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30多年來使各國制定限制進口紡織品和服裝數量配額制度的《多種纖維協定》終於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失效。全球紡織品配額的取消有望提高中國的服裝生産數量，使北美和歐洲的消費者受益。但是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專家和其他分析人士指出，發展中國家在把服裝行業作爲通向工業經濟的橋梁的同時，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邁爾（Marshall Meyer ）認爲，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工業長期以來一直受到苛刻的配額的限制，在配額取消後，必將充分發揮其數量衆多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從世界其他地區奪取市場份額。“中國將會生産大量的紡織品和服裝，佔領全球市場中的巨大份額，”他說。“這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中國世紀：正在崛起的中國經濟及其對全球經濟、實力平衡和你的工作的影響》一書的作者歐戴德·申科（Oded Shenkar）說，中國服裝和紡織品目前佔有全球市場份額的20%。配額制度取消後，這一數位會上升到45%到70%。他同時也是俄亥俄州立大學Fisher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這是一個分水嶺，也是多年來服裝和紡織品市場的第一次徹底開放。”
對紡織工人提供支援和幫助
幾十年來，針對配額的辯論主要是圍繞國內政策，也就是保護美國和歐洲內部的紡織業工作機會而展開。事實也確實如此。就在新的配額制度在這個月早些時候實施後沒幾天，一家已進入破産保護階段的名爲西點史蒂文森的喬治亞州紡織廠就聲稱它將解雇2465名員工，占其總員工數量的21%。它還將關閉其在美國的24家工廠中的5家。這家公司把裁員關廠的原因直指配額制度的取消。
沃頓商學院的跨國企業管理學教授史蒂文·柯賓（Stephen Kobrin ）說，紡織工業確實應該移師海外，但是“這會帶來新的問題：我們應該爲美國的紡織工人提供什麽樣的支援？”作爲讓消費者通過自由貿易而取得低價産品的交換條件，美國對在此過程中失業的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從理論上講，我們提供短期培訓，讓消費者從開放的市場中獲益，”他說。“但是我們從來就沒有把這個培訓搞得很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柯賓的預測，一旦配額制度被取消，不但西方國家會從中遭到一定的打擊——很多國家早就減少了服裝業的工人數量，讓他們轉向其他行業——發展中國家也會嘗到苦頭。很多新興國家在過去10年中把希望寄託於服裝業，因爲當時中國由於配額限制無法出口大量服裝，這一空白可由這些國家來填補。“一個更爲有趣的問題是：‘別的發展中國家怎麽辦呢？’”柯賓問道。“公司會把墨西哥，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紡織廠遷到中國嗎？你怎樣保護這些國家工人的利益呢？”
總部位於美國的公平紡織品貿易全球聯盟預計，新的貿易規則會讓3000萬人失去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貧窮國家。該組織的成員包括紡織品公司以及全球49個國家的91個貿易組織。“發展中國家的紡織業將出現大規模的轉移，”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維特·亨尼茲（Witold Henisz ）預測說。“那些長期以來得益於配額制度的國家將會出現敵對情緒，至少他們的共同利益會減少。”
沃頓商學院的法學教授菲爾·尼克斯（Phil Nichols ）指出，如果不是因爲配額制度，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機會建立起目前規模的紡織和服裝工業。一些事實表明，有些國家並沒有用足它們的配額。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中國製造商在另一個國家建立工廠，利用該國沒有用足的配額，或者把中國生産的産品運到這些國家完成最後的工藝，以算作這些國家的配額。“很多國家被當成了中轉站，這樣許多産品就能進入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的大市場，”尼克斯說。現在，配額已經取消，“中國也就不再需要這些中轉站了。”
他不認爲制衣業是發展中國家創造工業崗位的正確途徑。發展中國家並不會因此從生存性的經濟轉爲能夠生産具有附加值工業産品的國家。他解釋說，從競爭性優勢的經濟學理論上來說，各國應該把重點放在它們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和其他經濟體相比。“很明顯，在很多國家，制衣業之所以得以發展，完全仰仗於配額制度。而這未必是這些國家最擅長的行業，”他說。從長遠來看，配額的取消“會迫使這些國家無法繼續走這條捷徑”，從而把重心放到他們自身的強項和優勢專案中去。
削弱影響
申科指出，儘管配額制度被終結，全球貿易體系還是有一定的機制來減少新政策對其他制衣國的影響。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款，其他國家有權在“進口猛增”的情況下繼續利用配額制度。但是，他補充道，任何技巧也只會暫時限制中國的增長速度。“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這麽做的唯一結果就是讓不可避免的事情遲一些到來。”申科說。
爲了弱化對其他服裝和紡織業國家的打擊，中國對自己的出口産品增加了關稅。這一新政策也許是爲了對付貿易夥伴的新的保護政策。中國會對諸如內衣、褲子、西服、外套等産品徵收每件0.2元（2美分）到0.3元的出口稅。
“中國深知自己不僅在紡織業，而且在其他許多行業的位置非常微妙，他們對此也很敏感，”他們要在擴大自己的出口和受此影響的其他國家將對中國採取的敵對政策和保護主義之間找到一種平衡，申科說。“出口稅其實微乎其微，不會有什麽實質性的影響。這一措施的目的是爲了減小一些壓力。”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傑拉德·麥克德默（Gerald McDermott ）指出還有別的壁壘能夠用來減緩這一轉變，比如環境法規和公平貿易規則等。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抵制血汗工廠生産的産品。“每次貿易規則有所改變時，有一個壁壘被降低，就會經常出現一個新的標準或者要求，成爲一個新的壁壘，”他說。“那些反應將是：‘我們必須暫時限制進口，進行調查。’” 然後調查就需要兩年時間，貿易也因此放慢。
麥克德默說，如果其他國家能夠提供更加專業化的流程，那它們就有可能和中國競爭。對客戶和市場的交貨時間是因素之一。“投資是有黏著性的，”他指出。“製造商不會在一夜間抛棄自己的長期供貨夥伴，轉而投向中國的懷抱。”
不能帶來利潤的繁榮
邁爾的觀點是，中國在大規模生産的同時，正在通過高度專業化，製造越來越多的高質量産品。比如說，一個城市可能專門生産襪子，而且只生産襪子，直到其工藝流程達到完美。中國紡織和服裝産品質量會因爲小規模的創業企業而日臻成熟，他補充道。“非常有趣的是，你會在一個城市到處都有車間，而他們的運作效率和一個大工廠一樣高。這些小工廠共用技術、物流、甚至市場營銷，他們通過協同運作，運作十分高效。”
儘管邁爾預測中國的出口會隨著配額的消失而大幅上升，中國的工人卻不不定會從中獲益。這是因爲他們的勞動力爲産品所帶來的附加值在整個産品中只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這裏的矛盾是：一方面中國大規模出口玩具、小商品、低端的消費電子産品，對中國以外的其他工業體産生重大的影響，但是對於中國內部的生活質量卻沒有什麽改善。這就是全球生産力過剩的矛盾。”
除此以外，他說道，中國政府也許會利用其政治手段和外匯儲備來支援其低利潤行業。因爲中國政府知道，如果中國公司能夠在競爭中獲勝，他們最終還是能在利潤率很低的行業中賺到錢。“我把這稱爲不能帶來利潤的繁榮。錢最後落到了企業家的口袋，工人只能拿到很少一部分錢。但是這是一種競次競爭。”
不管怎樣，最後的贏家還是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消費者。他們能夠花更少的錢買衣服，從中獲益。申科指出，當2002年對中國出口浴袍取消配額之後，出口量增長了5倍。“這多少讓你對變化有一個量化的認知。我們已經看到會出現什麽樣的影響。現在這種影響會出現在各個領域。而消費者當然能夠享受到更低廉的商品。”<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pt; FONT-FAMILY: Verdana; mso-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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