，”她指出。

她初次接觸到社會效益債券是在倫敦的社會籌資組織工作期間，這是債券模型的前身。2010年，這家英國組織在英格蘭彼得伯勒的一家監獄推出了試點項目。其投資目標是説明減少前科囚犯的返獄率，從而減少納稅人的成本。一年之內，英國約有60%的犯罪分子重新犯罪。

在眾多投資機構當中，洛克菲勒基金會向某債券投入了800多萬美元，用於資助向出獄囚犯提供諮詢、住房和就業服務的社會公益組織。如果該專案將監獄重返率降低7.5%以上，英國政府將向投資者提供最高達13.5%的回報。如果重返率降低比例不足7.5%，政府就不向投資者提供回報。

起初，潘君慧對社會效益債券理念持懷疑態度。“我一開始聽說這種債券的時候，我想，這是真的嗎？這好得難以置信。政府獲得節省款項淨額，但是所有財務風險都置於私營部門？聽上去像是旁氏騙局，”她諷刺道。

但是，很快她就相信這不是投資騙局，而是一種創新的社會責任投資模式。“傳統的資本市場在社會進展中發揮著[推動]作用。我們面對的是大量的社會問題。傳統的政府資助和公益基金是不足夠的。”

中年轉機

祖籍香港的潘君慧畢業於哈佛學院經濟學專業，後在哈佛商學院取得MBA。她擁有很特別的工作背景，橫跨非盈利組織、商業和投資領域。在美國成立社會籌資組織之前，她是巴特農(The Parthenon Group)的董事總經理，這家全球戰略諮詢公司是她一手創建的，從事的是非盈利活動。期間，她擔任基金會和非盈利組織的顧問，説明制定戰略、企業社會責任、知識發展和創新。她還在惠靈頓基金管理公司和麥肯錫任職，擔當羅伯特-甘迺迪司法和人權中心(Robert F. Kennedy Center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等組織的董事會成員。

她在巴特農工作了近12年，主要負責建設和擴大公益組織的規模，之後，潘君慧意識到，“步入中年，我要問我自己，‘我打算餘生一直做私營部門的顧問嗎，還是應當真正做一些什麼事？’”

13個月前，她義無反顧地退出諮詢行業。

潘君慧認為，社會效益債券是資助社會公益項目和投資的全新思路，而且誕生的時機恰到好處。她列舉了一系列因素，指出創建社會效益債券是“完美風暴”，這些因素包括政府削減開支，以防止資金流入預防性專案，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尋求管道來資助解決社會問題，以及接近零利率的投資環境。

公益基金在資助非盈利組織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是要想應對日益增加的社會問題，這些資金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在經濟艱難的時候，潘君慧指出。她強調道，如果政府打算涉足社會籌資組織的潛在目標問題的話，關鍵在於預防，包括長期無家可歸者，青少年犯罪及成年人犯罪，以及低收入老年人群體等問題。“我們試圖將本-佛蘭克林的格言商業化，‘防範勝於補救。’”她補充道，當前的現實社會已經將注意力完全轉移開去，因為“安全網開支已經將所有預防性開支徹底推開。”

官員相互推諉

社會效益債券和撥款或公共部門基金不同，因為它們可能會產生回報，這些回報可以重新被投入公益事業。社會籌資組織扮演的是介於所有專案干係人當中的仲介角色，這些干係人包括投資者、非盈利機構、政府及社區，同時對非盈利組織進行調查，確保他們可以應對挑戰及實現他們對地方政府承諾的結果。“我們提供監督、解決方案和行動修正。我們聘請協力廠商作為獨立評估方”來決定非盈利組織何時達到了特定的衡量標準及節省款項，她指出。

有批評意見指出，政府不需要這類仲介，社會問題應當由政府自己解決，對於這些意見，她指出當前存在的政府效率低下的問題，以及有些政府官員企圖互相推諉的短視思路。“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讓下一屆政府來考慮這個問題吧，我要處理的問題已經夠多了。’”

社會效益債券也伴有風險，潘君慧在演講中總結了這些風險：

• 干預模式風險：如果非盈利組織的調查不夠謹慎，該組織用來處理特殊問題的模式可能無法產生效果。
• 執行風險：缺乏溝通，衡量負擔或無法獲取服務效果的可靠資料，都有可能使項目失敗。
• 仲介風險：如果項目進展期間，中間人無法承諾長期投入，就可能給項目帶來負面影響，特別是，如果這些人員無法籌集到資金及管理整個過程。
• 政治風險：即便節省款項目標已經達到，政府也可能會不支付回報給投資者，回報也可能會受年度經費不確定等政治因素牽制。

潘君慧指出，社會效益債券需要真正的承諾以及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充分認可，但是，她強調說，社會效益債券的收益遠遠大於風險。此時此刻，美國的社會籌資組織還未給投資者提供保障。“我們正在和很多投資者討論，但這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直到我們有了具體的風險回報參數，制定了風險投資協議，否則我們跟投資者簽署協議的時機還不成熟。”

她的團隊希望開展的首個專案，是解決麻塞諸塞州的青少年犯罪和長期無家可歸者問題。上個月，共同基金發出了資訊徵詢，目的是讓專注于業績的金融組織提供意見，關於如何實施社會效益債券的方法。社會籌資組織提交了一項提案，潘君慧希望麻塞諸塞州專案能讓她有機會展示社會效益債券理念的強大威力。“如果我們的專案成功，就能節省大筆資金，很多人將會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