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向二氧化碳——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的战争中，税收退出了，作为在美国国会中不断前进的关键法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ap and trade）（也称为“限额和交易”制度）披挂上阵。
但是，这种打了折扣的提案会奏效吗？
大多数专家认为，如果最后的计划没有太多的漏洞，同时，能促使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尚未赶上应对全球变暖潮流的主要碳排放国家采取相似的行动，那么，这项提案就能奏效。
“我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议案会取得成功吗？我认为会。”沃顿商学院荣誉教授、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可持续发展教授保罗·克林多佛尔（Paul R. Kleindorfer）谈到。“标准很高。”沃顿商学院商业和公共政策学教授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补充说。“如果你认为在清洁环境上值得大笔投入，那么，这就是一个你会表示支持的议案。”
5月21日，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the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通过了长达930页的一项提案——《美国气候和能源安全法案》（American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 Act，简称ACES），该项提案称，到202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削减17%。怀特估计，如果该项提案现在提出的减排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美国的电力成本将会上涨5%到20%，而在那些依靠火力发电的地区，电力成本则会上涨更大幅度。他谈到，每个家庭每年的平均花费将会增加100美元到150美元，汽油的价格每加仑会上涨20美分，一般家庭每年的花费将会增加150美元。
这项民主党表示支持但受到共和党反对的提案，要想最后通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需要与2008年引入的环境保护措施混合到一起。但是，各种提案似乎解决了两个颇具争议的议题：同意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而不是征收“碳税”（carbon tax）；无偿为大部分污染物排放核发许可证，而不是采用拍卖的方式。
很多专家认为，这一称之为“ACES”的办法，是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位列第三的优秀手段，排在税收政策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这两个办法需要污染物排放者为获得排放许可付费——之后。但是，很多人认为，不需要经由拍卖过程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是在政治上最可行的选择。
遭遇越轨行为
然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机械工程和应用力学教授诺姆·利奥尔（Noam Lior）说。他谈到，排放监管的质量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项提案“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非常坚实的一步，但是，还远不够理想。它还相当混乱，而且会遭遇很多越轨行为。”他在谈到很多企业会尽力避开这些规章制度时说。
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现在，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而罪魁祸首就是煤炭、石油和其他矿物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加广泛地采用风能、太阳能、核能以及地热能等无碳替代能源，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但是，人们认为，在数十年之内，含碳燃料对全球经济都还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家和决策者一直在探求减少对含碳燃料的依赖性，同时能减少使用这些燃料时碳排放量的途径。
最简洁的方式就是针对碳排放征税，从而，给制造商、发电企业、汽车车主以及其他能源使用者以金钱上的刺激，促使其减少碳排放，或者在清洁能源技术上投资。
对管理者而言，征收碳税非常简单，同时，政府还能将征收碳税的收入用于支持环境研究，或者用于为那些因为燃料价格上涨而受到损害的人——比如，穷人——提供援助。
“如果你从纯学术和纯经济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基本议题，那么，在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前提下，很多人都会支持征税。”沃顿商学院全球环境领袖计划（Initiativ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负责人埃里克·奥兹（Eric W. Orts）谈到。“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课征税收需要讨论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征税现在并不可行，理由有很多。首先，‘税收’在美国一个低俗的字眼。”
此外，无法确保税收收入不会被挪作他用。
“‘山姆大叔’一进入这个过程，就会出问题，尽管我是‘山姆大叔’的超级粉丝。”克林多佛尔谈到。
对很多人来说，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是个更合意的选择。“作为一个政治手段，这个制度确实很好。”怀特说，他谈到，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看起来并不像是税收，尽管像税收一样，这个制度也会增加能源成本，不过，污染物排放者可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要想让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取得成功，就一定要提高人们的燃料支出，否则，人们就不会有减少排放的动机。但是，比起政府强制征收某项税收来，向公众推销一个“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要更容易些，克林多佛尔谈到。
在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中，政府会为碳排放设定限额——也就是上限（caps），同时，分配“信用”（credits）（也称为“额度”），允许工厂、炼油厂以及其他能源用户排放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通常情况下，一个信用单位意味着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的权利，相当于燃烧100加仑汽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最初，85%的信用额度会被免费分配，这些信用额度仅限于分配给电力行业、汽车制造商和石油炼制企业等特定行业，其余的信用额度则会以每个信用单位最低10美元的价格拍卖。
那些能找到比它们允许的排放量排放更少的公司，可以将自己多余的信用以市场价格，卖给那些减排过于困难或者代价过于高昂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意味着，减排是由那些能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排放量、使减排对自己产生的经济影响最小的企业实现的。数年以后，排放量的上限会逐渐降低，通过拍卖卖出的信用则越来越多，随着信用供应的逐渐减少，信用的价格则会可能会逐渐上涨。
在美国，为了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使其排放水平降低到1980年排放水平的一半以下，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已经使用了近二十年。
“这个制度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成功的环境保护措施之一。”怀特谈到。“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一致。”利奥尔谈到。“在二氧化硫排放控制方面，这个制度的效用很好。”
然而，奥兹也谈到，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成功可以归结为技术的突破——这些技术能使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代价更低也更容易。此外，二氧化硫被雨水从大气中洗脱，也使二氧化硫排放者——比如，燃煤发电厂——下风向地区所受到的影响有所减少。而二氧化碳则不同，这种气体会从任何地方释放出来弥散到整个大气层中，从而使这个全球性问题更趋恶化。
全球性的治疗方案
因此，制订一个全球性的“治疗方案”就是必不可少的了，采用税收的方式实施这种方案会很困难，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国际性的税务当局。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支持者称，这个制度更适合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信用交易系统可以跨国界运作。中国的一家电力企业，可以从美国的一家洁净化石油炼制企业购买排放许可。
自2005年以来，利用一个旨在让各个成员国履行1997年《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也称为《京都协议》）规定的义务的计划，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在欧盟一直被用来向二氧化碳开战。批评者抱怨说，该计划实施的头两年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分配了过多的污染物排放信用。批评者认为，信用过多导致人们没有多少减少排放量的动机。
但是，该计划的拥护者认为，从2007年开始，该计划进入实施的第二阶段以后就变得更为严格了，这一计划促成了一个活跃的排放许可市场的形成，而这个市场对这一系统的运作则是必不可少的。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强力支持建立一个“碳信用”（carbon credits）（也称为“碳汇”）拍卖体系。让公司为排放污染物的权利付费，会使它们立刻产生洁净化的动机，并能因此给政府带来可用于资助能源项目的收入。但是，商业团体则游说反对建立拍卖体系，它们坚持认为，这项拍卖计划的花费过于高昂，为了使法规获准通过，面对它们的要求，立法者做出了妥协。奥巴马政府对目前这种非拍卖的形式表示支持。
这样的结果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应。看到取得的进步，很多人表示高兴，而有些人则怒不可遏。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和其他几个环境保护团体认为，自己不会支持这项提案，因为它只能使碳排放水平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降低4%，而不是它们认为应该达到的25%到40%的减排水平。此外，它们还认为，这项提案为刺激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所设定的目标——到2012年和2020年，可再生能源生产分别占全部能源生产的6%和20%——也是不够的，此外，对污染物排放者而言，免费分配污染物排放信用意味着“免费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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