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臺灣中部一家石腦油裂解廠發生火災。當時，島內蓬勃發展的環保運動並沒有意識到，這片烏雲之中透露著一絲曙光。五月初的這場事故已經是台塑集團一年之內在麥寮工業區發生的第四起火災了。這片工業區原本就備受爭議，如今更激起了民眾對自身面臨的一系列危險的聲討。島內的政界人士也難抑怒火，呼籲該工業區內的多家石化廠中止運行，直至安全得到保障。
工廠暫時關閉的最終效果尚不得而知。但臺灣環保主義者已經有足夠的理由在今年慶祝自己的勝利了。僅在4月份，政府不僅駁回了臺灣西部苗栗縣徵用良田修建科學園的計畫，台南市的當地非政府組織還贏得了一場持續10年之久的戰爭：一項在垃圾填埋場修建大型房地產項目的計畫最終告吹，因為環保人士發現該項目的開發商在環境影響報告中作假。
不過，環保人士取得的最輝煌勝利還是在4月22日。當天，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宣佈否決一項曠日持久的提案：成立於2006年、背靠國營大股東——臺灣中油公司的國光石化科技公司原本計畫斥資240億美元興建近海煉油廠。對於環保主義者而言，經歷了無數次面對面的談判、聽證會和抗議，這個結果顯然是令人欣慰的。他們擔心該項目可能破壞選址所在地——臺灣西部的沿海濕地以及生存在那裡的野生動植物，其中包括日漸萎縮的白海豚洄游廊道。
“國光石化”一案如今被當地人引為環保主義運動在臺灣的一個轉捩點。原因在於：直到不久之前，臺灣當局還在鼎力支持島內的企業高管，而非環保人士。而如今，臺灣環保組織的聲勢日漸強盛，臺灣企業紛紛轉變態度，島內經濟的發展軌跡也在瞧瞧地發生著變化。馬英九在取消“國光石化”項目計畫的當天召開新聞發佈會表示：“政府……希望借此契機，通盤檢討石化業的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向，實現臺灣石化業的升級換代，邁向高值化發展。”
綠燈放行
實際上，臺灣的環保運動在極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長足發展。直到1987年臺灣“解嚴”後非政府組織方才取得合法身份。第一批綠色組織就此誕生，其中包括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和主婦協會。據出生在美國的臺灣環保律師文魯彬（Robin Winkler）介紹，如今在臺灣有超過200家以環保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加入了這支隊伍，他們關注的內容從水土保持到動物權益，各不相同。此外，各地還有數以百計的環保組織著眼於多重目標，其中也包括綠色環保的內容。
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而言，環保並非他們的當務之急。在上海CEIBS中歐國際商學院的蔡舒恒（Terence Tsai）看來，臺灣人在20世紀8、90年代時的環保意識與如今中國大陸的情況有所類似：對於經濟發展的迫切渴望超過了對環境的保護意識。蔡舒恒對於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跨國公司的環保政策有十年以上的研究經驗。他說：“幾乎不出所料，當社會的富裕程度提高後，人們才會更加關注生活品質。”
據蔡舒恒回憶，臺灣當局自上世紀80年代末起，允許產業界沿島內西岸迅速擴張，同時在近海和內陸興建大批工廠和廠房。這些舉措都是以“提高臺灣整體生活水準”為名義進行的。當時極少舉行公開聽證，絕大多數臺灣人也默默接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畢竟這使得臺灣躋身“亞洲四小虎”之一。
臺灣也經常與其他幾隻“小虎”進行比較。與韓國等類似，臺灣的經濟發展極為迅猛。儘管在2008年有所萎縮，但之後該地區的GDP已經有所反彈。本年度預計增速約為5%。目前島內的人均年收入在16550美元上下。島內經濟以服務業、電子及機械出口為主。
臺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秘書Kan Chen-yi也參與了“國光石化”的抗議。他說，很多臺灣人“已經開始思考，我們是否真的需要更多的重工業”。“每件事都可以從經濟視角予以考量。GDP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但卻不像以前那麼重要了。”
聲勢日漸壯大
愛琳達（Linda Arrigo）是綠党成員之一，于1963年從美國搬到臺灣。她指出：與今天不一樣，臺灣早期的環保運動主要是以一些臺北的知識份子為主。到如今，政界也關注到了環保運動主流人群發生的變化。她說：“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非政治性質的非政府組織……他們是支援環保問題的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
蔡舒恒也同意這一點。他說：“臺灣的全面民主給了民眾更多發表意見的機會。他們既可以通過媒體，也可以通過其他非正式管道發表意見。”政界人士深知自己可以利用這些問題有所發揮，圍繞當下的環境熱點問題擬定政策，例如氣候變化等。即將在明年1月謀求連任的現任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就表示，希望能夠在2020年之前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30%，恢復到2005年的水準，也就是2.57億公噸上下。為此，政府表示將在每個縣劃定兩片區域，總共建設50個“低碳示範社區”，大力發展電動汽車、節能電器和回收等。此外，政府還表示希望在2014年之前建設六座低碳城市。臺灣“環保署”已經在著手收集資料，瞭解270家工業污染大戶的排放水準（目前均為自願參與），以便建立一套強制性的碳補償交易計畫。
但是，核能問題日益變成一個環保領域的燙手山芋，引起了政界和環保人士的同時關注。日本“3.11地震及海嘯”災難發生後，福島核電廠遭到嚴重破壞。臺灣地區的數十個環保組織大為震驚，紛紛舉行示威，反對繼續修建位於臺北東北方位的島內第四家核能發電廠。雖然政府此前承諾在2012年底之前讓核電廠投入運行，但最近數周的媒體報導顯示，政府的想法已經有所轉變。5月出版的一份當地報紙透露，臺灣“經濟部長”施顏祥（Shih Yen-shiang）首度公開表示，政府可能不會延長現有核電廠的使用壽命，第四核能發電廠“在確定安全有保障之前，也不會投入運行”。
平衡三角關係
面臨如此明顯變化的並非只有臺灣政界人士。島內企業界也必須適應新的環境綜合體。臺北歐洲商會共有會員400家。歐商會執行長何飛逸（Freddie Hoeglund）說：“經濟競爭力、環境保護和生活品質之間的三角關係必須得到解決。”“如果一家公司或者一個國家想要保持競爭力，就必須同時考慮上述三個因素。”
但是也有專家指出，臺灣企業根據環保情勢校準企業策略並非易事。臺灣“環保署”網站上列出的針對外國投資者的環保規定約有30條，從2003年施行的污染管控費徵收指導，到2009年發佈的危險廢棄物拆除許可規程。“環保署”幾乎天天在網上修改現有條例或政策。專家指出，這樣做可能會嚇退很多外國投資者。臺北渣打銀行經濟師Tony Phoo就說：“他們不計成本，但卻面臨來自環保主義者的強大壓力。政策是否會有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投資講究的是不確定性越少越好。”
上海中歐國際商學院的蔡舒恒以此為背景，分析了臺灣企業如何面臨環保人士的“重重壓力”。其中包括媒體和企業引領公共意見的能力。蔡舒恒認為，由於與國際政治脫節，臺灣的新聞媒體非常關注內部事務。諸如企業環境失誤這樣的話題總能引起記者的興趣。非政府組織也慢慢認識到了這一點。媒體“總是對這類問題充滿了渴求，”蔡舒恒說。“這對臺灣企業來說是非常有效的管控手段。”
蔡舒恒引用了台積電作為與時俱進的企業典範。這家（年營業額）144億美元的企業著手對供應鏈上下游的健康、安全和環境風險進行審計，並建立了一套可持續性指標，此外還為主要供應商開展培訓。台積電最近又成為了第一家完成碳足跡庫存的臺灣企業。去年，該公司還成功達成目標，將旗下工廠的氟化碳（鋁製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低於1997年至1999年之間的平均值。
那麼，對於其他本土企業和外企蔡舒恒又有什麼建議呢？“一定要非常仔細地研究政策走向和公共意見。”他說，“如果你不這麼做，（缺乏瞭解）終有一天會害了你自己。”
蔡舒恒指出，如果來自公共領域、媒體和政治上的壓力還不足以令某些企業感受到壓力、完成向綠色企業的轉變，那麼還存在另外一種壓力：全球客戶。與台積電類似，絕大多數臺灣企業的營收都來自島外市場。很多大客戶和合作夥伴（例如台積電的大客戶荷蘭跨國企業飛利浦電子）都將綠色環保政策作為交易的前提。與中國大陸等擁有龐大國內市場的地方不同，“臺灣企業別無選擇，只能遵循標準化運作，” 蔡舒恒說。臺灣企業起碼要明確表明環保責任，才會有美歐企業願意購買他們的產品。
何飛逸說：“加強環保的法律法規和執行力度並不會導致商機減少。事實與此恰恰相反。”
但也有專家警告說：提高對環保實踐的審查力度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文魯彬就預計說，如果企業發現滿足環保標準升級所付出的代價過於昂貴，那麼行賄地方官員的可能性就會增加。Phoo則說，其他臺灣企業可能會將工廠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等相關規定比較寬鬆的地方。
“隨著兩岸企業間的聯繫愈發緊密，也可能發生這樣的問題，”蔡舒恒說，“臺灣企業可能會轉移到中國大陸。我們並沒有掌握大陸方面的精確環保資料”，而且那裡的環保規定發展也不像島內如此迅速。這是我最擔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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