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一條帖子，點擊量就能達到數百萬。不過，當我們發佈帖子時，大部分人通常只是想讓家人、朋友或是每個平臺上經常聯繫的人閱覽。
然而不幸的是，那些“隱形觀眾”，我們所不知道的陌生人也正在閱讀我們發佈的帖子，或者他們可以看得到這些內容。只有看到我們發佈了不合時宜，顯得隨意的激進帖子，這些“隱形觀眾”才會現身。從小範圍說，你可能需要向某個連絡人或者同事道歉，解決一些負面回復。不過越來越多的例子表明，我們在推特 (Tweet) 或臉書 (Facebook) 上發佈的“問題資訊”會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也許會丟掉工作，甚者還會被一群陌生的“網路暴民”們當成公開羞辱的焦點。
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的英語教授艾曼達·蓋利 (Amanda Gailey) 說：“有些人會在推特上揭發或者羞辱他人，他們這樣做可能也是被誤導的，而且實施方式很拙劣。但如果你看了他們發佈的其他內容，你就會覺得，其實這也並非他們的本意。”蓋利專門研究數位文本編輯，她教授的一門課程叫做“數字時代的人類”。“一個人的事業因為這種事情而毀掉，實在令人痛心。一旦打開公開羞辱的水龍頭，你就不知道會流出來什麼東西了，這時候再去關，已經來不及了。”
在天狼星衛星廣播公司111頻道沃頓商業電臺 (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 播出的“沃頓知識線上”節目中，蓋利攜手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南茜·羅斯巴德 (Nancy Rothbard )，圍繞公開羞辱，共同進行探討，並提出遏制以上現象的策略。（返回本頁頂部收聽播客。）
兩位專家回顧了近期《紐約時報雜誌》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的一篇文章，其作者喬恩·羅森 (Jon Ronson) 特別強調了賈斯汀·薩科 (Justine Sacco) 的例子，她在2013年因為發佈了一條欠考慮的推特而被炒了魷魚。薩科是當時紐約數字媒體公司IAC的全球公關部主管，在從倫敦希思羅機場飛往開普敦之前，她發佈了一條帖子：“馬上就要去非洲了，希望別染上愛滋病。開個玩笑，我可是白人！”。高客傳媒 (Gawker Media) 博客矽谷閒話 (ValleyWag) 的一名編輯山姆·比德爾 (Sam Biddle) 把這條內容轉發在了他擁有15000名粉絲的推特上。等薩科11個小時後到達開普敦時，這條帖子已經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成為全球最熱推特。
“一種由來已久義務員警暴徒心態”
在封閉的親友圈發佈帖子實會帶來黴運，用羅斯巴德的話說，因為“我們通常更多關注的是親朋好友，而不是那些隱形觀眾”。最近，他就該話題在《今日心理學》 (Psychology Today) 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這只是我們的一種天然認知偏見，我們通常會關注那些引人注意的東西，於是就忽略了隱形觀眾的存在。所以當我們發佈帖子的時候，我們的確沒有意識到它可能已經進入了更多人的視野。”
蓋利表示，在過去的幾年裡，“人們逐漸習慣在網上發佈一些看起來乏味，無關緊要的個人想法。”她還指出，同時人們也驚訝於這些帖子會被人斷章取義，甚至誤解。除此之外，很多人不清楚形形色色的社交媒體平臺是怎樣控制隱私的，因此他們更新的帖子就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更多人流覽。
羅斯巴德研究過，在社交媒體上劃分界線會怎樣影響人們的私人關係。她指出，當人們使用社交媒體時，他們沒法獲得文字或語音提示，而在當面交流時，他們可以通過這些提示修正自身的行為或語調。“然而媒體的強大之處就在於，它可以把我們的想法傳播給更多的受眾，但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得到他人的提醒，在這裡卻無法得到。”
同樣，很多人作為媒體受眾，對於他們自身快速且激烈的反映並沒有考慮周全。蓋利說：“這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義務員警暴徒心態。當然人們蜂擁而起，逐漸成為一種運動時，公開羞辱就形成了。輿論回應很快就會變得越來越暴力和咄咄逼人，遠遠超出了最初預想的情形。”
蓋利向大家列舉了幾個問題，當人們對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內容反應激烈時，可以先問問自己：“你所攻擊的這種行為是否真的造成了傷害？你的攻擊物件是否具有影響力，它是公眾人物、公司，或者只是一個隨機的個人？你能百分百確定自己瞭解評論的背景嗎？你能夠確認這種行為代表了一個人平時的情感嗎？普遍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能力vs.正直
怎麼彌補在網路上犯的錯誤呢？羅斯巴德說，關於研究信任的文獻表明，當人們為某事道歉時，這可以幫助他們把自己的過失轉變為一種“能力過失”，而不是“對道德的踐踏”。回顧前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性醜聞時，她說，把這件事當作褻瀆正直來看待的人們，很難原諒他。“克林頓很聰明，他將這次事件化解為能力過失而不是褻瀆正直，能否令公眾信服，誰也說不準。”
蓋利表示，在社交媒體上，因為他人的攻擊性評論而對其進行羞辱可能帶有一些“社會正義事業”的意味，但是她仍提醒人們踏入該領域一定要小心。本期播客中，蓋利區分了“羞辱”和“揭發”。她解釋道，有時候，一個機構或一個群體揭發個人的網路行為，其目的可能是希望提高公眾意識，而不是譴責或羞辱個人。
蓋利從自己的課堂上得出結論，現在的學生們比一些年長者更懂得什麼是隱私。“他們在成年之前聽了太多警世恒言。他們知道不要把他們參加聚會的每張照片都發佈在網上。而放在五年前，這些道理學生們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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