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在歷史上著名的華盛頓福特劇院，來自不同領域的精英領袖登上演講臺，表達他們對領導者品質有何看法。他們之中，包括新澤西州州長克裡斯·克裡斯提（Chris Christie）、《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裡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以及諾貝爾獎獲得者艾哈邁德·賽維爾（Ahmed Zewali）等。所有七位嘉賓都贏得了2011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領導力中心”與《華盛頓郵報》聯合評選的“美國傑出領導者大獎”。這一獎項旨在表彰那些激勵人們“合作共事、共建偉業”的人士。
“我們應該讓更多人看到，那些改變我們生活的人究竟為何被稱之為榜樣，”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沃頓領導力與變革管理中心（Wharton Center for Leadership and Change Management）主任邁克爾·尤西姆（Michael Useem）這樣說道。他是該獎項評審委員會的一員。“發現領導者因何當之無愧，是一種傳達資訊的方式，讓我們所有人思考自己的發展道路，思考領導者所看重的是什麼。”尤西姆指出，這一獎項的評選標準反映出學術領域對領導力特質的研究：強調戰略思考和任務設定，超越個人利益，激勵他人行動起來。
七位“美國傑出領導者”分享了各自對領導力的智慧，甚至有一些非常個人的看法，是什麼激發了他們對工作的熱愛、公眾生活帶來的苦惱。他們的觀點中有一個共通之處：處於領導地位的人一定要顧全大局，勇於犧牲小我。以下是各位獲獎者的觀點：
克裡斯 · 克裡斯提州長 ：因為接過華盛頓政客留下的爛攤子而在美國政界引起關注。作為一位與民主黨州立法機關共事的共和黨州長，他從2009年接任這一職位以來，成功降低了本州的財政赤字。他說：美國財政危機“是每個人的領導失職”。對於奧巴馬總統，他的評價是“我不認為他對如何行使行政管理權有多少主意。你必須深入一線。但是在債務和赤字對話中卻完全看不到他的存在。”
贏得公眾信心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說真話”，克裡斯提說道。“風格也是一部分。偶爾娛樂一些並無礙。”但是當被問到哪些政客沒講真話時，克裡斯提一語雙關：“我們只有20分鐘的時間。”
近期風傳克裡斯提有意參加2012年總統大選，但他卻一再表示自己無意為之。“競選總統歸根結底還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他指出，“你必須感到自己絕對做好了準備，（感到）這是你必須做的事情。如果我沒有這種感覺，就沒有義務僅僅因為自己看到一個政治機會而做這樣的事情。”那麼以後會不會有此感覺？他又說道：“我以後可能會反悔。我可不知道自己以後會是什麼感覺。”
希拉 · 貝爾（ Sheila Bair ） ，曾在2006年到2011年7月間擔任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董事長。金融危機期間，她不顧華爾街的反對，採取措施保護美國儲戶的利益和整個金融系統。作為土生土長的堪薩斯人和前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多爾（Robert Dole）曾經的職員，她在自己的員工中卻頗受歡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是美國政府中最令人快樂的工作單位。貝爾說，領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明確使命，闡明目的。”而在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來說就是保護美國儲戶。當前最需要進行的財政改革就是“要敢於讓銀行倒閉，”她指出。“市場需要認識到這一點。大本身並不是壞事，但應該是市場力量使然，”而不是監管保護網的結果。
不論是貝爾還是克裡斯提，都對外貌在公眾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敏感。貝爾描述自己曾花兩個小時的時間為《Vogue》雜誌拍攝照片，當時她還在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工作。但最後卻被告知這一專訪只會線上發佈，而不是在印刷版上。隨後，有的人在博客上戲謔稱她不夠吸引人，所以無法登上時尚雜誌。克裡斯提則嘲笑那些說他太胖、沒法競選總統的人：“這可真愚蠢，”他說。“這是偏見與愚蠢的最後殘餘。”
傑瑞德 · 科恩 (Jared Cohen) ，搜索巨頭谷歌公司的智庫“Google Ideas”的負責人。他是美國國務院有史以來最為年輕的政策規劃成員。科恩認為，是社交媒體的力量推動了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之後的大規模示威，然後又是“阿拉伯之春”。在回顧是什麼讓他頓悟了科技與自由的關係時，科恩描述了他研究生時去伊朗旅行的經歷。他關注到伊朗年輕人通過“藍牙”互發短信。而在美國，“藍牙”通常是在開車時需要接聽免提電話時才使用。2009年，伊朗政府關閉了網路和短信通信，唯一有用的就是“藍牙”這種點對點標準，它並不用經過電信提供商進行發送。科恩問伊朗年輕人是否擔心被發現，他們說道：“不用擔心，國內30歲以上的人沒有懂得藍牙的。”這一經歷促使他“從一種新的方式審視領導力問題。”
在穀歌公司，科恩也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他從40個國家召集了84個曾經的極端分子來公開反對極端主義。“沒人需要費力組織他們，因為這太冒險了，”科恩表示。年輕人之所以加入極端組織，原因“和意識形態沒有關係，只不過是（有）不滿情緒——孤立、排斥、破碎的家庭、在學校被人作弄、沒有其他選擇。”年輕的極端分子告訴他，“如果有人能給出一個不要加入的原因，他們一開始就不會。我們錯過了一個機會埋下質疑的種子。”除了在穀歌工作，科恩還希望把誤入毒品、人販子和其他非法網路中的非傳統人員組織起來，利用透明性和科技來曝光、削弱這類網路。
弗裡曼 · 洛堡斯基（ Freeman A. Hrabowski, III ）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校長，“Meyerhoff Scholars”計畫聯合發起人。該計畫旨在幫助有潛力的少數族裔學生掌握必要技能，攻讀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學位，從而培養出大量取得這些領域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學生。洛堡斯基說自己是跟隨馬丁·路德·金開展民權運動的“兒童領袖”，他的工作是“教育兒童，傑出並非只有富人才能做到。”
洛堡斯基指出，年輕人成長過程中在國外的時間越長，他們就會越努力。在其他人的工作道德中耳聞目染，能幫助美國學生專注于用功。他對比了兩名在學校的尼日利亞裔學生。其中一人在本地長大，另一人卻回到拉各斯讀寄宿學校。在美國長大的學生見到校長時會說：“好啊，博士！”而拉各斯回來的學生會說：“您今天怎麼樣，先生？” 洛堡斯基指出，換句話說，他就是在問：“我能跳多高？我準備好努力學習了。”
邁克爾 · 凱撒（ Michael Kaiser ） ，約翰·甘迺迪中心表演藝術部負責人。他從四歲起就知道，自己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藝術界領袖”。凱撒先後在Alvin Ailey舞蹈劇院、美國芭蕾劇院和其他藝術機構工作，但他真正的靈感來自南非Market Theatre 劇院的創辦人——Barney Simon。他在將音樂劇《奔向驕陽》（Sarafina）、阿索爾·富加德（Athol Fugard）的劇作介紹給世界觀眾的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凱撒說：“領導者並不是要為自己謀利，而是（要）製造變革。”
凱撒接受了甘迺迪中心的藝術職位，但並不需要為觀眾帶來他們已經熟知的東西。“絕大多數人在被問到，他們最好的藝術體驗是什麼？都會說是讓他們感到驚訝的東西。”凱撒指出。他舉例說，甘迺迪中心兩年前舉行的“阿拉伯文化節”賣出了90%的票，藝術家都幾乎是不為觀眾所知的。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 · 克裡斯托夫（ Nicholas Kristof ） 兩度獲得普利策獎。他一直希望“把原本不引人注意的事情拿到聚光燈下，最終提上議程”，才能讓“早上讀報的人把咖啡都灑出來。”1984年加入《紐約時報》以來，他曾與妻子Sheryl Wudunn共同贏得普利策獎。2001年成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以後，他又因為報導蘇丹達爾富爾危機、人權和其他主題而二度獲得普利策獎。作為青年記者的他曾在訪問柬埔寨期間認識到人販的恐怖。在那裡，他親眼看到被拐騙的女孩被拍賣。克裡斯托夫生長在俄勒岡州一家養羊和種植櫻桃的農場。農場歸他父母所有。他就讀於波特蘭州立大學，初次打開了看看外面世界的一扇視窗，並堅定了他利用教育促成改變的信念。
艾哈邁德 · 賽維爾 （ Ahmed Zewali ） ，諾貝爾獎獲得者，加州理工學院化學與物理學教授。1967年，他從祖國埃及來到美國，並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在亞歷山大和羅賽塔兩地間長大成人，並依靠獎學金進入亞歷山德里亞大學。他“所有的願望就是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回憶自己在埃及度過的青年時代，他談起了20世紀60年代總統納賽爾統治期間的生活：“整個國家如在夢遊。”賽維爾後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以及目前的加州理工學院獲得教學職位。1999年，他因成功拍攝到一百萬億分之一秒瞬間的原子的運動情況而榮獲諾貝爾獎。十年之後，奧巴馬總統任命他為首位出使中東的美國科學大使。
“我們不能因為個人得失而限制了夢想。”賽維爾說道。“最令我糾結的夢想就是：埃及實現變革，重拾往日輝煌，參與到現代世界中。只有依靠教育領域的文藝復興，我的祖國才能成為一個知識型社會。”
在被問到領導者的熱忱來源於何處時，他說：“這多少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東西，被我們的師長、父母所塑造、所打磨。某種……內在的東西讓（這些領導者）比別人夢想得更多。”對於如何才能贏得諾貝爾獎，他指出：“如果你真的想要贏得諾貝爾獎，你不會獲獎，科學類肯定是這樣。如果你隨它去，發展自己的熱忱與關注點，你或許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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