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乘着美国牛市势头发展壮大。美国民众在消费、中国厂家生意兴隆，国家的出口经济每年都在稳步发展。
如今，随着美国消费者缩减开支、出口工厂关闭以及两千万中国下岗工人，上述趋势正在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破坏。在全球经济紧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虽然仍在扩展，但是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并于2008年第四季度降至6.8%，达到七年以来的最低点。政府已承诺实施4万亿元(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力求保持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但是今年中国能否达到8%的增长目标还有待观望。
专家们在2009年沃顿中国商业论坛中指出，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中国必须保持经济增长，无论是通过出口还是国内消费。沃顿中国商社是一个学生团体，在该团体的组织下，大会对从消费主义到资本市场等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论题展开了研究。
论坛期间，经济低迷并不是所有发言人的演讲重点。“我并不认为经济问题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挑战，”欧莱雅(中国)副总裁、大众化妆品部总经理魏爱玛（Emma Walmsley）女士在一次有关中国消费者的小组讨论会上表示，“我们的市场并未受到直接影响。”
魏女士表示，到目前为止，她的公司感受到了“口红效应”，口红效应指的是在经济危机时。消费者更愿意购买相对廉价的奢侈品比如化妆品，从而来推动销售。
其他专家则认为中国经济前景堪忧。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教授（Marshall Meyer）指出，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重创。“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迈尔教授说道，“上游的微小动荡会引起下游的强烈反应。西方消费缩减带来的影响将会波及整个中国。”
如果中国不出台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来解决长期的经济问题，政府将会面临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迈尔教授说道。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见证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有1.3亿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出口型工厂的劳动大军。鉴于这些工厂目前都深陷困境，国家必须决定如何分配资源：是继续加强出口、还是为产品开创新的国内市场？
“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实现城市化发展、在国内发展行业、以及将僵化多年的国内贸易体系搞活，”迈尔教授说道。政府在短期内可以投入足够资金来保障工人就业及经济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造作工作”无法拉动中国的消费，他补充道，“从长期来讲，人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消费？因为他们必须为养老、医疗和教育存钱。”将经济刺激方案用于社保、教育和医疗方面，将比用于桥梁、公路和其他建设项目更能刺激未来的消费，迈尔指出，“要想解决消费者支出问题，在‘软服务’方面进行投资或许是最佳解决方案。”
扩大信贷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离不开强大的消费者基础。“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沃顿商学院营销学教授张忠(Z. John Zhang)说道。2008年，中国拥有20个亿万富翁、414,900个百万富翁，中等阶级的消费者数量在6千万到1亿之间。张教授说道。
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为2万亿美元，因此，如果出口下滑，政府仍有足够资金来保持经济发展，张教授说道。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增速可以缩减至5%，政府仍能通过刺激消费来达到其增长目标。但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中国能否保持以往的增速尚不可知，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幅为9.6%。
“在经济危机之前，每个人似乎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持续另一个十年，”张教授说道。但是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下，“此种预测是否准确仍不得而知。”
数位演讲者在论坛上指出，中国必须花费用于刺激方案的资金，而且还必须实现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以迎接未来的经济挑战。中国的消费者在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消费信贷之前，仍将以谨慎消费为主，科特勒咨询集团总裁米尔顿·科特勒(Milton Kotler)表示，该集团为跨国公司提供在华营销策略。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在深圳和北京设有办事处。
“中国民众不会将他们的存款花费在消费品上，”科特勒说道。“他们会存钱购买具有可观评估价值的房屋。但是不会购买不耐久的消费品。”中国必须向私有零售渠道扩大消费信贷，从而来拉动更多的消费者需求，科特勒指出。他建议中国政府应当提出新的宣传口号：“消费光荣！”
“中国的信用卡数量多达1亿张，”科特勒说道，“年轻人在使用信用卡，但还不够。他们需要五张信用卡而不是一张……[消费]行为会随着信用卡数量的增多而发生变化。”
金融创新
数位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必须放松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控制，应开放金融体系并进行创新，从而为长期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瑞银集团北京的董事总经理Simon Jin表示，中国应当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来减轻银行体系的压力。较为发达的企业债券市场能让中国公司更容易融资运营，因为这是贷款或发行股票的一种替代办法。
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对中国的投资者也是有帮助的，他们除了把钱存入银行或投资股市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投资选择。“除了上述两种途径，几乎是别无选择，”他说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口进入老年阶层，对固定收益投资的需求与日俱增，他指出，“投资者显然需要更多的选择机会……政府应当有意识地去发展市场。”
在有关资本市场的小组讨论会上，德意志银行的施晨（音译，Shi Chen）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论述，他建议中国可以考虑为信用违约互换创建一个管制市场，信用违约互换是用来为企业债券保险的一种衍生性投资产品。“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依旧是发行股票，但是企业债券是另一种手段，”施说道，“信用违约互换是很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交易场所的话，信用违约互换可能会使整个市场崩溃。”
施认为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时，应当留意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体系时下是适合中国的。这是否表示中国应当对所有金融创新采取限制？绝非如此。我认为中国应当寻求合适的平衡。金融市场应当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中国在推出任何类型的金融创新时，应当看看中国经济是否能承受得住，而不是贸然推出。”
贺钦斯（Walter Hutchens）是华盛顿史波肯惠士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和金融体系，他一直赞成中国进行金融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断裂了，”他说道，“该体系并未有效地分配资金。”
在中国目前的体系下，工人们的存款都被集中到四家由政府运营的银行中。这些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政策贷款，同时政府也能左右哪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换句话说，银行业和股市未让普通人获得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来发展中国经济，”贺钦斯说道，“因此，我们对要中国人说的就是，你们应当更[美国]些。”换言之，他表示中国应当设立独立监管机构、开放金融体系，在金融产品方面推陈出新，用于建设整个经济。但是，当前的经济危机让他感到踌躇不决。
“针对中国提出的所有建议，必须摆在全球最新局势的大背景下来予以考虑。我们本身正在加强市场管制，逐渐加大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贺钦斯指出，“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此转用了中国政府用来描述其经济的常用口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方面，我还能提出一些有用的意见，”贺钦斯总结道，“另外，在为中国提供有关如何管理其金融体系的意见时，外国分析师们至少应当保持一种内心的谦虚，特别是美国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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