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缪尔是野生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该组织致力于保护南非野生环境和野生动物，并为南非居民提供环境教育和培训。野生基金会于1974年由南非野生保护员伊恩•普雷耶(Ian Player)成立，与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WILD基金会是姐妹组织，后者致力于通过公共政策、研究和实地项目以及培训保护区管理人员来促进环境保护。
缪尔是今年六月召开的2013年沃顿领导力研讨会(Wharto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上的发言人之一。在沃顿知识在线最近对他的一次访谈中，他谈到了野生基金会将社会项目融入其使命的成功经验，以及南非种族隔离遗留问题对基金会工作的影响。另外，他还谈论了环境保护在非洲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下为编辑过的访谈内容：
沃顿知识在线： 您是如何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您一开始又是如何接触到野生基金会的呢？
缪尔： 从小我就对野外的世界抱有极大的热爱。我觉得，一个生活在非洲的人不可能不为这里的景色和野生动物着迷。这是对我最初的吸引力。长大之后我开始发现，或许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以及我们的各类保护区不仅是一种媒介，还可以将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或许甚至可以为我们国家、非洲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社会性挑战做出贡献。
沃顿知识在线： 在担任执行董事之前的13年间，您一直在接受野生基金会创始人伊恩•普雷耶的指导。您从他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缪尔：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认为对导师来说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你要准备好与受指导者建立深厚诚实的关系。人们似乎常常忘记，指导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行为。
伊恩很擅长这一点。他对开诚布公的交流方式非常接受。我不仅从他的伟大之处学到了很多，他犯过的错误也同样让我受益匪浅。他是世界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可以称得上是当今世界的约翰·缪尔。他拯救了白犀使其免遭灭绝。不过他又是一个十分有人情味的人。我想这会让你更加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沃顿知识在线： 如今在深入一项职业或进入一个专业领域时，年轻人或者其实是所有人得到的一条重要建议，大概就是要去寻找一位导师。在如何寻找正确的导师这一问题上，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缪尔： 首先呢，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中，我都是鼓励导师制的。我认为，不管年龄大小，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导师的指导。我们应该看到它巨大的积极作用和促进作用。这么做肯定一点儿坏处也没有。
至于如何寻找导师，我的建议是，你必须找到一个你尊敬的人。受指导者能够自然而然地尊敬导师，这一点至关重要。信任是靠培养起来的。你也许不会察觉到这样一种信任的存在，但是我想如果你尊敬某个人，那么信任他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双方这种奇妙的关系决定了指导的深度以及带来的影响。
导师需要有时间进行指导，这是一种承诺。双方需要彼此非常了解指导的过程、指导的目标及会面的频率。在开始指导之前，双方需要就承诺达成一致。这并不是一周就能完成的事情。我建议双方的承诺至少维持一年，这样的指导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而且经常会改变人的一生。
沃顿知识在线： 让我们再回到野生基金会的话题上，这些年这个组织的使命似乎在不断地增加，从自然保护到又增加的与青年和教育项目以及领导力项目有关的倡议。是什么样的理念推动着它不断扩展自己的使命？您认为这些使命是如何相辅相成的？贯穿这些使命的主线又是什么呢？
缪尔： 我只是不相信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非洲，你可以不考虑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各个方面就能保护环境。环境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问题，还有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影响。所以说，如果不与未来的领导者形成良好的关系，不为公园、野生动物、犀牛，以及任何作为所谓的野生保护员想要保护的东西设立管理员和大使，你认为在未来有谁会去保护这些自然资源？
这基本上就是野生基金会的理念，即我们必须关注环境和人。为了给未来设立管理员和大使，我们需要加入人的因素。我们需要设立各类项目，去适应不同利益以及受影响的各方和各类群体，让他们最大程度地理解并影响环境，并在之后反映到他们的工作中去。无论他们是农民、生活在自然保护区之外的社群、政治家或是学者，我们的项目都需要适应你所谈到的目标市场。但是我们认为真正需要适应的其实是不同的领导团体，即社群领导者、学术领导者、媒体领导者、商业领导者以及政治领导者。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针对所有这些不同的目标团体创立项目，根据他们居住地点或职业的不同，让他们获得一种对自然的个人直接体验，而之后他们就能够将这种体验应用于他们所参与的任何职业或工作中去。这就是我们为地球环境创造未来的方式。我没有必要劝说那些已经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人们。因为那很容易。在环保人士面前谈论环保对我来说非常容易。不过，如果一个群体对环保问题犹疑不定，对人类甚至整个地球面临的问题也犹疑不定，那么与他们对话就另当别论了。
沃顿知识在线： 你们的组织是如何确定所承担的各类项目并为其制定战略的？怎样才算作成功？
缪尔： 这个问题问得好。像这样一类问题总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项目的来龙去脉和工作环境。在南非，我们开展的项目生动而灵活。我们面对的是艾滋病一类的巨大社会挑战。所以显而易见，最初的规划是针对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开发项目，因为这样会获得推动力，获得支持、伙伴关系和资金来源，而且有希望的话还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这些项目很容易被主流接受。这都意味着规划过程必须相当的灵活，因为这些问题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而且没有什么共性可言，因为我们显然是在与不同的目标市场和群体讨论不同的问题。
可以拿艾滋病为例，艾滋病能够影响一切。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在南非的环境保护区，每年都有3%的工作人员因患艾滋病而丧生。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培训一名野生保护员需要五年的时间，考虑到所需的培训和投资，一年中我们国家就会损失相当大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更不用说这一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对自然环境、社区和这些人的工作地点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很显然，任何能够减少感染艾滋病人口的影响，任何能够减少死亡人数的影响，以及任何能够让不同社区更加清楚当前所有这些进展的影响，只会让环保事业更加蓬勃得发展。这也可以让他们了解，我们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真的关心。我们不仅仅关心野生动物；我们也不仅仅关心自然资源，我们关心的是所有的生命。而这些就是我们试图传递并努力传递的信息。
从战略规划来看，这的确需要全盘的考虑，需要开发对保护区能产生实际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一个看上去不错的高校项目，或者只是在书本或论文中描述得很好的项目，那么就没有任何开发的意义。我们必须进行对它进行检验，必须在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中检验它是否有效。
沃顿知识在线： 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有哪一项倡议没有成功实施或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从中您学到了什么？或者说，您是如何重新规划扭转情况，让它更有效的？
缪尔： 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南非刚刚步入民主。那时我们刚刚有了选举，有了新的政府。但不管你相信与否，我们面对的一项挑战是，当时国家有92%的人从未去过公园、保护区或自然区域。现在，对于南非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会让人难以相信。不过这是种族隔离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当时有一条法律规定禁止南非黑人进入南非的大部分地区。所以我们立即着手应对这一遗留问题。
我们曾开展了一个项目，将年轻人带到山上，带到自然区域，我们几乎组建了黑人登山俱乐部，以便让他们能够安全地进出这些自然区域。这就是我们的想法，而我还面对着两项挑战。首先，我需要找到这些项目的供资渠道。其次就找到实现的方法。我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只是想，“好吧，我只需要找到一大批环境教育机构，让他们带这些年轻人到山上去。”但我没有想到这样做也会遇到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许多年轻黑人都不愿意与环境教育机构的白人工作人员一起登山。于是，我不得不改变整个思路，围绕这个项目进行再次进行规划。
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法是设立一个青年领导力志愿者项目，将来自城镇的青年领导者培训成为向导。我们确实会给他们做向导培训，教他们如何做向导。这样一来，他们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主导者，几年来带领上万名青年攀登桌山。这个项目现在仍在运作，而且效果良好，不过由黑人青年志愿者领导来自城镇的黑人青年，这形成了一种很牢固的同伴指导关系。青年人能够与导师和中间人产生共鸣，设想一下，这样带来的指导力度和影响会有多大。我想这能够作为我们遇到问题的一个案例，也大概可以算作是我们成功解决问题的一个案例。
沃顿知识在线：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与种族隔离有关的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对你们各种项目的影响上又有怎样的变化？
缪尔： 我想这个问题与这样一群人相关，他们能够对项目有清楚的认识，或者清楚项目所期望带来的影响，认清我们想做的项目的本质，而且能够相信它们。打个比方，在美国，虽然内战显然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但它的影响却依然存在。而种族隔离的影响也势必延续到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肯定是这样。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永远不能忘记。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开发一些具体的项目，让人们看到它们的影响力并参与其中。如果你有所隐瞒，或是在项目准备过程中没有表达出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一些过去的遗留问题就会干扰你。“你为什么隐瞒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保守这样或那样的秘密？”所以说最好把你要做的事情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人们了解以后就会接受你了。
我想现在南非也有成百上千万的年轻人是所谓的“生而自由者”，包括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在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年代。他们是1994年以后出生的。我想，他们中大概有600万人现在将有机会第一次行使投票权，这是第一代人的第一次投票，他们可以在没有种族隔离的时代行使投票权。。我认为他们的投票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所讨论的是教育程度更高、更具有意识的一代人。我想关键应该是透明度和开诚布公的态度，以及确保他们对项目过程的信任。
沃顿知识在线： 非洲大陆和南非都在经历一个急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时期。您认为这为该地区和野生基金会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又有哪些随之而来的挑战呢？
缪尔： 伴随每个机遇而来的当然还有挑战。我认为我们面对着巨大的机遇。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领域蕴含着机遇。我觉得过去十年中，一些最大型的气田和油田都是在非洲和非洲附近发现的。矿藏和自然资源领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高科技和移动通信产业也在不断发展。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面。我认为，非洲在过去十年中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5%。这些都是十分惊人的数字。
但是问题在于，非洲整个教育水平令人堪忧，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贫困人口与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自然资源勘探也存在问题。我们需要确保环境立法方面的政策、法律和法治得到遵守，确保勘探工作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犯一些，很抱歉，我想说像中国一类国家所犯过的错误。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但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解决。非洲不能犯同样的错误，虽然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在寻求就业和增长的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保护环境。
非洲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作为非洲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野生基金会必须理性地提出环保诉求，帮助引导政府和公司企业，并组建一支了解环境问题并能帮助开展环保行动的核心队伍。我们必须牢记，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可能会对非洲大陆造成最严重的影响。因此，在经历这一重要发展时期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一点。
民间团体在整个非洲未来的民主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对非洲转向良好发展也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们需要民间团体在人权、减贫、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所有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并不断加深其参与程度。希望通过国际方面的施压，这一想法可以实现。
沃顿知识在线： 让我们回到领导力的话题上，您在领导时遇到的最棘手的挑战是什么？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缪尔： 我认为领导者之所以为领导者，就是因为他需要去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则会交由其他人去处理。领导者处理的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和挑战。我认为领导力大部分体现在处理人事以及人事相关的问题上，特别是在非政府组织中，我们没有很多资金来聘请专门的人事主管和设立专门的人事部门。非政府组织的人事问题经常交由行政领导来处理。
但是作为领导，你也会遇到各种风险，会面对很大的财政压力，当然也会有很多机遇。我觉得作为首席执行官，我必须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就是目睹南非的改变，意识到社会和环境问题不可分离，意识到我所接管的是一个环保组织而不是社会组织，但又意识到为了这个组织的未来，我需要培植有效的社会理念和项目，并说服我周围的每个人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接下来，就是在实施方面起到领导作用。
沃顿知识在线： 对于想要进入这一领域的人来说，您会提供怎样的建议呢？
缪尔：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域，因为你想进入的这个领域是我认为你能够从事的一项最崇高的事业。这会对地球产生全面的影响，真正确保即使面对任何挑战，我们的社会和事业也会不断前进，确保有一种声音、一种主张和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关注环境、社会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参与和宣传这项事业是一件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你需要进行全局性的考虑并且拥有开放的思维，不能封闭。你需要具备交流的能力，能够接受和谈论一些可能你不喜欢或不愿听到的话题。但同时你又必须为大局着想。
我们正处于一个面临巨大威胁的历史阶段，而这些威胁又是由我们一手造成的。地球上有1300多万种生物，人类只是其中之一，然而在过去的150年中，我们对其他1300多万种生物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40年后它们当中的20%将濒临灭绝。
但是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毕竟这很有可能发生，那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物种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它们不复存在将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是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支持系统。那么，如果我们的生命支持系统中有五分之一的生物都将灭绝，这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将这一问题看作进入这一领域的人们所要面临的积极挑战，想方设法让人们了解这一情况并马上开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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